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周有光档案：

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

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读书;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

1933年，与张允和结婚，婚后留学日本;

1935年，从日本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参加反日救国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逃难到四川，在新华银行任职;

1946年，被新华銀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的重视并开始自学;

1949年，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1955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主持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坚持文字研究;

1979年，在国际标准化文献技术会议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1984年，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2006年，一百岁后仍笔耕不辍，出版有《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至今健在。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他不仅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倡导者，还是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旗帜性人物，曾被称为“周百科”“汉语拼音之父”。现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周有光的一生，与汉语拼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也为此付出了毕生心血。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周有光从欧洲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任教授。

“有人说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包括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这是一点。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诸如此类，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这些东西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很好，你把它收集起来，出一本小书。我就根据他的意见，在1952年出了一本小书《中国拼音文字研究》。那本书也是很幼稚的，是关于拉丁化的一些文章。”周有光先生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国家对文字改革问题很重视，将这项工作置于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周有光的经济学著作，又藏有周有光的语言文字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被打成了右派。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时候我的确很用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的研究重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的研究重心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儿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还有小委员会，其中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两代人为之付出过努力。

周有光说：“1950年，政府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我是老乡，他比我大，高了几级，最初都没有交往。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我常去看他，两家交往多了，我们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位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周有光说：“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个人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周有光表示。

致力于汉语拼音研究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的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在那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儿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

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当时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这样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澤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来，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研究方案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后，研究人员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仅这3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力气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3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采用。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虽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从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回忆那段日子，周有光感慨地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武龄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女儿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1958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约，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他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书，于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深刻阐释中国语文现代化

在周有光看来，“秦并六国，实行书同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语文的发展。辛亥革命，帝国变为民国，提倡国语，统一汉字读音，制定注音字母，文言改为白话。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普通话，实行汉字简化，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中国历史的演变总会引起中国语文的演变，中国语文的演变与历史紧密相关。”

清末以来，中国语文经历了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大众语运动等。这一系列运动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表音的字母化。

所谓语言的共同化，是说汉族需要一种大家通用的共同语。文体的口语化是指从文言走向白话的过程。汉字简化在清朝末年就开始提倡，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成为事实。周有光说：“我国内地的教科书、报纸和杂志已经普遍采用简化字。但是，马路两旁的招牌繁简杂乱，使人感觉城市街道十分混乱。书法应当分实用书法和观赏书法，实用书法应当使用规范字，观赏书法则可以任意变化。”

与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是表音的字母化。周有光说：“汉字一直缺少一套字母。古时的反切法自然非常不利于识字教育。1918年，制定以古汉字为基础的注音字母，开始了表音的字母化过程。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采用国际通用字母。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继承和改进国语罗马字。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通过，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89）。我国的语文政策是，汉语拼音帮助汉字，不代替汉字。汉语字母的诞生是个难产。从国外设计到中国设计，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内外有别到内外统一，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曲折，终于成为电脑上输入中文的主要媒介、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信息网络时代，汉字遇到如何在电脑上输入输出的问题。周有光说：“起初尝试整字输入;后来改为拆字输入，设计了千种以上的字形编码;最后采用‘拼音—汉字变换法，输入拼音，以语词和词组为单位，自动转变为汉字。现在，这种变换法已经成为各种输入法的主导。”

“规范汉字，包括简化字和传承字，在我国大陆已经通行。小学教师说，简化字好教，小学生容易认、容易写。在电脑屏幕上，简化字阅读清晰，联合国的中文文件准备一律用大陆的规范简化汉字。许多种古代书籍已经翻译成白话文，改印规范简化汉字。简化不妨碍书法艺术，书圣王羲之经常写简化字。书画艺术分实用书法和纯观赏书法。实用书法，如招牌要求大众能看懂，宜于用规范汉字。银行记录的电脑化，发生姓名生僻字不便输入电脑和转账，今后姓名用字应当以通用汉字为限。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过去多数人都是文盲，今天大多数人正在接受基础教育，这是我国文化历史的巨大变化。”通晓汉、英、法、日4种语言的周有光以百岁老人的历史视角纵论普通话、简体字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使用汉字人数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存在非常丰富的语言文字和方言种类。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72种语言，29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共54种，其中25种还在使用中。汉语有七大方言区、100多个方言片。它们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中国语言文字是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1950年以来，国家给没有文字而需要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对应用不便的文字进行修订或改革，少数民族和汉族一同进入语文现代化时代。

