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晨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4月6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初中教科书时，就侵华战争、钓鱼岛等问题再次肆意篡改历史，淡化战争责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虽然均对此慎重评论，但回顾日本二战的历史，不难发现，正是作为“战争一分子”的日本媒体，不仅充当了军国主义的传声筒，而且捏造事实和欺骗民众，彻底成为战争的帮凶，最终让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编者

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部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大藏省之外战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而日本的主流媒体，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几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鼓噪日本国民去爱国，到战中狂热煽动去力战，再到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指责。不仅如此，媒体还连篇累牍地宣传军部在战争中是如何扯谎造谣，钳制舆论，不让日本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媒体也只是单方面的受害者。

事实又是如何呢？

“九一八”事变：日本主流媒体的沦陷

实际上20世纪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甚至有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词。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一战之后，因为媒体的宣传，那些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为日本国民所憎恶。

日本媒体在一战之后一直在宣扬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日本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舰队派”的那些人则认为军队和作战一样，属于天皇执掌的“统帅权”，在政府管辖之外，政府不能插手裁军问题。这个时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裁军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战后回忆说，“九一八”事变时，军部对媒体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把媒体也看成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30多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就这样，“满蒙生命线”在日本普及开来。

事情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日本国民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媒体对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横加抨击。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刊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并出台了明为揭露关东军侵占东北事实实则偏袒日本侵华行径的《李顿报告书》，即便如此，日本媒体也无法忍受，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进行批评。有些批评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九一八”事变，军部却得到了媒体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的时候也得到了全国132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的只有《时事新报》一家，媒体为何会在一年之内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的商业主义。

1931年的日本媒体市场主要以《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两大报纸为主，发行量分别是240万份和140万份。此时，发行量为30万份的《读卖新闻》面临着倒闭，但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读卖新闻》在社长正力松太郎亲临一线的指挥下，在1931年11月25日决定赌上报社的命运发行晚报。此举获得成功。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媒体界的两大报纸成了三大报纸。

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裹着爱国主义或者军国主义包装的“战争”。当时各个媒体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另一个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新闻审查当局由于军部的迅速抬头，经常进入“紧急状态”“准战时体制”，报纸、出版的压力越来越大。受陆军控制的地方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监视报纸和杂志，宪兵队执行对执笔者的身份调查和上门访问，借此施加压力。而如果有哪家报纸敢于反对战争，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

如果说这些做法尚属文明的话，那么对于胆敢指斥军人不法的记者则直接“上手段”了，拷问时宪兵把军刀弄得咔嚓咔嚓响，并威胁“不听军部的话就等着去坐牢”。坐牢犹嫌不足，则予杀人灭口。《时事新报》领导人武藤山治便因揭露官商勾结而遭枪杀，这被认为是“以直接行动造成的威胁来从根本上压制正义言论”。由于接连发生针对媒体人的刀砍、泼粪、送蛇等事件，报社员工开始悄悄携带短刀用以防身。报纸《新闻之新闻》甚至主张“报社的干部应该被允许携带手枪”，日本报纸进入了一个“搭上性命的新闻报道”时代。

军神：媒体制造出来的军国主义赞歌

“九一八”事变发生约四个月后，“一·二八”事变（日本称第一次上海事变）爆发，此后中日两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爆弹三勇士”（《东京日日新闻》用语，《朝日新闻》称为“肉弹三勇士”，指日本陆军独立工兵第18大队的三名一等兵江下武二、北川丞、作江伊之助。在“一·二八”事变中，1932年2月22日，在上海郊外的庙行镇阵地，三人用爆破筒破坏国军第十九路军修筑的铁丝网成功，而三人身亡。据考证，当时日军作战使用的爆破筒安全装置不可靠，导火线长度出错，三人乃被误炸身亡）。1932年2月24日，日本媒体一起登载了关于三勇士的报道，最大限度地赞赏了三勇士，由此在日本国民中引发了爆炸性的反响。在报道后的第二天，日本国民就展开了对三勇士授予荣誉、载入课本、建设铜像和纪念碑、编辑传记等的讨论。由于国民的态度，在媒体的渲染和操纵下，无名的士兵马上被抬高成了“军神”。

