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针对中国成为了亚投行最大股东的事实，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霍奇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呼吁其他成员国要联合起来，集体抗衡中国在亚投行的大股东地位。此前不久，印尼财长班邦也积极寻求将亚投行总部放在雅加达，未果之后继而提出了印尼希望至少得到亚投行副行长席位的要求。亚投行还没有开门迎客，成员国就释放出争权夺利和分庭抗礼的声音，作为亚投行老大并且没有任何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管理经验的中国应当感受到了未来所需解决的不少棘手难题与矛盾纠结。

当初倡议成立亚投行时，为了保证股本金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中国提出出资额可以最高达到50%，以便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在亚投行最大股东的地位由此形成。虽然随着未来申请加入的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中国持股权重将得到稀释，但其他成员国的股权份额也会同比降低，因此，只要不是主动放弃，中国充当亚投行老大的角色将会永久不变。但问题是，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东权利的运行方式，第一大股东均享有一票否决权，相应地，中国是否也会在亚投行中行使一票否决权就成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对此，中国官方的回答是，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这就实际上向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会遵循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看来，亚投行会像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那样将尽量采取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依靠投票结果。

的确，尽管成为了亚投行的老大，但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的和平崛起更需要世界主流国家的支持和表态，因此，从对国家最有利的角度来说，中国既不会放弃一票否决权，但也不会轻易地去动用，以免引起他国的怀疑和顾虑。不过，如果中国完全不行使一票否决权，亚投行未来每逢大小问题讨论时将会面临扯皮不断的困扰，从而可能沦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那样决策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或者成为拉帮结派、讨价还价的权力场，基于此，一种可能的结果时，在针对重大事项决策而采取票决方式的关键时刻，一旦利益形似的几国结成盟友从而误导决策方向，或者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以及对重大问题久争不定时，中国将会行使一票否决权。

与股权直接相关联的是接下来意向创始成员国在亚投行中各自话语权的安排问题。根据目前股份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80%的股权，其他20%-25%股权分配给非亚洲国家。相应地，亚投行设计的15至20个董事会席位中，可能仅有3席预留给亚洲国家之外的成员国。这样，围绕着董事会席位，不仅在亚洲意向创始成员国之间好有一争，非亚洲成员国之间也会好有一搏。从目前来看，亚投行董事席位的分配既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并通过对成员国划分选区的方式定额推选产生。不过，如何划分选区以及让最终的推选结果令成员国皆大欢喜，就需要中国切实履行和发挥好斡旋与协调的作用。为了尽可能平衡多方利益，亚投行可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那样设置不需选举的特别董事席位，以便让更多指标转移到选区范围中，同时，亚投行将采取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治理结构方式，对于那些未能取得董事席位但的确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成员国，在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理事会和管理层层面给予其有限的职权分配。

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还会接纳新的成员，但在未来是否申请加入的国家中，美国和日本无疑最令外界关注。一种可能是，美日死扛到底不加入亚投行，而是设法重新激活并盘整亚洲开发银行，以此与亚投行形成正面竞争。另一种可能是，美日经过审慎考量以普通成员国的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中国也会给足面子表示欢迎。必须承认，目前亚开行的财力明显胜过亚投行，而且融资渠道和空间非常大，同时其运作机制和经验都不是亚投行所能比拟的，但是，亚开行要力盖亚投行的风头，就必须对其传统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创新，以使亚洲各国显著受益，而且其投资必须更大程度上倾向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若出现第一种结果，亚投行承受的竞争压力的确不小，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应对方略，亚投行可能日渐式微。

当然，美日加入亚投行，除了带来增量资本外，两国所具有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管理经验也会发生积极作用，亚投行游戏规则的制定以及公正透明地运行也能够增添更多的监督和维护力量。从目前来看，由于国会的阻碍，一定时期内美国不会加入亚投行，但日本却显示出了加入亚投行的急迫性。据悉，安倍内阁已敲定将基础设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内容，提出到2020年将海外订单金额扩大至30万亿日元的目标，而亚投行无疑是助其出口一臂之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无论美国加入如否，只要日本加入亚投行，都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投行的代言人或者搅局者。必须注意，虽然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在加入亚投行时完全“背叛”了美国，但一旦要动起诸如遏制中国等邪念歪道，这些山姆大叔的铁杆盟友可能会整齐划一地占到美国一边，到时，拥有丰富国际金融机构管理经验的欧洲国家与美日联手将亚投行的清水搅浑，中国就不得不为此加倍透支管理与修复成本。

不同于以稳定全球金融秩序为己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同于以扶贫开发为核心职能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的功能定位是服务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这就意味着亚投行要追求一定的投资回报，许多国家特别是像沙特、卡塔尔、科威特这些中东“土豪”就是冲着这点而来的。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周期都很长，而且融资额度大，盈利困难。特别是在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突出的情况下，项目的投资回报更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甚至也可能“血本无归”。据此，亚投行必须做好仔细认真的投资论证，如果降低标准或者将政治因素考量进来，势必会损害项目选择和投资的公正性与严谨性，最终给出资人制造出巨大的风险。出现这种结果，亚投行就会逐渐失去商业魅力，并可能在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倘若只将收益回报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亚投行开展投资肯定会束手束脚和瞻前顾后，这就会导致一些不发达但的确需要资金的国家难以获得投资，最终的结果与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初衷可能相悖。因此，在恪守投资高标准与支持投资紧迫性、提高股东回报率与增强信贷及时性、强化投资灵活性与控制投资风险性之间，的确需要亚投行练就和展现足够的平衡技巧与智慧。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