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晚清民国词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严迪昌、朱德慈、曹辛华、彭玉平、朱惠国、杨伯岭、张宏生、莫立民、查紫阳等新老学者们对晚清民国词或做文献的系统搜集、或考证词人词作、或做词学理论研究、或梳理词人结社现象，或做回顾和展望，为晚清民国词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袁志成博士另辟蹊径，专注于晚清民国地域词学的研究，研究经年，成果颇丰。在《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出版之后，又与其夫人曾娟女士合作出版《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为方便计，下文简称“袁著”），以晚清民国时期的湖湘词坛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湖湘的词文体研究。该作在词史研究和湖湘地域文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学术史意义及其特点作简要评述。

一、该著在研究湖湘地域的词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

有关湖湘的古代文学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代表性专著主要有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乙编）和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这是迄今最为系统的湖南文学专著。其他散见的多为论文，注重追溯自屈原流放沅湘的湖湘文化精神，突出清初王夫之开启的近代湖湘文化传统，且较多地集中于李群玉、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李东阳、王闿运、曾国藩等个案研究，尤以近代研究居多。这种聚焦于近代湖南文学的状况与湖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诚如钱基博先生所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褚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1]湖南地处内陆，交通不便，湖南文学长期处于与中原文化相对隔绝的状态，这导致早期的湖南文学并不发达。但其特殊的地域环境滋养了湖南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和坚强不屈之志节，近代中国社会风云突变，湖南在各方面涌现出大量的杰出人物，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及其进程，其独特地位得以凸显，近代的湖湘文学也得以成为一个重点。而袁著的选题确切地抓住了这一特定的时期以及特定的区域。作为第一部湖湘词的研究专著，无论是其尝试性的成就还是草创性的不足，都可以给后来的地域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借鉴。

二、该著在地域词学研究上具有典范性

其典范性主要在于：

首先，严谨的体例结构。一部学术专著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安排体例结构，这是作者思辨能力和学术视野的外在表现。袁著注重整体性的思维把握方式，先明确湖湘词坛的研究范围、研究现状、学术价值，并对地域文学的兴起及其与主盟文学的关系作了宏观的把握，这得益于作者之前对晚清民国福建词坛的研究（见《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其对福建近代词坛的研究为作者建构湖湘词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对湖湘词坛概况、词学思想、具体作家、女性词人等作了全面的论述和梳理。在时间上，作者又将这一阶段分为晚清和民国分别论述，将具有共性的作家及家族词人分门别类，既探究其群体特征，又注重词人各自的创作个性。在词人选择上，作者尽量兼顾重点和全面，对重要的词学家、词学著作做重点分析，同时又兼顾次要的词人。第八章对整个近代湖湘词学做编年，不仅系之以词人的生卒年、著作及科考情况，还注意到词人间的交游，对后来者研究晚清词学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宏观论述与微观考证相结合。是书虽为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词学研究，但作者并不局限于晚清民国湖湘地域词学，而是注重宏观把握。既有历时性梳理（如第二章第一节“发展演进”对晚清之前的湖湘词坛进行了勾勒，指出唐五代时期，湖湘没有词人词作，两宋时期湖湘书院文化发达，居全国之首，但词坛冷寂，传世者仅十余人。元明时期亦有十余词人，明末清初湖湘词坛并不景气，以王夫之为代表），又有共时性论述（如第二章第五节分别从“湖湘词人与湘外词学”以及“湘外词人与湖湘词坛”两方面对湖湘词人词坛与湘外词人词坛的交往和沟通进行了考察。认为“广宣以前，湖湘词人虽偶有与湘外词坛来往，但基本上属于自闭型词人群体。光宣以降，湖湘词人与主流词坛交往日密”;又如在论述湖湘词坛时，不时考察其与主盟文学的关系，且注意以闽中词学相比较）。在微观考证上，作者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为一部开创性的湖湘地域词学研究，资料的辨析、词集的考证是最基本也最必须的工作。晚清民国湖湘词人并非都是知名作家，很多词人知名度并不高，关于他们的生平资料有限，在考察具体词作的创作背景解读其内在意蕴时往往有较大的难度，作者不惮其烦，耐心细致地对湖湘词人词作一一作了考证和梳理，且对湖湘词人与湘外词人的交往作了详细考察，第八章更以编年的形式辑录了湖湘词人词学，方便后学者检索，具有工具书价值。在个人词风的把握上，也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如对宁乡程家父子三人的词风特征，先探究其共性，云：本土风情浓厚、阳刚与阴柔兼并、艳情词作颇多等，而后又设“程氏父子词作个性”，指出：“程氏父子虽出于一家，但由于所处时代、经历交际、个性的差异，他们的词作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程霖寿词凄清怆怀，程颂芬词愁情浓密，程颂万词清丽绵婉。”[2]论述全面具体。类似分析书中触处可见。

