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沙特阿拉伯集结十国联军，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发动代号为“决战风暴”的空袭行动，使也门的国内斗争进一步跃升为地区冲突，区域内各方力量公开卷入也门政治漩涡。也门局势日益演变为各方勾连、争夺与对抗的一局乱棋。

国内：政治版图碎片化

长期以来，也门国内政治高度部落化。虽然早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也门执政党和反对派就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联合国的斡旋下，签署了“海合会协议”，完成了权力的平稳过渡，确立了民主转型的目标，但其政治生态相对较为原始的特征并未改变。目前也门仍有规模较大的部落200多个，部落居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部落习俗和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深远，大部落酋长甚至能够把持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在国家事务中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以哈希德部落联盟为例，其首领艾哈迈尔家族曾是前总统萨利赫的亲密盟友，但也在逼迫后者退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家族核心成员中有执政党精英、反对派领袖、商界名流，掌握着也门银行、电信和传媒公司的大笔股权，还有军方实权人物，长期在也门军队中担任高级指挥官，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部落势力强大造成的结果是政治版图严重碎片化。各部落处于半自治状态，对国家、政党的忠诚度低，与政治集团的联盟变化快、不能持久。此外，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不同，也门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并非以宗教派别划分，而更多是以地域、文化和共同利益为界线。这一方面造就了也门历史上教派冲突较不明显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使部落间的利益纠葛和矛盾更加复杂。萨利赫统治期间依靠强权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勉力维持，其倒台后脆弱的政治平衡随即被打破，各方开始重新洗牌。

也门当前的主要政治力量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派别：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前总统萨利赫的支持者；支持现任总统哈迪的南方部落；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及其他极端组织。各派别的政治诉求不同，相互间有利用也有对抗。此番政治危机主要由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间的冲突引发。胡塞武装自2004年与萨利赫政府决裂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和被边缘化的状态，无缘染指国家政治权力。萨利赫下台后，该组织趁机发展壮大，并试图借政治转型之机“洗白”其叛军底色，合法加入政府，提出将其武装力量整编为国家军队一部分的要求。但其什叶派的背景和极端反美的立场，决定了其与亲美的、受海湾逊尼派国家支持的哈迪政府之间的政治和谈很难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哈迪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南部的部落势力，这固然是因为其出身于南部地区，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南方部落多是逊尼派，欲借助挺哈迪的旗号遏制什叶派胡塞武装的发展。但这些部落对哈迪的忠诚度不高，一旦哈迪失势，随时都可能将其弃之不顾。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则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从2007年开始出现在也门的政治舞台上，不满北方各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要求获得与北方平等的权利。随着也门局势日趋混乱，中央政府控制力被严重削弱，该组织的诉求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南部直接独立，恢复1990年也门统一之前南北分治的局面。“基地”组织半岛分支长期盘踞在也门西南地区，是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共同敌人，但与当地逊尼派部落关系暧昧。在胡塞武装自北向南扩张之际，半岛分支不断制造事端扩大影响力，并伺机在逊尼派部落中寻找同情者与潜在合作者。此外，前总统萨利赫虽然被迫下台，但其统治也门30年，在政坛根基深厚，从未放弃重掌权力的企图，为此不惜与昔日对头胡塞武装联手，结成暂时同盟，致使也门政治斗争又增添了前统治集团与新利益既得者之间的冲突。

这些派别或划地为王，或为利益暂时结盟，或意在借力打力，或试图浑水摸鱼，都想趁乱壮大己方力量，并没有强烈意愿达成政治妥协。更重要的是，也没有哪一派力量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能够掌控全局。在这种政治版图高度碎片化、强权维持的平衡已被打破、利益极难统一的情况下，也门国内纷争或将长期持续。

地区：逊尼派联盟雏形已现

也门危机的实质是国内政治权力分配不平衡引发的斗争，但因涉及区域大国的核心利益，被人为抹上教派冲突的色彩，并朝着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方向发展。

对于沙特来说，紧邻其南部边境的也门虽然民弱国贫，但却是不能放弃的战略纵深，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后院”。在也门维持一个“友好的”政府是沙特的底线，历史上就曾为此多次涉入也门内政。什叶派胡塞武装在也门攻城略地，无疑刺激了沙特的敏感神经。作为逊尼派国家集团的“领头羊”，沙特不只担心胡塞武装最终会在也门建立一个什叶派政权，直接危及其边境安全，更担心胡塞武装背后若隐若现的伊朗阴影——若任其笼罩阿拉伯半岛南端，则会使沙特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因此，向来不愿意涉入中东地区政治纷争的沙特，这次也不得不出手自救，联合地区力量遏止胡塞武装的扩张势头。

沙特此次介入也门局势的时间选择更耐人寻味。一是恰逢美沙关系渐行渐远。美国在中东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这些组织均与逊尼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沙特作为逊尼派大国难免受到美国猜疑。二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正处于收缩期，其有能力却无意愿在中东继续加大投入，这在客观上促使了中东地区混乱局势的发展，沙特不免受到消极影响。三是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曙光初现。这不仅意味着针对伊朗的制裁将被部分取消，还意味着美伊关系将实现缓和，这对于沙特来说是沉重打击。沙特在此时借也门危机发力，也算一举两得，既要美国关注，又有胁迫其平衡中东战略重心的意图。当然美国也并非“不解风情”，随即宣布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与后勤支援，同时又反复强调此举并不会影响伊核谈判的进程和结果，尽力在伊朗和沙特之间维持平衡。

