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年谱和艺术史研究

2015-05-30白谦慎

中国书画 2015年8期

白谦慎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辟有“人的专史”篇,年谱和传记为其中的两章。我在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二十余年,经常要参考中国学者编撰的年谱。我在研究傅山的过程中,也曾在其他学者编撰的傅山年谱的基础上,撰写过长文《傅山年谱补正》。当我用英文发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时,按照海外汉学家的惯例,将年谱译成“biographical chronology”,或“chronological biography”,如果直译这两个英文词,应为编年传记。但是,“biographicalchronology”这词在西方的语境中,通常类似中国比较简略的人物年表。西方虽然也有把一个人物的年谱编成_本书规模的,但数量比中国少许多。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年谱很受重视,编得好的年谱,会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年谱的编纂,有简有繁。作得简的,或是文献稀缺,迫不得已,或是资料甚为丰富,编撰者只举其大略。在近些年的学术风气下'许多学者取详尽一路,数十万字的年谱屡见不鲜。

中国学术重视年谱,和传统史学注重考证以及历史文献的特点有关。年谱的编撰需要很多考证工作。我的美国朋友李慧闻女士(CejiaCarringron Riely)研究董其昌,曾慨叹,中文传记经常不提供人物的生卒年和活动的具体年份,人们重视获得科举功名的日期甚于出生日期。以《明史》卷288中的“董其昌传”为例,此传没有董其昌的生卒年,除了提到万历十七年(1589)成进士外,另有四次提到年份,很多活动并未提供具体时间。《傅山全书》收傅山撰写的传记十九篇,多数没有生卒年(这样说,不排除在其他的传记文体中,如墓志铭和行状等会记录传主的生卒年,而这类传记失佚不传)。……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