李沙

摘 要：电影《色戒》中有着大量的文饰装饰，这些装饰不仅作为电影舞美的一部分，更为推进这部充满悬疑元素的影片发展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本文通过“文”之美的哲学范畴，探讨文饰的改变对于影片叙事的推进作用和“文”与“质”在影片中的美学含义。

关键词：旗袍;戒指;《色戒》;文饰;文与质

作为最具有生活功用性、将“人文”之美体现于外的当属文饰。人们的衣着裙裳，色彩的鲜明淡雅，容貌的绿鬓桃腮，房屋的红墙绿瓦，文饰作为一种时代和文明的象征，是不同时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融合，是不同时期不同年代情感的缩影，是一定程度上身份地位的外在体现和时代风情的还原。

文饰作为生活必需品，在各门类艺术中均有“出场”。电影是一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可以让观众得到直观的感受，故而“文”之美常常可以在影片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无论从结构、光影调度、故事内核来看都可圈可点，看似可有可无的细微文饰在不经意间增加了影片的叙事性，极大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文饰之美在片中集中体现为女主角王佳芝频繁更换的旗袍，色彩由浅入深，样式由简朴到雍华，散发着王佳芝神秘幽雅的魅力，蓝、紫、青莲、墨绿、靛青等极其相近的颜色，与整个电影稍显阴暗的色调搭配起来，体现着人物在不同背景下的转变。经过“文”之美的装饰，王佳芝从一个“性方简，无文饰”的清纯女大学生，摇身转变为一个浓妆艳抹暗藏心机的女特务。观众在流连王佳芝若只如初见的纯情面庞时，心中却期待着她与邝裕民这对郎才女貌的绝佳配对，而李安却借用邝裕民之手将其美人推向不归路。

我国古代对于美的观念，最早源于许慎《说文解字》一文对“美”字的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以羊大为美，且需肥美，可见在古代人的审美视野中，“质”也是作为评判美与不美的标准之一，先于形式美，即所谓的“文”之美。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也就是说，合乎礼的一切外在表现称为“文”，内在具有仁德爱仁之品格的言“质”，在孔子的审美观念中，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需“文质彬彬”、“能立能行”。

王佳芝的出身作为“质”之美的完美体现，好读书，身着样式简单、质料素朴的麻布旗袍，清汤挂面般不经意挽起的头发，眼中闪烁出的纯真情感，好似文雅可人的小碧玉，无需过多文饰早已惹人心疼，这个浑身散发着书卷气质的大一女生曾经如此之单纯。

此时的王佳芝，的的确确是以“质”为饰，“礼为情貌”，身上的文饰则是书本，眉目之间的俊秀，浓厚的书卷气质与天生丽质的容貌浑然一体，内在秀丽的情性无需涂脂抹粉，无“文”胜有“文”。导演在细节上的把握甚是到位，作为学生身份的王佳芝，身着的旗袍总是无花纹细布面料，多为淡雅纯色，方格布衣，样式以中规中矩无流线感的中袖或短袖为主，发饰以披肩素发，莞尔一副清新温婉的模样。手着几册书籍，大方之余又显得古典可人。

王佳芝自身“文”“质”相合，一面似春风玉面清纯少女，一面又似妖艳鬼魅寂寞少妇。易先生这种老谋深算的色鬼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这种上乘姿色的“大羊”，王佳芝遂将计就计，大胆扮起了富商太太。从王佳芝的服饰到发饰，导演李安透过旗袍的样式与质料，点出女主角王佳芝所面对环境的改变。

王佳芝第一次作为麦太太的身份出场，作为几个大学生的小把戏，自然缺少几件成色上乘的首饰和贵妇气质的服饰，其他太太们都带着“鸽子蛋”似的戒指，“麦太太”手上的却只有米粒似的。这位假太太无太多的文饰，心中也是虚的。在与易先生易太太见面之前，紧张的她不停搓动着“米粒”。由古至今饰之“文”总是与“礼”息息相关，儒家之“礼”则与地位高低卑贱联系。