其实，这样的军事佳话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在三勇士事件中，《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有目的地将其渲染，在社论和评论中将其作为灭私奉公和“大和魂”的象征，引导日本国民的舆论导向。由于两大新闻媒体运用其压倒性的影响力向社会发布大量整齐划一的信息，使得国民对战争的狂热进一步升级。

不仅如此，《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围绕三勇士进行了商品产业化的竞争。先是《每日新闻》向三勇士的家属每家捐赠了1000日元抚慰金，接着《大阪朝日新闻》宣布“免费发放肉弹三勇士的肖像和战斗记事”，另外在赞美三勇士行为的整版旁边，用很大的版面来公布读者每天寄来的“三勇士慰问金”的金额和捐赠者的名字。

紧接着，各电影公司联系媒体拍摄了《忠烈肉弹三勇士》，日本木偶剧院里，开始上演《肉弹三勇士》，日本迎来了“肉弹三勇士的时代”。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现了被称为“三勇士发髻”的一种女性发型，还有炸弹巧克力、肉弹焦糖、三勇士饼干等点心，甚至在京都的友禅染（日本特有的染色技巧）中都出现了印有太阳、军舰、飞机等符号的东西。

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引发了三勇士热潮的报社开始把目光投向三个士兵的遗属。《每日新闻》将遗属邀请到了关西、东京等地，白天带他们到明治神宫、靖国神社、陆军省、报社等地访问，晚上则安排他们到南座、歌舞伎座观看反映三勇士故事的戏剧。报社则连日刊登描写遗属看到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变成军神，被戏剧角色所感动的文章。

时隔一个月不到，《每日新闻》在大阪中央公会堂举行了《爆弹三勇士之歌》征选结果公布演奏会。大约6000名观众赶到现场。《朝日新闻》的《肉弹三勇士之歌》的乐谱也被全国的各类学校和青年团疯狂抢购，并传唱全国。

运动热潮在日本持续了约两个月。运动中也有一些悲剧发生。如大阪的一位工人因为没能实现出征的愿望企图跳楼自杀，还有岐阜县仰慕三勇士的一名少女在蓄水池中自杀。

虽然日本军部和媒体都知道报道是假的，不过他们需要报纸这个制造神话的工具。三勇士的报道彻底“感动”了日本国民，使得他们最终产生了以为可以凭借大和魂的精神力量就可战胜敌人的错觉。

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时，日军出现大量“玉碎”和特工队不断赴死等疯狂行为，战死者尸体堆积如山，其实就是三勇士英雄主义的延伸后果。

参与：全面侵华后的日本报纸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四天后，日本政府把报纸、通讯社等约50人的代表叫到首相官邸。近卫文磨首相向他们说明了政府对“七七”事变的处理方针，并要求“举国上下一致配合政府的方针”。月底，陆军又把报纸、通讯社的代表召集到内务省警保局，为《报纸法》第27条征求意见。《报纸法》第27条规定：“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及外务大臣可以对报纸下命令来禁止或限制刊登关于军事或者外交的事项。”根据此法案，内务省警保局提出了名为《关于与时局有关的新闻管制事项》的细则。最终，报纸陷入了就算是基于事实的批判也不能写的状态。

“七七”事变后，《东京日日新闻》立即表示出容许军事行动并给予支持的强硬态度，而《东京朝日新闻》在一开始还比较谨慎，主张“不扩大”方针，但后来也转变了态度。全部的报纸和日本政府合为一体，举国上下的一致报道促成了“讨伐暴戾的中国”运动的开展。

