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本刊顾问，当代作家，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周恩来人格精神有多方面，其基本点有三：仁爱、牺牲和宽容。

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大公无私，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是周恩来的本性，一种生来具有的基因。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令他一生难忘的事。当年陆定一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一次遇坏天气，飞机表面结冰下沉。飞行员着急，让大家把行李全部抛出舱外，并准备跳伞。这时叶挺11岁的小女儿因座位上无伞急得大哭。周恩来就将自己的伞让给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命比一个孩子还重要。

周恩来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经常坐在马桶上批阅要件，因为无时间吃饭，服务员只好把面糊冲在茶杯里送进会议室。已重病在身还要接见外宾、谈判、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不只是为中国人服务，许多外国人也来吃他的唐僧肉。1975年，越南总理到中国来要援助，不给不走，谈判从夜里两点谈到天亮。周恩来浑身虚汗，每十分钟要一次热毛巾。他绞尽脑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烧尽材，一生都在毫无保留地消耗自己。人们都记得他晚年坐在沙发上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满是老年斑，唯留一缕安祥的目光，真正已油灯耗尽，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

除了身累之外还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牺牲。中国政治长期形成了一个格局，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周恩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一方面要考虑亿万人的生计问题，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又要顾及毛泽东一人的态度与情绪。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事办不好，国家要翻船;决策者翻了脸，国家也要翻船。我们知道周恩来是很喜爱戏剧的，有一次工作人员发现他在纸上无奈地抄录下两句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田哥哥要落雨，养蚕娘子要晴干。”其实历代，做官最难是宰相，君要折腾民要安。屈居一人屋檐下，却忧万民吃与穿。建国后周恩来就一直处在“相”位，常处于二难境地。要么牺牲大局，要么牺牲毛泽东的权威，这两样党和国家都承受不了。那么，就只有他自己一次次地作出牺牲。“文革”中有一次服务员送水进会议室，竟发现周恩来低头不语，江青等正轮流发言，开他的批判会。但是，走出会议室后周恩来又照样连轴转地工作，尽力解放干部，恢复秩序。 “文革”中周恩来说过一句让人揪心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牺牲。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酷之处，我把它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家属、部下和身边的人。这和现在的官场上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周恩来深知这一点，他矫枉过正，勿使有一点灰尘，不留下一点把柄。这样，亲属部下也要跟着做出了牺牲，超常规的牺牲。夫荣妻贵是千百年来官场的铁定律。但是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周恩来住的西花厅年久失修，特别是地板潮湿，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建国初老秘书何谦主持将房间简单装修了一下。他回来后大怒，这个可怜的秘书被调出西花厅，到最后也没有提拨。如果是现在，正好相反。现在官场腐败，有一个词叫“利益集团”，而周恩来的身边却有一个甘为国事牺牲的“牺牲集团”。当然，当年这样严格的不只是周恩来一人，这在中共第一代领袖中很普遍，毛泽东就主动不拿最高的一级工资，否则共产党也不可能得天下。不过周恩来做得更彻底一些。

对比现在存在的官风不正、公权私用，不贪不官的现象，周这种残酷的牺牲精神叫后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人心是肉长的，谁无感恩之心？当年总理去世时我正在外地一城市，从郊外入城忽见广场悬空垂下一黑色条幅上书“悼念人民的好总理”，满城黑纱，万人恸哭。而在北京，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了共和国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人们恨不能宁以我身换总理，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诗道：“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火化之日，火化工为使总理能平静入炉，竟以身试尸，躺在尸床上几次进出焚化炉，仔细体会进炉的感觉，调试尸床的速度和节奏。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人心与人性的共鸣。（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