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

编者按：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定调“权在法下”，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习法、尚法、重法的精神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以刑法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各个主要政权，在立国之初都要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律典，作为国家法制的基础，并作为“祖宗成宪”垂范后世。

自古以来，人们发现，领导者即使事必躬亲，凭个人的力量又能完成几件事呢？韩非举传说中舜的例子来论证法治优于人治。当年，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两个错误。韩非指出，这种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会效率更高。所以，韩非强调“一民之轨，莫如法”。依法办事是统一臣民言行的最有效的办法。反之，“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是说放弃法制，凭个人智慧与才能办事，即使像英明的君子尧那样贤能，也不能匡正是非，治理好一个国家。总之，“法者，王之者也”。

治军、打仗也要靠法。孙子阐述的发动战争时的五个方面的考虑就是，道、天、地、将、法。其中，“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的法包括：军队编制与指挥号令，各级官吏之职责与管理，军需配备与使用。孙子认为，通过分析和比较，看看哪一方能够贯彻法令，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就可以预测战争胜负的情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

《韩非子·难三》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说疑》言：“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说明法是固定化的、一般化的关于秩序的规定，关于行为的规定。因此，无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具体的组织，都需要有法这样的一般性规定。法就是规矩。法治克服了随意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保证了管理的稳定性，在一定意义上，它也体现了公平性。

归纳地说，较为广义的管理上的法治就是通过建立制度规范、实行制度规范、变革制度规范，来维护一个国家或组织内部的秩序的管理方式。

建立制度规范

不同的组织依据组织的性质和不同的情势，需要建立各自不同的制度与规范。但是，无论是什么制度与规范，都要落实如下原则：

遵从客观规律。 顺应客观规律，即所谓的顺天道、循事理。顺天道是说立法要考虑到自然规律，人事行为要遵循自然规律，这就是所谓的法天、法地、法时。循事理是指立法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和一定的惯例、传统、习俗，即“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例如，《管子》认为，一年四季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特点实行不同的治民、养“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

正视人性心理。建立制度、规范要顺应人的主观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立法“必因人情”。人情就是人的天性。韩非认为，人的天性是“自利”和“自为”的，制定法律和治理臣民必须顺应人性自为的规律。他还告诫君王：“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所以君主立法不能存有幻想，错误地认为臣民会无条件地爱君，而是要利用臣民自利自为的心理，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令，使臣民愿意为君主效力。他还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为赏罚在法治中的地位做出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既然人性自利、人性自为，那么只能通过奖赏诱使臣子为君主、为国家效力，也只有用严厉的惩罚手段，才能禁止奸邪。因此，“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

着眼客观可行。这是指法要建立在客观可能性基础之上。管子认为：“明主量人力之所能为，尔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客观可行的通常要求是简明性。简明而有效的法才是得人心的法。刘邦的约法三章是其中的典范。

实行制度规范

要使民众知法学法。

普及法律。使民众皆晓其义，是法家的一贯主张。商鞅认为必须“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韩非指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强调“法奠如显”。法家所强调的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法家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论述法律普及，人民了解法律就是了解君主怎么样约束他们，从而选择符合法律亦即符合君主利益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的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

周朝曾规定：每年正，大司徒都要对乡大夫进行法律教育。乡大夫回乡后，即召集百姓学习朝廷的法律制度。同时记录表彰他们的德行和技能，鼓励百姓钻研六艺，学习、遵守法律。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重视立法，而且非常重视法律知识的简明、普及与宣传。他说：“设立法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不犯法;普通百姓怎能通晓这一要义呢？有人误犯法条，赦免无罪就废止了法律;完全按法律惩处，就有可能人人犯罪。你们以前制定的法律、法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举之法外，凡与平民百姓有关的条文都汇集在一起。译成通俗的口语，颁行郡县，让百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后来，大臣们按圣旨将有关条文编辑成书，上呈皇帝，朱元璋看了以后高兴地说：“前代颁行的《通制条格》等法律，并不是不严密周全，只是有利于官吏弄法为奸，民间百姓不便掌握，知之甚少。这实际上造成百姓闭目塞听，使他们不自然地误犯了法条，现在我让《律令直解》颁行全国，人人通晓，犯法的人自然就会少了。”

严格执法，厚赏重刑。

韩非强调执法力度是法治的要害。他说：“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意思是说，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则脱离事情的实际。所以，要“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执法者若放弃了法制确定的界限与标准，凭个人智慧办事，必然是非不明、赏罚混乱、国策失误。

韩非等人看来，只有重刑才能使人畏惧慑服，不敢以身试法。为此，有的法家人物提出了“轻罪重刑”的主张，认为“重罪轻刑”会纵容作恶，使民为奸，即使刑之轻重与罪之大小相当，重罪重刑，仍然无益于治，不能止奸，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息暴，只有“以刑去刑”才能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由此，法家主张治国以治奸民为对象，不以治良民之法治奸民，而以治奸民之法治良民。

赏信、刑罚并重。即奖赏有功人员绝不疏漏。惩罚有罪者没有幸免，韩非在《韩非子·难三》中引用管仲的话：“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意为：赏功罚过，对见过的都兑现了，那么，对于还没有见到的，人们还敢胡作非为吗？反之，看到非法的事没有惩处，要人们在观察不到的地方不做坏事，一定是办不到的。

当然，刑罚过重也是行不通的。例如，在成王、康王统治时期，周朝政局比较安定。后来，由于奴隶主贵族加重剥削，加上不断发动战争，平民和奴隶的不满情绪也随着增长。周朝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采用十分严酷的刑罚。周穆王的时候，制定了三千条刑法，这些做法，反而直接导致了周朝的衰落。

执法要一视同仁。

法家主张“—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韩非则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变革制度规范

指导思想上与时偕行。

在思想基础上，与儒家、道家不同。主张法制的代表人物都是主张历史进化论的。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由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方式就应该向前看，面对现实与未来，这就是管子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商鞅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理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适时修改制度规范。

在这方面，甚至庄子都是主张变法的。他认为，历朝历代的礼仪、法律、制度，部是顺应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捉来一只猕猴，给他穿上周公的衣服，它一定会咬破、撕碎，直至挣脱掉才罢休。考察古今形势变化的差异之悬殊，就如同猕猴和周公之间的迥然不同啊！

《韩非子·五蠹》中，韩非反复申述他的变法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沦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这种变通的思想一直为人们所赞赏，相对于那些固守旧理的做法，人们的赞赏不是没有理由的。

坚决推广新法的实施。

申不害是韩昭侯时的宰辅。韩非分析申不害变法不成的原因时指出：韩国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晋国的旧法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颁布了;前代君主的命令没有收回，后代君主的命令又下达了。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没有统一法令制度，干坏事的就多了。因为，人们认为旧的法令对自己有利，就按旧法办理;认为新的法令对自己有利，就按新法处置。他们得利就在于钻新旧法令相反、前后法令不同的空子。这样，申不害即使十次让韩昭侯使用权术进行监察，奸臣仍然有话给自己辩解。因此，申不害依靠拥有万辆战车的强大的韩国，治理了17年还不能成就霸王之业，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只重视君王的权术，而不能在官府中整肃法度。（文章摘自《中国管理学——融通古今的管理智慧》 责任编辑/杨 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