之后，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在高峰时，朝日新闻社和每日新闻社各向中国派出了大约300人，“同盟”派了约150人的特派员，详细报道部队的战绩和战争的进展。日本国民都抢着读新闻。

不仅如此，日本陆军自日俄战争以来第一次给予新闻机构的特派员“从军记者”的正式身份，这些从军记者被称为“笔部队”，军方为他们采访提供方便，还让他们享受特别待遇。此时，日本的报社所有活动都染上了战争色彩，比“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更加“繁忙”。除了新闻报道之外，报社还开展了向海陆军捐款和捐赠武器等后方报界支援运动。

朝日新闻社举办了“军用机捐献”“皇军慰问”活动，每日新闻社开展了“中国以及满洲驻屯皇军慰问金、遗属救护”活动，读卖新闻社开展“海陆军国防捐款”等活动。福冈日日新闻社捐款、报知新闻社捐赠被子、国民新闻社捐赠燃料、旭川新闻社捐献弹药，各报社都不甘落后，绞尽脑汁争着向军队捐献。而压倒其他报社，并引起巨大轰动的是实施“神风”号周游世界一周活动的朝日新闻社。

朝日新闻社在截至1937年12月中旬的半年间，收到了巨额的捐款。朝日新闻社用这些钱制作了最先进的侦察机10架、战斗机20架、轰炸机10架、轻型轰炸机5架等，先后共计90架飞机捐献给了海陆军。

在这之后军歌便广泛流行，而点燃这把火的也是报纸。《朝日新闻》以1500日元的赏金来征集《捷报之歌》，《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小学生新闻》以赏金600日元来征集《少年国民爱国歌》。当时唯一的广播电台，即日本广播协会的大阪中央广播局（JOAK），从1936年6月开始播放“国民歌谣”栏目，“七七”事变后，这个栏目一下子被战时歌谣、军歌占领。

如何快速报道家乡部队的战绩呢？尽量多刊登战死者的姓名和照片成了各报社竞争、获得读者的关键。当时的朝日新闻社名古屋分社的社会部记者这样回忆道：

名古屋师团在上海实行登陆时，陆续出现了无数的战死者。由于靠内地传送战死者的名字在时间上难以保证，上海支局就向伦敦传送稿件后转往日本。这比军队公报还要快，完全压倒了其他竞争报纸。不久，新闻报道被军队的公报限制，于是就开始了刊登头像的争夺战。

值得提及的是，朝日新闻社使用的飞机的性能甚至超越了军用飞机。“七七”事变后，朝日新闻社在上海设立报道据点，派遣记者、摄影记者、无线电技师、航空部员等总计137人。其中社用飞机6架，航空部员20名，拥有了飞行距离达到2400公里的“神风”“朝风”号——当时日本陆军到中国内地进行军事侦察都没有如此高性能的飞机。为此在1937年9月，陆军曾征用了“神风”“朝风”号飞机及航空部员在中国的太原等地执行侦察任务。战争蔓延至上海后，由于朝日新闻社用飞机不能再自由飞行、传递信息，“为了保持对其他媒体的压倒性优势”“活用”军方航空部队，朝日新闻社主动要求海军征用自己的社机，保证了战况报道、照片以及输送记者和物资的顺利进行。随着战线扩大，朝日新闻社用飞机的航线也在扩大，不仅是南京、九江、汉口等大都市，甚至还飞到了台湾。

在日本报纸和《战线写真集》上，从军记者以拍发“沾满鲜血的战地记事”为敬业精神的最高表现。记者经常搭乘战机观战，与地面部队“直接协作”，有的甚至携带照相机爬上飞机后座取代投弹手的位置。在战场上“用毛毯蒙住头，打开手电筒写起稿子……刚写完，联络员接过稿子就跑下山，跳上等在那里的汽车送往驻地”。在乘轰炸机采访“轰炸衡阳”时，文部省社会部记者高田一郎再也没有回来，新溺地方报社记者中仓五六也在乘船去长沙采访时“战死在湖上”。从军记者经常搭乘军用运输机把报纸空投给前线地面部队，鼓舞士气，有时甚至把在空中侦察到的中国军队情况写个纸条塞进通信筒，按照地面用红、白布铺设的标记投给日军。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后，一片战争赞美之声的日本媒体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马场恒吾一直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中国政府展开谈判，但就是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报纸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

