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俗语资源的多重价值与活态保护*

2015-05-29马启俊

江淮论坛 2015年3期

关键词：活态俗语方言

马启俊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六安237012）

论汉语俗语资源的多重价值与活态保护*

马启俊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六安237012）

汉语方言众多，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沿用已久的俗语表达。这些俗语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显现，是非常重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汉语俗语资源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多学科的学术价值、独特的经济价值等多重价值，因此要加以重视和珍惜。在语言文化趋同化速度加快的今天，更要对这些出现生存危机的汉语俗语资源加以活态保护。要尽快开展抢救性的调查、记录、保存和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以便妥善保护、科学利用和创新发展这些珍贵的民间口传语言文化遗产。

汉语俗语资源；多重价值；活态保护；科学利用

一、汉语俗语略说

汉语自古及今都有众多的方言，这些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也就是地方土话、乡谈俚语，与官话、雅语亦即标准语、普通话有别，更与书面语有所不同。方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地方性和通俗性，也就是“方”和“俗”。而汉语方言的方俗特征主要体现在语音（方音）、词汇（方言词）和语汇（俗语）等方面。

汉语的俗语历史悠久，调查采集活动远在周秦的采风制度下就已经开始了，因此俗语在先秦文献里就有记载，如《荀子》中的“语”“民语”，《尸子》《列子》中的“语”，《尹文子》中的“古语”，《庄子》中的“野语”，《战国策》中的“鄙语”，《左传》中的“语”“谚”，《韩非子》中的“语”“鄙谚”等，所指都是民间俗语。汉代不仅对俗语进行了记录，还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野谚”，《史记·滑稽列传》中已经出现了“俗语”二字连用，只不过是指“民众流传的普遍说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俗语”。真正的“俗语”最早或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这里的俗语就是谚语，故汉代郑玄的《礼记》注中说：“谚，鱼变反，俗语也。”此后“俗语”一词得到了长期而广泛的运用。

“俗语”自古及今有很多别名异称，如迩语、俚语、传言、鄙言、常言、常语、乡言、俗话、市语、民语、习语、习用语等，粗略统计有近五十种称呼，因人们对俗语的理解和定性角度不同，导致俗语的名称繁多和杂乱。

工具书对“俗语”的解释大都重视俗语的通俗性、流行性和定型性等特征，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如‘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也叫俗话。”［1］尽管学术界对汉语俗语已有长期的研究，也有了明确的定义，但是至今“汉语俗语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相关理论研究也有待加强。关于汉语俗语的性质、范围、分类等根本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2］

古代的俗语相对于雅语，没有把词、短语和句子分开，今天仍然不能确定，有人主张广义理解，也有人主张狭义理解，还有人主张两种理解并存。如有文章指出广义俗语“笼统指称词汇材料中大于词的固定材料”，狭义俗语“是隶属熟语之下的种概念”，“与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处于同一地位，同一级次”［3］。我们知道，熟语含义丰富，范围宽泛，包括短小定型的固定短语和句子。

如此则俗语的语言单位应该是短语和短句，那么能否再包含词？有人把“俗语词”作为现代语言学的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加以运用，这是把词也放到俗语中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如长期研究汉语方言学、俗语学和语汇学的著名学者温端政先生在《〈中国俗语大词典〉前言》中说：“俗语，顾名思义，应该是语而不是词，有人把‘俗’味较重的词（即所谓‘俗语词’），甚至把通行面很窄的方言词，也看成是俗语，这种混淆词和语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俗语应该包括谚语、歇后语（引注语）、惯用语和口头上常用的成语，而不应该包括方言词、‘俗语词’、来自书面系统的成语和来自名家名篇的名言警句。”［4］

综合诸家观点，我们认为汉语俗语是汉语语汇的一部分，是群众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广泛流传的大于词的语言单位，具有方言性、口语性、通俗性、定型性。汉语俗语资源应该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俗成语等组成部分。至于方言词、俗语词、来自书面语系统的成语、来自名家名篇的格言警句等不在俗语之列。

二、汉语俗语资源的多重价值

（一）汉语俗语资源的文化价值

俗语作为特殊的文化传承符号体系，是多种文化赖以保存的载体和传播的媒介，具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

汉语俗语是汉民族文化的产物，具有汉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文化信息，能够折射汉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体现汉民族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