此外，在这场地区危机中，埃及一反常态地坚定站在沙特一边，成为阿拉伯国家联军的核心力量。这显然不是因为埃及在也门有多么重大的直接利益，而是试图借干涉也门之机拉近并巩固与沙特的关系。塞西政府上台后不断受到美西方国家的抨击与排挤，但却得到了沙特的支持和大量经济援助。因此埃及开始在地区事务上贴近沙特，并投桃报李。当然，从埃及内政角度考虑，介入也门局势也实属必要。一方面，一个稳定的也门有利于减少地区恐怖分子输出，能有效减轻埃及国内安全局势的压力；另一方面，若埃及能一战立威，也能增加塞西政府巩固统治的筹码。

这些国家虽各有打算，但并不妨碍它们在打击胡塞、遏制伊朗的大旗下结成一个准“逊尼派联盟”，这一联盟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包装为维持也门合法政府、确保其和平的政治转型进程，从而获得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支持。但是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俄罗斯等却发声谴责，虽力量有限，但阵线分明，隐约已是一派反对联盟。加之国际社会普遍相信胡塞武装得到了伊朗在资金、武器和人员培训方面的支持，并认为胡塞武装的崛起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建立什叶派“大新月带”计划的关键一步，因此伊朗的表态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是对沙特的“隔空喊话”。于是，各方的首要关注点也不再是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权力纠纷，而是哈迪背后的沙特与胡塞背后的伊朗到底会不会通过“代理人”而激烈过招。也门危机的意义也由此陡然加重，很可能成为什叶派与逊尼派延续千年的对立纷争中的一道分水岭。中东地区会不会自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步入“冷战式”的教派冲突新阶段，尚不得而知。

国际：反恐遭遇重大挑战

除了地理位置和教派因素之外，也门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在国际反恐大格局中的支点性作用。也门国内的极端组织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大批也门人远赴阿富汗参加抗击苏联的“圣战”；90年代初，在总统萨利赫的默许和鼓励下，一批思想激进的“圣战”分子返回也门，伊斯兰极端势力由此逐渐坐大。也门国内的政治分割与贫穷落后，又为极端组织和极端思想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基地”组织也趁隙渗入也门成立分支，日益发展为活动能力最强、危害性最大、意识形态最极端的恐怖组织之一。9.11事件之后，也门即成为美国在中东反恐的重要合作伙伴；近年来，美国出动无人机实施空中打击、也门政府提供情报与主权便利的反恐模式，又被奥巴马推崇为“轻脚印”战略成功实施的样板与典范。

美国在也门的核心利益是反恐，对教派纷争并不感兴趣。在可能的条件下，美国更倾向于尽力维持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平衡，以免教派冲突干扰其反恐大计。这一点与沙特有根本不同。因此，美国在也门的基本目标是维持一个亲西方的、有掌控能力的、能在反恐问题上提供有效配合的中央政府；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政府的教派背景就变成了次要因素。但是鉴于美国与伊朗长期不睦，若胡塞武装被证实为伊朗的“代理人”，那么即便其与“基地”组织不共戴天，美国也不愿见到也门落入其手。对于美西方来说，继续推动也门的政治转型进程，促成各派和解，扶植一个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也门政府或是最优选择。

但是也门危机无疑打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反恐计划，极大地削弱了其对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打击力度。一方面，也门陷入无政府状态，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美国的无人机行动得不到情报配合，不得不暂时中止，特种部队与空军基地工作人员也先后撤出也门；另一方面，什叶派胡塞武装的扩张为恐怖组织提供了煽动、利用宗教矛盾和教派仇恨的机会，部分逊尼派部落为了对抗胡塞武装，甚至不惜与“基地”组织联手，使其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伊斯兰国”也借机渗透，在也门招兵买马，制造连环暴恐袭击，开辟新的“根据地”。

国际反恐因也门危机而遭遇重大挑战；也门国内各派已经被困在一个“谈不拢就打、越打妥协空间越小”的恶性循环中，原为“全民公敌”的恐怖组织反而坐收渔翁之利。从这个角度看，也门危机带来的恶劣影响是全球性的，沙特等国的介入只会使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原本反恐问题只是这场危机的副产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正日益成为一条重要的新主线。

小国政治的悲剧

也门这场乱局中，各方力量各自怀揣利益精打算盘，战略意图却又都不在也门的基本政治稳定与国计民生。一轮最初源于国内权力分配不均衡的政治斗争，由于各方争相介入开始朝着地区教派冲突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正是国际与地区关系中小国政治的悲剧。

沙特和伊朗的斗争会不会逐渐公开化，引发一场新的中东战争？反恐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会不会迫使美国调整中东政策，从而牵动其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阿拉伯国家联军在教派纷争或其他利益驱动下，联合介入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会不会自此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干涉的新形态？这些早已不是也门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相关方都不得不面对的悬念和危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研究人员）

阅读链接：

“多棱镜中的也门”，李亚男，《世界知识》201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