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焱

4月14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在伦敦书展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4月14日，伦敦书展在奥林匹亚会展中心开幕。当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走上演讲台，台下人有些惊讶。

在国际书展界，每年全球出版的图书中约25%为英文图书，欧美出版人一直是国际书展的主角。但这一次，组委会却首次邀请来自中国的谭跃作为唯一的亚洲出版人进行了演讲。“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释放。”谭跃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谈到他在现场的感受。

惊讶不止于此。当天晚上，伦敦书展将分量最重的“国际出版卓越奖主席大奖”也颁给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这个奖是为了纪念刚去世不久的西蒙·马斯特而设——作为伦敦书展创始人兼首任主席，西蒙·马斯特也是英国及全球出版业的标志性人物。新设大奖意在表彰对全球出版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出版集团。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代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这几年在传统出版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国际性趋势开始获得关注。

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谭跃和伦敦书展主席杰克斯·托马斯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在录制现场，他介绍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现状，也谈到传统出版和数字化时代的互动关系。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伦敦书展上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署了合作翻译出版《中国近现代文化经典文库（英文版）》的战略框架协议。《文库》由集团公司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共同打造，遴选了中国近代以来400 多种人文社科和文化领域的著作。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将推动中国文化的这些经典进入英语世界。

拓展传统出版国际版图的同时，中国出版集团近几年也正在投资打造数字化战略重点项目。2013年，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开发了译云平台，它综合语言服务和数据资源，包括互联网门户网站、找翻译APP、翻译助手、多语呼叫中心、多语视频会议系统等多个产品。在伦敦书展上，译云平台还最新发布了全免费的译库网页翻译API。另一个重要的数字化项目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纸质版设计规模为80卷，约1.5亿字，将选收条目20万条，这是一个国家级重大工程，由国务院2011年正式立项。而网络版的目标则是打造一个国家公共知识服务平台，构建权威、准确、完备的国家百科知识体系，其特点在于融合传统出版内容和数字化技术，由百科出版社组织全国各界一流专家学者编纂，同时利用互联网开放互动的原则，以用户即时参与的方式来进行持续更新和条目补充。

“有一次我到诚品书店看书、选书，直到深夜1点半才离开。很奇怪的是，如果为其他事情熬了夜，第二天会有疲惫感，但那天早晨起来反而觉得充满活力。我想，人在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表面看来是购买欲望，潜藏在背后的其实是精神上的安抚和满足。”当我们谈到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等传统阅读场所的吸引力时，谭跃回忆了他个人读书生活中的这一小细节。

三联生活周刊：能聊聊你最近手边在看什么书吗？

谭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刚出了一本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的新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我读着很有感触。这本书切入了当前社会生活的需求，它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核心价值，但一定不是把别人的价值简单地当作自己的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华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举其大者就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区高于个体，和谐高于冲突。这些价值原理和西方思想有相通也有区别，不仅在前现代的东亚世界被广为接受，在当今时代，对全球建立关联社群、合作政治仍具有普遍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判断一本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谭跃：我认为一本好书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要有思想，其次要能满足当前社会生活的需求，第三它要在一定程度上呼应读者的心理需求。

因此，对于我们的出版社而言，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出版社，培养一批有思想的编辑，打造一批具有“大家品位、大众口味”的好书，回答时代的热点，满足读者的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怎么看待“严肃阅读”这样的提法？在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有人提出用严肃阅读来对抗碎片化阅读。

谭跃：严肃不严肃决定于读者自己，恐怕很难硬要做个划分。一个很轻松的话题，一本小书，也能够读出人生的道理。孔子整理《易经》，用的是“玩索而有所得”这样一种态度。当然，古义的“玩”，和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有所区别：繁体的“玩”字，是“习”的繁体再加上一个“元”——翫，羽毛形意小鸟，“元”即根本，本意就是小鸟落生后练习飞翔。孔子的意思是读书和实践相生才有所得。所以谈论严肃阅读，主要是看读者用什么样的眼光和心态来读书。如果今天下午没有这个采访，我有点空余时间的话，可能会找本和工作无关的闲书读一读，跳出平时的心态，等再回到工作环境中，看待事情的眼光很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闲而不闲”，“功夫在诗外”。