回避：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媒体

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

当时，日本侵略者举行了臭名昭著的南京人城式。对此，《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用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而且，稿子用的都是报社的预备稿。

所谓预备稿就是说如果赶不上供稿的截止时间，就前一天做好采访，基于已有的事实加以推测来写预备稿传给报社。然后在当天，把实际发生的时间、数字、事实上的不同等略加修改。但是预备稿毕竟不是事实，近似于创作的部分较多，也为记者的意图宣扬提供了空间。南京的入城仪式从17日下午一点半开始，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用停在南京大校场机场自己报社的“幸风”号飞机飞行3个小时，把入城式的照片带到了朝日新闻社福冈分社的上空投下，作为当天号外的照片传到了全日本。

各报社的随军记者和作家约50人参加了南京攻城战，可在报纸激情报道的背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却一直被官方严密控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审查时一概删除，只有日军的荣誉、战绩允许报道。然而，中国的报纸和欧美的报纸都详细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日本新闻界也因此获悉了这些消息。不过通过海关、邮电局进入到日本的所有出版物则都被集中到内务省图书课接受审查。因此，尽管军部、日本政府、新闻界、海外的日本人都知道屠杀的事实，但日本国民得知南京大屠杀真相是到了二战结束以后，那是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因为在南京屠杀20万人而被判处死刑。

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高中教科书开始，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有无和被屠杀者的数量，在文部省、历史学者和媒体之间分为了“大屠杀派”和“虚构派”等，每年都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都没有定论。

欺骗：太平洋战争后的日本媒体

进入1938年后，侵华战争开始呈现出长期化的迹象。日军虽然打下了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但对于比日本大20倍的中国，日军只是用极少的兵力在各主要城市点和线上占领，实际上已经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一年，日本出台《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媒体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源不足，纸张等媒体资源都成了战略物资，这样报纸的数目也在不断减少，1938年日本全国有739家报纸，到了1941年年初以所谓“整顿恶德不良纸”的名义减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县一纸”的理由减少到了54家，而在1937年还有平均有16页的大报纸，进入太平洋战争后减少到了6页，后来又变成了4页，最后只剩下薄薄的1页纸了。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媒体是自主地在配合战争宣传的话，到太平洋战争之后就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从开战之日起，特高课职员就开始在报社常驻了。主管媒体的内阁情报局立即发表了“禁止登载非经大本营许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媒体作为言论机构的机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工具。在同一个命令中情报局还明言：“禁止登载对我军不利的消息，但是让人认识到战场的真相从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的文章除外。”

从此，报社把前线得到的原稿以及照片用摩托车送交同一报道部的审查员。审查员查看照片的说明，检查是否有还没公开的武器，如果没有，就盖上“已审查”的印戳；如果有的话，则盖上“不予许可”的印戳。需要修改的话，可以把不适宜的部分删掉或者把该部分做模糊处理，然后再盖“已审查”的印戳。如果遇上审查员也不能判断的情况，则盖上“保留”印戳，留待第二天咨询专家。

《读卖新闻》的专栏“编辑手记”的执笔者、著名作家高木健夫回忆道：“报道不准发表，禁令每天就有好几条。悬挂在报社统版编辑部桌前铁丝网上的禁令纸张，转眼就挂得满满的，想要记住到底禁止的是些什么，足以伤透脑筋。整日头晕脑涨。禁止、禁止，简直无从下笔。”