麦太太登场身着清雅淡色条纹旗袍，米、褐、白、蓝四种脱俗色彩搭配，若隐若现的胸衣的弧线，面容略施粉黛，质地柔软的帽檐犹抱美人半遮面，这种刻意的稚拙，造就了麦太太天成的风情。初为麦太太，王佳芝丝毫无意识到之后会沦为文饰质衰的牺牲品。

成功踏进敌人后方巢穴后，赢得了与易太太等贵妇名媛同台竟技的机会。麦太太布旗袍的日子终于过去，清纯女大学生开始正式转变角色，其服饰由此转为冷色系，在易家老巢暗沉的色调中，风情万种的麦太太犹如莲花不动声色般绽放。麦太太终于在一次落雨天，与易先生有了近距离接触，此时王佳芝已全然进入麦太太的角色，麦太太的娇柔风骚顺水推舟层层展开，一袭鲜蓝色镂空薄纱旗袍陡然间令空气都滋生出种种暧昧，薄薄一片香云纱，偏遇一场天赐良雨，于是坦荡荡娇弱到不胜风力的袅娜。几分狼狈也成了无声的暗诱。鲜红两片樱唇欲开还合，一把乌黑大伞建购起子虚乌有的私密空间，电光流转的刹那，情欲纠葛。

而与儒家文质相合观背道而驰，道家强调需保持先天素朴的本质，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文”的出现会破坏“质”的本真，文质需两分，去除外在一切的雕饰，崇尚全真保性，自然自足。

《易传》中将“文”的阐释从“观鸟兽之文”延伸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文”通向天文、地文以及人文这种形而上的层面，“人文”在当时以礼乐为主，而“礼坏乐崩”后，先秦诸子在先前礼乐之文基础上开始了对“文”的含义进行重构，礼乐的人文精神得到了深入广泛的发掘和提炼，“文”中“人文”、“文化”等意涵崭露头角。这种以“文”为美的思想与儒家崇尚文饰之美类似，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人文”之美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生活功用性，表现在顶戴花翎、车马幡旗、器物花纹、金银首饰等方面。同时，“文”还具有社会功用性，体现在人之纹上：“文犹美也，善也。”

在影片中，作为麦太太的王佳芝渐渐进入角色，可好景不长，即将上钩的大鱼却突然溜走，使得关于麦太太的一切文饰都多余起来，房间撤下了家装饰品，麦太太虽说告别了童贞，却也毅然“去文”，投身于王佳芝本体角色中为生计奔波，重进学堂，忍受日语教学，她挣扎着生存，“好质而恶饰”，所有文饰在口粮方面都显得溃不成军。

四十年代的上海，无需多言辞，影戏院里人们穿着中西合璧的旗袍搭配英伦风格长款风衣，女人们的旗袍越来越短，时尚的短裙、衬衣、西式洋装相继出现，年代的定位随着摩登女郎们的饰之“文”一目了然。

略带几分轻佻的旗袍，袖子悄悄在消失，再次粉墨登场麦太太的旗袍已是典型四十年代最时尚的样式，无袖，短下摆，低低的元宝领，窈窕紧致的腰身， 三年前易先生见过她玲珑绮艳的身段，如今重逢，便是识途老马重返故地，麦太太身上的文饰记忆犹新，所以驻足招呼。得以看清她当日蓬松的卷发烫成最时新的样式，额头光光洁洁的露出来，干净俏丽一张脸。眉目没有大变化，六角形的脸庞更显分明。麦太太如今手上也配搭了上流社会太太们必备的文饰——戒指。而后麦太太的旗袍多为绸缎面料，大多开衩高，既符合其贵妇身份，也微含挑逗之意。此时导演潜心为麦太太多施文饰，为的就是以外在的礼之文满足贪淫声色的易先生眼福欲望，《荀子·富国》中，精辟地论证了礼之文是为了满足人们欲望：“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固以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