周有光的谈吐不仅给人以启迪，还常常富于幽默感。为了让人明白汉语改革的必要性，他总爱说这样一个小故事：从前，三个中国人在英国相遇，一个广东人，一个上海人，一个福建人，谁也听不懂谁的方言，不得不用英语互相沟通。如今，有了汉语改革，中国人都按照规范的汉语拼音发音，这种笑话才不至于再发生。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时代即将过去，‘书同文、语同音的时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社会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0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0到处用了。如2007年，现在用汉字常这样表示：二○○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0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因为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词汇也学来了。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不要觉得奇怪。当然，变，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有的能接受有的接受不了，要有一个过程。如我们小时候，没有说过‘沙发这个词，这是洋话。但现在不感觉它是外国话了，而且约定俗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不合理的词语会慢慢地被淘汰掉。因此，所谓规范化、标准化，一定要在社会语言的成分稳定以后才能规范化;否则，你规范它也没用处。”周有光还表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不是一次确定下来的，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研究、不断改进。“语言在变，你的规范也要变。所以规范化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推广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推广普通话会不会使方言消失？周有光表示，如今，中国一些大城市发展非常快，外面来的人越来越多，本地人口增加得非常慢。慢慢地，这些城市就变成了大城市、大都会。大都会不可能通行本地方言，必然有一种共同语言。在中国，共同语言就是普通话。大都会的通用语必然是普通话，这是一个自然趋势。这不仅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现象。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一股“汉语热”正在传遍全世界。不少国家规定，从中学生开始，就要通过拼音学习中文。这就不能不感激半个世纪前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师周有光。近几十年来，周有光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现代汉字学及语文现代化的研究中。在他的倡议下，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他任名誉会长。

被上帝遺忘的百岁人瑞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得过肺结核病、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110岁的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生活之事他都能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他说：“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了。”

周有光一辈子做人做事负责任、严谨，在语言文字上创下了丰功伟绩。在生活中，就是一件小事，他也毫不马虎。因为耳朵有些聋，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进入90岁以后，除了耳聋、视力有些差，周有光的身体还是很健康的。“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是生活应有规律，心宽。”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儿。

周有光是中国语言学的权威。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更不争权力、要待遇。他总能居于陋室、安于陋室，无求于物、自静其心。他说：“有些人常常为小事吵架、生气，我认为没有必要生气。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得好，‘生气都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家做错了事情，我生气，不是我倒霉吗？”就是这种宽容的心态，才使这位慈祥、快乐的老人得以高寿。

周有光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网球，现在已经做不了这样的运动了。老人就自己琢磨了一种运动方式，还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象鼻子运动”。周有光说：“大象的身体很庞大，但它却健康得很，不大生病。虽然它没有蹦啊跳啊的，但它的鼻子却经常地运动着，这正是持久的小运动带来的大健康。而且这种锻炼不需要器械、场地，随时都可以进行。”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子，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周有光认为，要健康、愉快，就要善于自己创造条件。他说：“老年人切忌孤独，应广交朋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文体活动;或者与忘年朋友交流思想，吸取青春活力，使老年生活兴味盎然。我现在都老得出不了远门了，只好把青年朋友请进家来。”

周有光做了一辈子学问，书很多。在他家，4间屋子都放满了书。有时，要查资料，他常常在4个屋子之间跑来跑去。周有光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幽默地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

周有光告诫老年朋友：“离退休后，应该珍惜和把握自己的生物钟，平时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起居按时。老年人了解和掌握生物钟现象很有好处：一方面，可积极配合家庭成员的生物钟规律;另一方面，把握自己的生物钟规律，可充分利用高峰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在低谷期要注意休息并保持心情愉快。”

周有光根据自己的生物钟，生活非常有规律。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睡，中间要午睡一会儿。他一生饮食习惯不变，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主食吃得很少，喜欢喝咖啡、饮红茶。他从不刻意地保养身体，不吃补品，生活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过量，不多吃山珍海味，就是赴宴会也不多吃。他说：“以前，我在上海时有一名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的，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

周有光在饮食上还有自己的一些小习惯，“牛奶是好东西，但我喝不惯。我是在红茶中兑入牛奶一起喝的，这样口味好些，因为红茶的浓重气味可以去掉一些牛奶的腥气。牛奶要坚持喝，才会对身体有好处。红茶性味甘温，可补益身体、生热养腹，还可以去油腻、开胃口。”老人还坚持天天洗澡洗头，一身清爽。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这篇“陋室铭”，粗看平白琐碎，细看则立意深远。字字句句，无不体现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周有光最好的长生不老的滋补品。

周有光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他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总结的人生轨迹是：人生就是一个增长弧线，100岁是一个关口。1岁至10岁是生长期，20岁至80岁都可以正常工作。90岁至100歲才开始衰老。

人愈老，愈发童真。周有光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自己的年龄。92岁时，他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他高兴得不得了。108岁时，周有光给8岁的小作家余果题词，落款为“老朋友周有光”。

总有朋友向周有光讨教长寿秘籍，问他是怎么活到100多岁的。他总幽默地说没秘籍，就是善忘，任何不愉快都会忘掉，因此“上帝也把我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