汉语俗语包含各地世代口头传承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礼失求诸野，俗语往往是古老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研究俗语可以起到对历史文化的钩沉作用，对认识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极有帮助。

汉语俗语和汉民族的民俗文化联系紧密，相互影响。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的《语言论》说：“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5］民俗文化也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俗语就是民俗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共同对象。

汉语俗语对地域文化有着重要的展示作用，可以揭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俗语和各地地名、地形地貌、物候特产、风俗习惯等联系紧密，是地域文化重要的内部构成和外在显现。如谚语“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东辣西酸，南甜北咸”“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等就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李慧敏认为：“方言与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一方面，方言能够反映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对方言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有着深刻的影响。”［6］其中的方言就包括俗语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俗语也是形成各地戏曲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俗语使地方戏曲有了地方文化韵味和乡土生活情调。戏曲包含方言与声腔，离开了俗语，地方戏曲就难以形成地方特色，甚至难以为继。

汉语俗语在旅游文化中也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它以简短的语言形式揭示各地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宣扬各地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吸引八方游客。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桂林山水甲天下”“黄山归来不看山”等简洁明了，易懂易记，广为流传，宣传效果明显。

汉语俗语有的来源于民间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育文化、丧葬文化、社交文化、交通旅行文化、农耕节日文化等不同的文化领域，因此在诸多文化领域均有其价值。

（二）汉语俗语资源的学术价值

汉语俗语涉及汉民族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也涉及各相关学术领域，可在多个学科产生影响。

汉语俗语具有语汇学和汉语史的研究价值。俗语不同于典雅庄重的文人书面语言，与其有着“言文之别”。俗语是杂言体，音节多少、平仄韵律等比较自由。俗语修辞手法运用灵活多样，用词用语有乡土韵味。俗语表意有直接叙述式和间接描绘式，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俗语的意义和结构具有整体性、固定性，运用具有形象性、通俗性。俗语因为出现的语境不同，同样的意思常常选用不同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方式，形成同义或近义俗语；而那些表意相对或相反的俗语则有助于达到对比或讽刺的效果。对丰富灵活的汉语俗语进行调查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语语汇的运用与发展情况，推动汉语史的研究。

汉语俗语具有方言学研究价值。汉语俗语往往依附方言而存在，俗语的生成原因、变化过程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解释的线索。借助俗语，我们也可以了解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具体特点和发展状况。比较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在语汇上的异同点以及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行语言文字规范化政策和推广普通话。

汉语俗语具有训诂学研究价值。俗语考源既是方言学者、民俗语言学者的任务，也是训诂学者的任务。方言俗语的研究和训释是训诂学的重要领域，是雅言训诂之外的重要训诂实践。汉语俗语研究可以推动词语考源和训解、典籍训释和正误、辞书编纂和修订等方面的工作。

汉语俗语具有校勘学价值。利用汉语俗语材料，可以对汉语古籍的作者、版本、文字、内容、流传、变异等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如利用俗语可以判断某些作者的籍贯，并据此考订作者的真实身份，判断书籍的成书年代、流传范围，考证文字正误、版本真伪等。

汉语俗语具有辞书学价值。目前一些大型、权威工具书多有漏收在方言和文献中有过用例的俗语或俗语中的某一义项的情况，有的虽收了俗语，但释义并不准确，或提供的例证过晚。还有一些辞书受俗语表层意义的迷惑或不了解俗语的地方性、特殊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作出错误的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已引起语言学界和辞书编纂、出版界的重视，陆续有补正性的文章甚至专著问世。故重视搜集、研究、利用汉语俗语，对完善汉语辞书尤其是俗语类辞书的编纂和修订工作，加强辞书学理论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汉语俗语与汉民族民俗文化关系紧密。俗语往往既是语言符号，也是民俗符号。俗语对民俗有着承载和固定作用，民俗文化在俗语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和反映。因此俗语有重要的民俗学研究价值，是中外民俗学者不可忽略的民俗文化研究对象。曲彦斌认为：“俗语一词是汉语的固有语汇，具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和文化底蕴；其‘俗’，不仅具有通俗的、大众的、约定俗成的、俚俗的等语义，尚含有民俗的意思。事实上，俗语之所以是民俗语言的一个重要语类，主要在于它往往表现民俗，是一种语言民俗艺术形态。”［7］英国著名民俗学家查·索·博尔尼也说道：“有韵的俗语、俚语等，平时常挂在口头的人，虽然不会去理会它的原来的含义，但就采风者而言，却是颇具科学意义的。”［8］可以说俗语的调查研究具有语言学和民俗学的双重意义。

