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好

《哀悼基督》，斯克罗维尼礼拜堂壁画

乔托的重要性在于，“艺术家”从他开始。

乔托之前，艺术家（Artist）几乎等同于手艺匠人（Artisan），他们与木匠一同装点着王公贵胄的屋檐，却没有属于自己个体身份的印记。虽然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关于乔托的形象也只有从壁画中所能看到的群像中依稀可辨，然而同时期的但丁却赐予乔托更为不朽的记录——但丁在《神曲》中关于命运无常之处提到乔托，他将乔托视为是可以以个体之名立于时代重要地位的艺术家——“画家中的画家”。可以说，乔托是最早的，在各种文史资料里留下记录的，不以artisan身份出现的artist。

当14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以个体身份谋求一种集体艺术生命的时候，时代对于艺术家的要求已经从穿插式的建设向线性的历史箭头推动：艺术家的名声应该随着后继者的出现与日俱增而不是逐渐衰弱。

中世纪末期建筑与雕塑的成就打开了图像王国的大门。满溢拜占庭遗风的宗教图像里充满了强权式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那些脸颊颀长的圣母是为了使我们产生敬畏而不是为了将其视为图像化的艺术。随着文艺复兴早期各个领域去神学化的自然主义兴起（但丁用托斯卡纳语言写作、薄伽丘将日常引入文学……），观众对二维画面内“人”的陈述充满兴趣。于是艺术家需要参与历史，需要告诉观者画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画中“有”什么。从这个视角来看，乔托改变了艺术语言的叙述方式。

在乔托画面里，他用早期文艺复兴的极致探索着人类形态的结构与外表，用绘画所能到达的维度摸索着心理描述的范围与微妙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