在军方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和一切为了胜战的命令下，从军记者的报道已经完全无视基本事实。例如，在日本决心偷袭美国珍珠港前，以《朝日新闻》《日本日报》为代表的媒体开始大肆宣扬苏联的威胁，并声称日本的北上决心；同时又制造和平假象，暗示日美两国之间至少在1941年12月14日之前都是安全的，从而成功欺骗了美国，取得了偷袭珍珠港的胜利。

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共进行了846次新闻发布，其在最初6个月内发布的内容基本与事实相符，而在接下来的9个月，“捏造报道”开始了。起初还只是夸大战果，直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失败，不但没有报道，反而夸大战果。后面的8个月，已经开始报道根本不存在的胜利。

关于瓜达尔卡纳尔之战，1943年2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为了掩盖战败的事实而第一次用了“转进”这个词。之后，《读卖新闻》在报道这次“转进”会议的政府说明时，用了《绝对不要失望》这样的标题，但这篇文章被认为“给人们的印象非常不好”而被删除了。其他，关于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不足也不能报道，天气预报本来就不能报道，甚至连气压、风向、风速、潮水的涨落也不能报道，甚至撑一把洋伞的照片也不能刊登。

中途岛海战不仅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大本营发表”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开端。中途岛海战日军遭到重创，大本营海军报道部拟发表：损失2艘航母、重伤1艘航母、轻伤1艘航母、1艘巡洋舰被击沉，但是作战部只允许发表损失1艘航母、重伤1艘、1艘巡洋舰被击沉，35架飞机下落不明。实际损失情况却是4艘航母被击沉、1艘战舰轻伤、1艘巡洋舰沉没、1艘巡洋舰重伤、2艘驱逐舰轻伤、损失1艘潜水艇，42架飞机被击落、轻伤280架，死伤3200人。

特别是在1944年10月19日的“台湾海空战”中，日本航空部队与美军航母舰队大战，遭遇了又一次惨败，但是“大本营发表”却声称取得了日俄战争日本海海战以来的又一次大胜利，战果辉煌，以致裕仁天皇都颁发了“奋战！大胆击破了敌舰”的嘉奖圣谕，举国欢腾，甚至还发行了为纪念胜利而谱写的乐曲唱片。但是事实上被击沉的美军战舰数目为零，日军却损失了过半的航空部队。

据查，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以后，在夸大战果的报道中，关于冲绳岛战役、吕宋岛战役、台湾海域航空战、莱特湾海战、马里亚纳海战、九州战役、吉尔伯特群岛战役、第三次所罗门群岛战役、布干维尔岛战役、拉纳尔岛海战等战役情况的发布大多是捏造的。

所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媒体走过的道路就是：夸大战果——封锁失败——鼓吹彻底抗战三部曲，是一场完全的欺骗。但那种谎话只能欺骗日本国民，骗不了媒体。各个媒体都有特派员在前线，他们对前线的了解不亚于参谋本部和军部，而且媒体能接触到外国通讯社的信息，所以各媒体对战场上发生着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心知肚明，但却没有向日本国民发出过任何信息。

当然，说媒体对军部一点都没有抵抗也不是事实，1944年的“竹枪事件”是媒体反对军部的典型事件。东条英机时代有个口号：“用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每日新闻》记者新名丈夫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打败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枪，要“用飞机，用海军飞机”。严厉批判了陆军提倡的在本土作战中，男女老少一起用竹枪准备战死一亿人的“一亿玉碎”的主张。这篇报道像捅了马蜂窝，说出了“全体海军战士的心里话”，但却惹恼了陆军和参谋本部。作为惩罚，陆军省强制新名入伍，于是，在征兵检查中由于高度近视已经免除兵役的37岁的新名记者被重新征召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岛。

其实，这篇文章折射的是日本陆海军之间的争斗。因为新名记者当过海军记者俱乐部的主任，所以海军方面出面说话：“大正年间就征召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按照当时日本的法律，凡男子年满20岁一定要经过征兵体检，新名丈夫早在大正年间就经过了体检，当时征兵不征大正年间参加体检的。

