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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的电影化叙事探析

2015-05-22杨燕

卷宗 2015年2期
关键词:道具特写镜头蒙太奇

杨燕

摘 要:严歌苓在小说中有效地融入了各种电影元素,增强了她作品的审美效力。本文结合她的小说文本, 从蒙太奇、特写镜头和道具这三方面分析电影元素的介入对其小说艺术魅力的潜在影响,同时探讨严歌苓在小说创作与电影艺术之间进行沟通合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电影元素;蒙太奇;特写镜头;道具

作为致力于小说与剧本创作的双栖作家,严歌苓曾谈论过剧本创作对小说创作的积极影响: “一个人学会编剧,脑子里要有一双眼睛,mind eye,这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看到方位,看到道具,人物充满动作,看起来动感就比较好。有了动感,小说不枯燥,也不说废话。英文剧本尤其要求你干巴,简练,所以写着写着,文风就改变了,变得非常简朴、非常酷。” 正是由于对电影化叙事元素的积极吸纳,严歌苓在小说中打造了一个个具有鲜明影像风格的文字画面。本文拟从蒙太奇、特写镜头、道具等电影手法入手,探讨严歌苓小说对电影化叙事策略的成功应用。

1 蒙太奇式叙事

电影的基本元素是镜头,而连接镜头的主要手段就是蒙太奇。蒙太奇,是法语montage的音译,原指装配、构成。在电影中,指“通过镜头、场面、段落的分切与组接,从而对素材进行选择、取舍、修改和加工,将分切的镜头组接起来的手段。” 蒙太奇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切割重组使镜头的衔接产生新的涵义,大大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从而增强了电影艺术的感染力。

严歌苓的小说《天浴》就是蒙太奇叙事的一个典范。小说讲述了女知青文秀返城的故事。女主人公文秀下放到草原放牧多年, 随着大批知青返城的潮流, 文秀没有门路,只好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敲开返城之门。可是, 直到文秀声名扫地,返城之门依然紧闭。小说结尾处, 身心俱损的文秀请求老金结束自己的生命, 老金开枪成全了文秀, 并给她的尸体洗了最后一次洗浴后, 也开枪自杀了。

在小说的结尾, 也是故事的高潮部分,文秀已决意告别这个世界, 她让老金给她一枪。整个过程, 作者对场景进行了剪切,每一段构成一个镜头。

老金将自己从她手臂中松了绑,去拾那支步枪,她得救似的、信赖地、几乎是深情脉脉地看着他。

老金端枪退后几步,再退后几步。

文秀站直, 正面迎着枪口。忽然地, 她请老金等一等, 她去编结那根散掉地辫子。她眼一直看着老金。像在照相。她淡然地再次笑了。他顿时明白了。从她的举动和神色中,他明白了她永诀的超然。他突然明白了她要做么。老金把枪端在肩上。枪口渐渐抬起。她一动不动, 完全像在照相。

枪响了。

文秀轻飘飘地倒下去, 嘴里是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呢喃。

她合着眼,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

作者采用蒙太奇手法,连接了老金端枪、文秀赴死、老金开枪、文秀死去几个镜头,省略了叙述过程中的残酷因素。文秀轻飘飘地倒下去, 如同电影慢镜头的呈现;最后一个镜头中,文秀合着眼,宛如壁画中的仙子,生前的污垢被洗涤,回到了她原有的纯真少女的形象。整个叙述用白描手法, 不插入任何评论, 只向读者呈现出一幅仪式化的受难场景,画面凝重、悲壮,于无言中震撼人心。严歌苓就一个摄影师,巧妙地使用镜头语言,捕捉最有深意的时刻, 呈现主人公的苦难。小说的控诉矛头指向何处? 是那些蹂躏文秀的男人们, 还是这些男性权力代表的庞大体制? 严歌苓没有给出答案,没有以作者的权威干预叙事,但小说的悲情控诉力量却震撼人心。

2 特写镜头式叙事

在《雌性的草地》序言中,严歌苓提到,“在故事的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支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写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 [1]

严歌苓这里提到的“停顿”是叙事时距的一种情况。时距即故事时长和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当叙述事件无穷大,故事时间为零时,即构成 “停顿”。这种停顿中的描述类似于电影中的特写镜头。特写镜头是电影艺术的一种手法,它用近距离拍摄的方法,把人或物的局部加以放大、强调,以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特写镜头主要有以下功能:

第一、突出细节,升华主题。

《雌性的草地》中“红马”出场时作者用了两页篇幅进行夸张铺陈式的描述:

“你看见的正是这样一匹马。红得如同一个惊叹号, 如同标示人蓄间的一个警号。马群在它背后,人在它对面。看得久了, 你便觉得这匹红马有些失真,它立在那里, 无可挑剔, 体现着人们世世代代对马的最大胆的虚构…”[1]

“红马”是理想的化身, 它象征着崇高的革命信仰。它是完美的,同时也是虚无的。小说中女子牧马班的七个成员,正是在这一虚无理想的号召下,义无反顾地献身于牧马事业,将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这个理想,她们就像是祭坛上的贡品。其中,沈红霞付出了最惨烈的代价。特殊时代的政治打着“理想”的旗号,以残酷的方式掠夺青春少女的幸福乃至生命。

第二、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扶桑》的开头就是对扶桑外貌的特写:

“这就是你。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我这个距你一百二十年的后人对如此绣工只能发出毫无见识的惊叹。”

叙事者“我”为第五代移民,通过第二人称叙事, “我”和扶桑直接对话,拉近了读者和人物的审美距离。在这段外貌描述中,第一句话就给主人公扶桑定下了红色的基调:由于红色是古老神秘东方文化的象征,这段描述在一开始就突出了扶桑的东方个性。

一部优秀影片可以通过它的特写来揭示我们的多声部生活中最隐秘的东西,并且教会我们观察生活中可见或隐蔽的复杂细节,如同读一部交响乐谱。优秀的特写都富于抒情意味,它们作用于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我们的眼睛。” [2],特写镜头的这种意义对于一部优秀的小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3 道具的象征意义

戏剧中的道具指的是表演时所用的器物,比如桌椅,扇子都是戏剧表演中常用的道具,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戏剧语言。后来道具被广泛地用于电影,参与故事的叙述。严歌苓的小说中有很多类似道具的象征物,来暗示人物心理,使小说的叙事具有了一种诗意风格。

《第九个寡妇》中地主的儿子孙少勇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父亲孙怀清划清界限,在孙被毙的前几个晚上,孙少勇向上级写反省书,并“主张对孙怀清尽早执行枪决”。他对枪毙父亲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作者没有给读者直接的答案,只说他“在这一夜值班的八小时里,抽出一碗烟头来。早晨他背着两手走出值班室,头发里带着蓝灰的烟。” “一碗烟头”正是人物心理的道具,象征了孙少勇难以抉择的心理状态。他在决定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惜将父亲逼向绝路之前,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斗争,作者没有给出只言片语的心理描写,只寥寥几笔写了“一碗烟头”,如同电影中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镜头,却令读者遐想连篇,回味无穷,这比成段冗长的心理描写更令人触目惊心。

4 结语

随着电影在二十世纪成为最流行的艺术,很多现代小说家都在创作中吸纳现代电影叙事元素以寻求小说文体与叙事层面的突破,他们借助蒙太奇、场面调度、闪回、淡出、特写等一系列电影化叙事手法为小说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严歌苓凭着自己对电影的兴趣和对写作的热爱,以一种兼容开放的心态进行创作,将电影的优势元素移植到小说创作中,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字魅力和审美内涵,这对于新时代小说创作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1,8.

[2] 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 20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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