此类甚奢甚泰为礼之文而言，在荀子的文质观中是合理的，礼饰人性即文饰人性。无论何种文饰，源于礼，发于文饰，“不可太质，故为之饰”，文饰成为人们情感的一部分代表，也是真实生活中的“缘饰化”。

荀子将礼的起源归于欲，认为欲“是礼之所起也”。

人的本欲则是喜爱享乐，以美好之物充耳目，满足心身两重欲望。荀子认为从人的本性情出发，追求的都是一种自由无压抑的自然状态。在影片的高潮阶段，麦太太的服饰却越发显得纹案素雅不如起初花哨。王佳芝身着一件片中少见的暖色旗袍，虽为深蓝色底，花案却选择米黄色，领口镶嵌精美盘扣，下摆与袖口都搭配之红色绸缎边，二人酌饮三五美酒，促膝畅谈，安然偷得一处闲暇时光，情投意合。与之前二人虐恋的激情之事相较，褪去了奢靡淫逸的气息，倒是温存下一份精致与娇贵。王佳芝更是为《天涯歌女》注入了新的生命，一次不经意的即兴表演，不就是二人难以预测的人生么？

麦太太最后一件旗袍，同影片开场时的一件，是原著小说中张爱玲亲自为王佳芝所作的造型设计：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这一服饰的设计，使得王佳芝在上法场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魅力，一方面个人地位在易先生心中达到巅峰之顶，另一方面简洁而高贵的造型将王佳芝在牺牲前平静而复杂的心情全然烘托了出来。

在影片中作为点睛之笔的文饰——戒指，不仅是人物身份地位转变的象征，也是王佳芝内心的外化表达。麦太太王佳芝与易先生几次床笫交欢之后，易先生以文饰来向王佳芝投递好感，赠出昂贵无双的“鸽子蛋”，本该借机刺杀之时，这一戒指，却令王佳芝未戒色而戒了戒心，此文饰作为影片的内核，一方面为“戒指”之意，另一方面为“戒色”之意，当它真正带在了麦太太的手上，麦太太猛然意识到，她已经成为麦太太躯壳下的爱上易先生的王佳芝了，当初那个“文为质饰”、野心勃勃为抗日报国的女大学生，如今已成为“以文为饰”、难以舍弃荣华富贵的麦太太了。当年手上的“米粒”变成如今巨大的“鸽子蛋”，沉沦的是女大学生、抗日女青年、王佳芝无法抗拒的内心。两个可悲的人物都因对方故意的文饰而沦陷内心，一个出卖灵魂麻木了肉体，另一个出卖肉体迷失了灵魂。没有得到“文饰”之戒指之时，王佳芝仍然怀有警戒之心，时刻有意识自己身上背负着革命的人物，手中无戒而心中有戒;在影片高潮阶段，王佳芝终于获得了别的太太口中昂贵的“鸽子蛋”，王佳芝再也抵不住易先生的绵绵情意，一句“快走”将自身出卖得一览无遗，手中有戒，心中戒备全然消失，最终逃不出命运的悲剧。

“文”之美作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在礼乐崩坏之后，“文”仍然作为礼的一部分，衍生出多重意义，文饰作为“文”之美的分支，体现出不同环境不同阶级之上的礼乐教化特征。而“文”与“质”又是古代诸子百家之争的论题，无论是“文质彬彬”还是“文过饰非”，都表达出人们真实的自然情感和欲望。文饰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由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文饰者的内心世界。电影《色戒》中由文饰之美所表达出的人物性情和故事内核发人深思，文饰不仅仅成为服饰造型对于电影的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这部电影的叙事起到外部的推动作用，影片在逻辑线索与物件线索的交织之中浑然一体，对于人性的善意的嘲弄，在文饰之美的不断变化之中显得富有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