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谭宏泽

一

自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利维坦》（1651）中表达出设计社会的雄心，以及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政治算术》（1690）中提出可以对社会进行测量和预知以来，现代社会科学一直把在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给予解释与预测作为基本目标。其中，“预测”又是以“解释”为基础的深层目标。[1]而在对未来的预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是对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对于行动主体而言未预料、未预期的结果进行提前探知，并在此基础上及早应对。

1936年，默顿（Robert K. Merton）发表《有目标的社会行动之未预结果》，提出了“社会层面的行动规划与设计究竟怎样才能可行，或者能否可行”这样直指社会科学本质的核心性问题。在默顿从行动角度对可能导致“未预结果”的五大因素进行了探究[2]之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行动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进行了着重强调；[3]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嵌入性”（Embeddedness）进行了基于市场行动者的目标转化的分析；[4]利纳雷斯（Francisco Linares）对不同的行动者与其他群体互动时的不同目标及策略进行了分析；[5]迈尔（John W. Meyer）等对现代制度，特别是政府制度的实质作用作了深入研究；[6]Portes更是将个人在该领域的研究作为自己就职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标志性成果来展示。[7]看起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壮观。

但是，伴随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来的，却并非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日益透彻。恰恰相反，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不可测化”[8]的倾向，众多学者似乎日益表现出对于“预测及控制”的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有学者认为对于行动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进程的变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