汉语俗语作为文学语言，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性、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和表现力，富有艺术特色和作家个性，因此有文学创作和研究价值。优秀的汉语文学作品善于利用汉语俗语反映社会文化背景，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形成特别的文学语言风格。如古代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笔记小说、戏剧曲艺中都有俗语的运用。还有以俗语入诗的，如唐初白话诗僧王梵志的诗“不爱经典，皆陈俗语”。可见对文学作品中俗语的了解，是治文学史和汉语史者必备的基本条件。

汉语俗语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揭示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包含深刻的哲理，充满经验和智慧，因此具有哲学研究价值。俗语历史悠久，传播广泛，自身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承载着历史的信息，因此具有历史学研究价值。俗语还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甚至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学科有研究价值，兹不赘述。

（三）汉语俗语资源的经济价值

汉语俗语是汉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载体和折射，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最富有民间社会生活色彩的语言组成部分。它植根于乡土，既反映了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反映了人们的经济生活状态，因此和经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俗语和各地的经济生产模式、生产技艺和经验、物产种类和特色、家庭开源节流、经商理财之道等关系密切，是认识和研究各地经济发展史的重要依据。俗语中包含着丰富的生产劳动、日常理财、商贸往来等经济活动的道理和经验，如有很多农业气象谚语、经济交往惯用语、日常生活歇后语等就关乎农业生产、经济商贸、家庭收支，具有教育引导作用。

俗语既反映精神文化，也反映物质文化；既具有文化价值，还具有市场价值。俗语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引导、规定、制约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由此可以产生经济民俗，影响地方形象，打造经济文化品牌和标志，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可以增加地方竞争优势，增强影响力和吸引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今天，俗语有了新的传播媒介和表现形式，如在影视广告、网络语言、公共用语中都有会新的体现。如果有意识地利用影视广告等传播途径，将俗语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服务旅游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其经济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三、汉语俗语资源当下面临的困境

俗语在过去因为司空见惯、耳熟能详而不引人注意，使用者只知其然，却不追究其所以然，大量俗语因为民众主客观条件限制，缺少及时的收集和解释，部分俗语已经消失了，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而过去的知识分子大多轻视俗语，很多俗语没有得到他们及时的收集整理和考释，没有能够以书面的形式固定下来。只有少数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和文人俗语类专著辞书中记录保留了一些数量有限的俗语。部分俗语虽然经过了文人的记录和解释，但是常常因为错误的理解和联想而使解释变得似是而非，甚至出现了文人模拟俗语形式创作的假冒俗语，有的就是用雅语顶替的，使得俗语不俗。还有一些前代产生的俗语后代变成了通用语，由俗转正，后人已不解其来源和流变。这一切都使得汉语俗语资源及其保护情况极为复杂，甚至积非成是。

在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民族共同语（如汉语普通话）、世界通用语（如英语）和网络语言的影响力在加大，文化甚至语言都在走向趋同化，方言的话语权被削弱，人们逐渐疏远方言，方言出现生存危机，方言中的俗语也同样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破坏，面临着断层的危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跨区分散流动，学校教育的熏陶感化，新媒体语言环境的强力影响等，都使得俗语使用人数在减少，使用范围在缩小，使用频率在降低，使用强度在减弱。青少年已经远离长辈的俗语文化，导致俗语逐渐走向衰微和消亡，很多鲜活的俗语变成了干巴巴的甚至过时的语言符号。

可以说最严重的方言危机就是俗语危机，俗语正面临生存困境，如不开展抢救性地调查、挖掘、记录、整理、保存、利用和多样化的科学研究，大量俗语就会随风而逝。俗语的式微和消亡必然会影响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传承，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四、汉语俗语资源的活态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界定的“非遗”包括五个方面，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目前中国的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名录分为十类，但是其中并没有作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的语言媒介如方言与俗语类。面对当前汉语俗语严峻的形势，从保护“非遗”的角度来看，对汉语俗语的调查、记录、研究、保护和利用显得非常必要，且刻不容缓。我们要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俗语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政府和相关机构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给予政策支持和积极引导，“非遗”保护项目类型应该包括方言俗语，以期努力改善俗语的语言生态环境。