于是，东条英机马上再追加征召250名大正年间体检过的人发配到硫磺岛的丸龟联队，新名也被陆军总部调动到战斗最激烈的冲绳、硫磺岛前线，其实就是不打算让新名活着。但是，新名本人由于当过陆军的随军记者加上海军的帮忙，过了三个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250名日军就“玉碎”在硫磺岛了。

到了太平洋战争中期，新闻界也知道大本营发布着谎言，变得不再相信会取得胜利了。但正如《时事新报》编辑局局长伊藤正德所说：“我们必须虚张声势，让别人看到我们坚持战斗的决心。所以，我们只能拼命维持住国民斗志昂扬的状态，让国民努力到最后一刻。”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在发表社论说：“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按照作者的调查，这篇社论并非受到军部授意，而且在十天前大本营情报局长已经向新闻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经战败，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重要情报。掌握了这个信息的《朝日新闻》不但没有设法透露这个信息，反而继续像“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那样疯狂地进行煽动。

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日本各报纸都在早报报道了战败的消息和接收《波茨坦公告》的过程。日本国民第一次被告知战争的真相，了解到了大本营发布的都是虚假新闻，了解到了报纸的报道谎话连篇。

而此时，在朝日新闻社内，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高涨，社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骚乱。整个新闻界也被卷入追究战争责任的大漩涡之中。

不彻底的反思

1986年7月，《朝日新闻》再次对战争责任问题做出回应，其“特刊”版推出“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系列——4000封来信中选登了1100封。一篇题为《大众媒体煽动军国主义》的来信中写道：

满洲事变爆发后，某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省零花钱为飞机捐款”之类的“美谈”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少年俱乐部》杂志的附录有“爱国号”的模型，我也组装了一架，通过说明书不知不觉掌握了军事知识。

日中战争开始以后，又有某报社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词中的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的歌词，后来在日本军队的行动中产生很大影响。与歌咏战争的悲惨和辛苦的明治时代军歌《战友》《雪中行军》等，恰成对照。后来，报社有奖征歌，还产生了《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歌曲。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字。这也是报纸宣传使然。直到今天，我看到40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要不是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冲在军方前面，不用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就连轰炸东京和冲绳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吧。

吉田彰男65岁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市川市。

1986年9月，《朝日新闻》大阪版开设了专栏——“报纸和战争”，社史编修顾问秦正流回答了读者质问“报纸为什么屈服于军部和政府？”“战前报纸是如何运作的？”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朝日新闻》大阪版连载两次，加之刊登读者来信，时间长达两个月以上。但遗憾的是，《朝日新闻》大阪版不是在东京发行，其重要意义没有被全国广泛知晓，《朝日新闻》东京本版也完全没有转载，各媒体都在极力回避“报纸的战争责任”问题。可见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与反省战争责任还相去甚远，绝大多数媒体也都极少提及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

媒体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日本整个媒体界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用曾经在那时担任过日本新闻会会长的田中都吉的话来总结最合适：“社会上一般认为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了不当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如说新闻界和军部、情报局或者内务省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战后，各媒体和煽动战争有关的人物都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而送进了巢鸭监狱，但很快就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释放。与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战后把战争犯罪嫌疑人永久驱逐出去不同，日本的这些人回到了媒体界而且继续把持着日本的媒体。这样，日本的媒体在战后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

因为不能坦承战争责任、无法达成共同的历史认识，日本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走出“漫长的战后”。每到8月15日，日本媒体都会出现战争责任、历史认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等“敏感性”的关键词，并引起周边亚洲国家的警惕与抗议。作为传递这些“敏感性”关键词的媒体，如何正视自身参与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摆脱军国主义的灵魂附体，反省媒体战争责任，依旧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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