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远琼

下田歌子推行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虽然还是以女性家庭角色的存在为前提，但已将女性角色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

为缓解统治危机，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书《奏定学堂章程》，拟兴办新式学堂。在这场史称“癸卯学制”的革新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第一章第九节主张：“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若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学》之类），广为译书刊布。”

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在1902年5月就曾由清末外交官钱恂之妻单士厘译刊。单士厘幼承庭训，自1899年起随钱恂驻日期间，曾送长媳在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子学校就读，她自己也与下田歌子结下了深厚友谊，更将翻译下田歌子《家政学》作为她宣扬女学、启蒙妇女事业之先声。

下田歌子是谁？

她的著述为何能成为当时中国的官方推荐书目？她的女子教育理念又对近代中国女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皇族公主的老师

下田歌子原名平尾鉐，1854年出生于美浓国惠那郡岩村（日本岐阜县），是松平藩藩士平尾镖藏的长女。据说她家学渊远， 自幼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经典，是个小神童。1871年，18岁的平尾鉐前往东京投奔父亲。翌年，皇室后宫改革，士族女性也可像贵族女性入宫充当“女官”，平尾鉐得以入宫做最低等的宫廷女侍。她才貌出众，能文善歌，很快得到昭宪皇后赏识，并得赐“歌子”之名，在宫内步步高升。8年后，“歌子”辞去宫廷职务，嫁给东京的士族下田猛雄。自此，平尾鉐得名“下田歌子”。

遗憾的是，下田猛雄嗜酒成疾，很快病逝，下田歌子的生活也陷入困顿。1881年，在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高官的援助下，下田歌子创办了桃夭女塾，开始从事女子教育活动，并由此逐步成长为被当时日本女性奉为楷模、影响遍及东亚诸国的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

下田歌子创办的桃夭女塾，主要招收士族出身的政要人物的妻女，学习内容以吟咏和歌以及讲解《源氏物语》为主，完全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日本传统文化修养。

1884年，宫内省开始筹建华族女子学校。下田歌子因曾为女官，又与伊藤博文等政府高官熟识，便受宫内省派遣，参与华族女子学校的建设。

1885年，华族女子学校成立时，下田歌子作为筹建人之一，以“年俸千元”的高薪，被破格聘任为该学校的干事兼教授，桃夭女塾也被并入其中。次年，她又升任学监，统管学校的教务，同时兼任家政课、修身课的教授，地位仅次于校长。此后20年间，她一直是华族女子学校的主要管理者，她主编的《和文教科书》三卷、《小学读本》八卷、《家政学》等也一直是华族女子学校的教材。

这期间的下田歌子，“才色兼备”，被世人奉为女性楷模。她也因此被选任为两位皇族公主的老师。1893年至1895年间，为更好地完成皇族公主的教育任务，她获得海外考察教育的机会。她曾在英国皇室附设学校生活过一段时期，并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后来又考察了法、德、意、瑞士、美国等欧美国家上流社会女子的教育情况。

下田歌子回国不久，华族女子学校并入学习院，她也升任了“学习院女学部”部长，继续负责日本贵族女子教育。1898年，她牵头组建“帝国妇女协会”并出任会长。不同于当时通常只面向上流社会的妇人团体，她组建的这个协会面向全国妇人，特别是中层以下的大众女性。

下田歌子将实践女子学校教育目标定位为“传授修身齐家所必需的实学，培养贤妻良母”，在教学内容上开设国文、历史、家政、技艺等科目，学制五年。而女子工艺学校学习年限则为二至三年，主要以教授裁缝、编织、刺绣、插花、烹调等实用的家政技能，目的是“传授处世所必需的实学、技艺，兼授（女子）自立之道”。1908年，下田歌子将实践女子学校与女子工艺学校合二为一，保留实践女子学校的校名，同时增设附属幼儿园、高等专科部家政科和技艺科。

明治四十年，即公元1907年，就任“学习院女学部”部长兼教授的下田歌子，是当时日本官阶最高的妇女，声誉正隆。但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办的《平民新闻》突然连续刊登其丑闻，特别是她和当时日本政要的性丑闻。1908年，下田歌子因此辞去日本内务省“学习院女学部”部长职务，将全部精力转向由实践女学校及女子工艺学校合并而成的实践女子学校管理上来，大力推动日本平民女子教育的发展。1920年，下田歌子出任日本爱国妇人会会长，并兼任“顺心女学校”、“明德女学校”校长。1936年逝世之前，她一直居于当时日本女子教育界的指导地位，她推崇的“和魂洋才”的贤妻良母主义也一直是当时日本女子教育的主流理念。

来自历史的回声

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一衣带水的日本的崛起历史中认识到，国家“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之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癸卯学制”革新后，民间自愿和清政府官派留学东洋的中国女子日益增多。因下田歌子与皇室及政要关系密切，实践女子学校成立初始便声名远播，很多清朝留日女学生都选择进入这所学校求学。下田歌子便在学校开设清国女生部，专门招收中国女留学生，并在学制建设、课程体系上进行了特别的设计调整，以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对清政府留日女学生，下田歌子也推行其一贯主张的贤妻良母主义。

下田歌子认为中国女子“性不卑屈，其所长也；行不从顺，其所短也。惟矫其不从顺之行，而养其不卑屈之性，斯可以为内助矣。故其施教也，于品行陶冶之事，尤注意焉”。她的这种办学宗旨，与当时大部分的清朝国人对女学的态度相符合，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学生东渡日本到实践女子学校就读，甚至一些赴日考察教育的清廷官员为振兴中国的女子教育，建议将下田歌子引荐给慈禧太后。据统计，到1911年，清朝女子在日本留学毕业生总数为116人，其中实践女子学校就有94人，占比为80%以上。

这些清朝女子留学归国后，纷纷效仿下田歌子，翻译女学书籍、兴办女子学校、创办女性报刊，掀起中国女学热潮和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下田歌子也因此被视为“中国女子改良运动的功臣”。

事实上，不同于清朝盛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观念和女子“闭笼一室，不知有国”的现状，下田歌子推行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虽然还是以女性家庭角色的存在为前提，但已将女性角色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她认为女性不仅要做恪守妇德、践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亲，更要做有知识、有文化、有近代国家国民自觉的贤妻良母。在她的办学实践中，下田歌子也一直强调女子教育妇德涵养应与国体观念并重。因此，在清朝留日学生教育上，她也一直以日本国体利益为重。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下田歌子反对中国女留学生参与反日政治活动，坚持如果实践女子学校学生参加罢课便给予退学处分，让秋瑾等当时在女子实践学校求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失望愤慨，毅然退学。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正处救亡图存的关头，那时的中国女性不可能像日本女性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去做贤妻良母。所以，中国的女子教育重心很快就转移到妇女解放运动上来。

然而，当我们穿越重重帷幕，去回望下田歌子的女子教育理念，我们会听到家庭制度还未完全解体的现代社会以及男女性别差异还不能完全消解的未来时代，对女性角色贤妻良母标准要求的历史回声。正如老舍先生在1936年《婆婆话》中谈娶妻标准时写的那样：要娶，就娶个能做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