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60年前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亚非国家首次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60年，沧海桑田，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亚非国家深化合作正当其时。

“中间地带”战略重要性日趋凸显

近年，国际格局“南升北降”加快。美西方经济总量持续下降，2013年西方国家经济总量首次低于世界经济总量一半。同时，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50%。当前，西方“将弱未弱”，新兴经济体“将强未强”，国际权力格局正处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权力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激化期和战争高发期。囿于“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当前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但其他领域博弈和斗争将日趋激烈。

其中，“中间地带”成为大国争夺的关键领域。亚非拉地区占全球国家总数的3/4，全球土地面积67%，世界人口总数77%，是大国博弈成败的关键因素。从地缘政治看，第三世界是“摇摆不定的地区”（尼克松语），也是实现霸权的争夺重点。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地缘经济看，“中间地带”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国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越大，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乃至经济规模就越大。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日益扩大，大国衰落大都始于丢失“势力范围”。当年英国丧失了殖民地后很快走向衰落，前苏联崩溃同样始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

“中间地带”基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大多“在路上”，其需要在几十年时期内解决西方花几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出现群体抗议和社会危机。一旦这些国家出问题，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通过利益拉拢、外交孤立、网络攻击、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策动分裂乃至发动战争等手段，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前伊朗、利比亚、苏丹、委内瑞拉、叙利亚、乌克兰等分界线国家动荡加剧，背后均有大国激烈博弈。

与亚非国家合作恰逢其时

中国逐渐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角色转换，外交战略将逐渐由“撞击反应式”的“大国小外交”，向“参与塑造型”的“大国强外交”转型。中国需要更多政治盟友、更大经济空间，以及更加有利的国际新秩序。亚非国家对中国战略重要性日趋凸显。

亚非国家是中国崛起可以信赖的政治盟友。毛泽东曾说过，“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发挥更大影响，需要在国际上多交朋友，尤其需要一批肝胆相照的铁杆朋友。衡量敌友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在涉华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愿中国崛起，排挤、削弱和打压中国是其长期目标，双方斗争多于合作，很难成为平等相待的盟友。西方国家大多是利益取向，“见胜兆纷至沓来，见败亡则落井下石”，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中东剧变中，突尼斯总理本·阿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都曾将西方国家视为战略依靠，但其一旦处境危机，这些大国均翻脸不认人，甚至落井下石。中国对西方大国不能抱太多战略幻想。相比之下，亚非国家是中国的天然盟友。这些国家大多经历过西方殖民压榨的屈辱历史，当前面临相似或相同的发展任务，双方共同点大于差异性，更易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新中国建立后，屡遭西方外交孤立和围堵，正是广大亚非国家鼎力支持，将中国“抬进联合国”。当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真心希望中国强大，共同制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国际地位，同样离不开亚非国家的支持。

新兴市场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但发达国家不愿放弃现行“中心-外围”的产业链结构，加上目前欧美经济萧条，全球合作意愿弱化，保护主义升温，中国未来开拓欧美市场空间有限。相较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尤其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速比发达国家快2～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将发展中国家视为重要倚重对象。加强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规模保持和扩大，还是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据报道，中国出口发达国家以贴牌生产为主，出口发展中国家产品则以自主品牌形式呈现。这些年来，正是通过开拓新兴市场，中国形成了中兴、华为、长城汽车等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中国要想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强化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合作。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合作重点就是亚非国家。

“中国合作模式”

现行国际关系本质是西方历史的产物， 就连“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也是欧洲历史的产物。欧洲国家早在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就形成了国家林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些欧洲国家为争夺权力和生存资源，勾心斗角、纷争不断，阴谋、杀戮、暴力、劫掠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这种早熟的国际体系，决定了西方的国际政治观十分“早熟”，其中充满了对人性和现实世界的悲观看法。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政治理论，在骨子里一脉相承，认为社会进化同生物进化一样，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结果。这些思想观念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崇尚弱肉强食、缺乏是非感的强权政治理论。在西方眼里，国家间历来是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教养也照样被人瞧不起。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国际游戏规则主导下，相对弱小的亚非国家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长期处于殖民主义的被动挨打、积弱积贫境地。因而这种治理世界的模式逐渐被时代和世人所唾弃。

相比之下，美国式治理世界模式更具有迷惑性，也更值得中国警醒。二战前相当长时期，英法等欧洲强国强势主导世界格局，美国则处于被压迫者地位，由此使美国代表了当时的历史进步势力。体现在对外政策中，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民族自决、废除密约等），明显地比英法推崇的强权政治理念有进步性。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如注重经济合作和思想传播，反对殖民压迫、推动“非殖民化”运动等等，也可圈可点。然而，随着美国在国际权力体系日渐占据优势，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凭借自身的压倒性优势，轻易获得带有垄断利润性质的霸权收益。这种地位变迁使美国逐渐丧失了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以及道义感召力，而更多地靠“损人来利己”：外交上奉行单边主义，地缘上分裂他国，经济上搞新殖民主义，政治上策动“颜色革命”，目的就是让对手处于弱势、动荡和内讧，以确保美国具有“相对优势”。换言之，美国日趋走向自己的反面，由被压迫者日趋变成压迫者，由历史进步力量变成反动力量。

对矢志成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这种美国式治理世界模式值得警醒。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古国的三重身份，决定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交往，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蹈西方覆辙，而必须另辟蹊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合作模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合作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兼顾利益与正义的“权利政治”。一方面，这种合作模式承认并基于相互间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与亚非国家合作又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之上。倡导公平正义与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看似互不搭界，实则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如果没有道义原则，忽略甚或抛弃公平正义，一味奉行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实用主义原则，必然导致行为短视和机会主义。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非洲期间提出“正确义利观”概念，认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