汉语俗语作为“活态遗产”，亟待进行活态保护。高梧认为：“‘活态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顺利实施的关键。‘活态保护’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动态的文化场，在这个场中进行着疏通传承渠道、存留文化空间和延续文化时间的工作，以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9］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成为人类发展大趋势的当下，非主流的、弱势的、边缘化的方言俗语，仅仅靠静态保护还不够，活态保护在动态的文化场中更贴近群众需要，紧跟时代发展，顺应社会变化，效果会更好。

汉语俗语资源的活态保护和传承要形成动态文化场，在展示运用中加以保护，在运动发展中加以传承，以践行（doing）保证存续（being）。要变消极保护为积极保护，保护不是仅仅为了防止消失，而是为了更好地运用，要从保护中获得利益，以激励人们更主动地保护和利用。汉语俗语资源的活态保护尤其是要发挥俗语的现实生活功能，让俗语回归生活本身，以活态的语言出现在大众生活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俗语在生活中自然传承，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

汉语俗语资源的活态保护和传承要依靠民众的实际参与，可以成立俗语研究会等民间学术团体，组织有兴趣和能力的人员采集、研究、编写地方俗语类资料，在报纸杂志上登载相关文章，印刷或出版各类书籍，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并利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加以保存和展示。还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社区居民俗语活态博物馆，依靠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对俗语进行直观性、仿真性的活态展示，让参观者参与其中，有个性化体验，使以物为中心的静态馆藏式保护与以人为中心的活态体验式保护相结合，实现静态与动态互动。

城乡社区可以组织居民参与俗语文化活动，如举办俗语知识竞赛、俗语文化艺术节、俗语文化展览，听各类俗语知识讲座，参加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的俗语节目，体会俗语的魅力，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寄托，最终实现俗语的休闲娱乐、宣传教育功能。

俗语资源有群众基础和市场活力，因此对文化产品创意和构成有帮助。可以面向大众，面向市场，发掘俗语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使俗语以新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形式出现，既创造了经济价值，又实现了生产性活态保护，使俗语文化传承与市场经济发展共同推进。

俗语文化资源可以与旅游联姻，开展文化生态旅游，推动旅游业发展，带动文化产业和市场经济增长，实现双赢和多赢。特色俗语便于记忆和传播，可以吸引游客，满足其旅游文化消费需求。如民俗村、农家乐、民俗旅游文化艺术节、传统民俗庆典等民俗旅游活动，既是民俗文化的商业消费和开发利用，也是俗语展示和传承的重要平台，更是实现俗语活态保护的重要途径。

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逐步实现整合与融合，因此我们要重视手机、网络等大众新媒介在“非遗”保护和汉语俗语文化延续方面的作用，实现“非遗”保护知识的普及和行动的自觉。黄海波、詹向红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借助而且必须依赖大众媒介延续原有的生命力。大众媒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如何把政府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政策的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这可能是今后大众媒介需要切实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10］

汉语俗语资源的活态保护还可以运用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俗语是活的教科书，可以传递历史文化信息，增加教学活动的趣味性、乡土味，起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各地学校可以编写出版俗语教科书，利用俗语进行乡土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培养优秀的传承人，培养关心、支持保护事业的文化新人。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40.

［2］韩爽.俗语界说——兼论俗语与相近范畴的关系［J］.求索，2012，（2）：223.

［3］王勤.俗语的性质和范围——俗语论之一［J］.湘潭大学学报，1990，（4）：109.

［4］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词典》前言［J］.语文研究，1989，（1）：12.

［5］［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86.

［6］李慧敏.试论方言与民俗的互动关系——以合肥方言与民俗为例［J］.江淮论坛，2013，（6）：163.

［7］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48-149.

［8］［英］查·索·博尔尼.民俗学手册［M］.程德祺，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237.

［9］高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活态保护”［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7）：127.

［10］黄海波，詹向红.传播学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媒介建构——以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J］.江淮论坛，2011，（2）：154.

（责任编辑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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