再次，客观的研究态度。对研究对象作极大的肯定和大幅度的拔高，将其研究意义夸大到失实的地步，是很多学者或情不自禁、或刻意为之的做法，该著避免了这一弊端。无论是对湖湘词坛在晚清民国词史中的地位，还是对其在湖湘文学中的地位，作者都有清醒的认识，书中认为晚清时的江浙和民国时的京沪是花的中心，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域词学是花瓣，地域词学与中心词学共同努力才造就晚清民国词的巅峰，这种概括无疑是符合晚清民国词学的原生情状的;对于湖湘词坛在湖湘文学中的地位，作者同样秉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将词学成就与近代湖湘散文、诗歌、小说等成就对比，认为在众多成就当中，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的成就相对要逊色，其他学者也很少提及，但并不能说湖湘词坛微不足道。作者明确提出，在湖湘词史上，晚清民国湖湘词坛代表着湖湘词学的最高成绩，在湖南近代史的书写中，应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这种论语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客观的数字统计，是在对严迪昌《近代词钞》《全清词钞》以及林葆恒《词综补遗》所选词人的地域分布作精确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的客观结论，统计学的运用，科学有力地证明晚清湖湘词坛的地位及其重要性。endprint

三、该著在词学研究上具有前沿性

地域文学或文学地理学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具体到词学的地域化，学者们关注并不多，对此，有专家指出：“我们过去的词学研究和词史书写，虽然不能说缺少空间维度，但至少，对词的产生与发展的地理因素和地域文化特征是重视不够的。这个薄弱环节有待加强”“至今我们还缺乏将词的地域性作为贯穿一部词史的一种地理文化现象来对待的全面系统的研究。”[3]刘扬忠先生认为词体文学从一产生就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从词初期的江南地理人文色彩，到第一个词派——花间派的西蜀地域印记，再到清代以地域命名，地域性一直贯穿在词的发展中。严迪昌先生也强调“清代词派和群体非常突出地具有地域性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特点”。[4]袁志成博士先后出版的福建词学研究和湖湘词学研究，有效地填补了词的原生态发展与词的研究现状之间的这种脱节，为系统的地域词史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有益的参考。

对文人家族群和文人结社的考察也是该著的亮点。东方国家形态决定了文人的生活环境，也决定了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中必然有着三个因素，即家族、乡邦、师友交往。[5]可是，“以往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对结社活动尤其是地方性的社群关注不够……关注地方社群，才能够发现明清作家的一般存在状态，找到诗文创作的原生现场”。[6]袁著准确地把握住了晚清湖湘词坛的家族群体特征，系统地梳理了新化邹氏、宁乡程氏、汉寿易氏等家族文学团体，又详细考察了湘中六家、湘社等师友交往群。首次系统研究了湘社的兴起、发展及其性质，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湘社人员构成及成员间或成员与湘外词人的诗词唱和和交游情况做了一一考察，为正确把握晚清湖湘文学发展的前后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综上可知，该作立足于学术前沿，对晚清民国湖湘词的相关资料做了细致的收集和整理，拓展了词学的研究范畴，也丰富了词学的研究方法。在对湖湘词坛的原生状态做全面梳理之后，对于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的生存状态也做了相应的总结，为地域词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注释：

[1]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 ：岳麓书社，1985年版。

[2]袁志成，曾娟：《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

[3]刘扬忠：《略谈对词史的地域文化研究》，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6]罗时进：《地域社群——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

（曾小霞  湖南益阳  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湘学研究院湖南城市学院研究基地  413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