另一方面，从出版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责任提供向上的、给人希望的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我们出版每一本书都是有责任的。我经常会对编辑说：你做的书，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吗？这就是阅读标准和文化责任。实际上，坚持这一个标准，让集团最近几年来在全国零售市场占有率、中国出版政府奖、茅盾文学奖、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走出去”产品总数等十个重要出版指标上名列全国第一。此外，2014年还在深圳读书月、《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2014年度好书”等重要榜单的入选数上名列全国第一。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目前达到了什么样的出版规模？与西方一些著名出版集团如贝塔斯曼、企鹅等相比，存在什么差异？

谭跃：如果我们把正牌、副牌加在一起，中国出版集团目前有40个出版机构，年销10万册的畅销书达到70种。集团旗下汇聚了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1932年成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荣宝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一批历史悠久的品牌企业。说起来中国出版业拥有百年历史，但近代以来黄金时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之前是1927到1937年，之后就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近代成果上，说实话，我们多的是引进，多的是重做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当代创新性的东西太少，这是我们和西方出版业的很大差距。另外，企业化程度也是一个差距。对于西方出版来说，企业化已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形态，而我们还在不断研究和推进中。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德国贝塔斯曼一家公司就比中国整体出版业的盘子还要大。这种说法尽管不很严密——贝塔斯曼还有很多和出版无关的跨媒体产业，包括资本运作——但它提示我们要改变观念，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国际融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传统的好处是把文化看得很重，但我们还应该了解，用资本的方式、市场的方式可以把文化做得更好。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出版集团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在全球范围内，通常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出版水平？

谭跃：没有统一标准，但出版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标准。首先是文化影响，比如说到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我们做出版的人未必记得它每年的码洋是多少，但我们知道它做的“企鹅丛书”。第二要有著名出版人和著名编辑，永远是他们在成就好书。第三是平台本身要好。所以我心目中就是这三个标准：出好书没有？出名编辑没有？是否有能力持续出产前面这两样东西？比如像三联书店，在我心里就是好平台，如果未来它仍然持续出好书，放在国际上也是好的出版机构。

三联生活周刊：以这样的标准，中国出版集团目前在全球出版行业中处于什么位置？

谭跃：美国《出版商周刊》、英国《书商》、法国《图书周刊》、德国《图书报道》和巴西《出版新闻》5家国际著名出版期刊，每年会联合公布一份“全球出版业50强”排行榜，基本可以反映全球出版巨头的竞争格局。中国出版集团连续两年上榜：2013年排在第22位，2014年上升到第14位。中国去年另一个进入榜单的是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排在第30位。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伦敦书展的展台

三联生活周刊：刚刚结束的第44届伦敦书展，在你看来，传递了全球出版业哪些值得重视的新信息？

谭跃：各种专业信息很多，不再列举。但以我个人看来，最明显的感受是看到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释放。以前我们出国做展览，自己搭台、自己讲、讲给自己人听，现在是主办方投入资金办论坛，邀请我们上去讲。今年伦敦书展将唯一的综合性奖项——“国际出版卓越奖主席大奖”颁给了中国出版集团。我曾向现任主席询问奖项的分量，对方告知，该奖在征求全球各大出版集团总裁的意见时就已引发强烈关注，最后以匿名方式投票评选出来，颁给了中国。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中国正在成为关注度不断上升的国际话题，这是我们出版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前提和需求所在。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有一句话，几年来我一直记在脑子里。他说：重要的是把握趋势，但是，比把握趋势更重要的是趋势的转折。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折。2013年我们就提出了中国出版集团的国际化战略发展目标：近期“做响”，中远期“做开”，长期“做强”，整个过程“做实”。同时也明确了国际化工作的“六个要点”，即版权是基础，项目是关键，翻译是重点，数字化是方向，人才是根本，机制是保障。因为，目前我们要想在国外做出畅销书并同时获得经济收益，暂时还不太可能。但至少已经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做出文化影响来。国际知名版权代理人托比·伊迪（Toby Eady）这次专门约我谈了一个小时，我们的想法很一致。他跟我说，文化是需要符号的，我们应该合作，每年至少在海外推一本有影响力的中版好书。今年我们选择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这本书是著名漫画家丁午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时写给女儿的信， 因为当时留在北京的女儿只有8岁，他的信主要是画出来的，无意中记载了特殊年代一段难忘的感情和历史，非常感人。托比·伊迪已经为海外版确定好了翻译，其他正在推进中。

三联生活周刊：出版巨头们聚在一起谈论新技术对传统出版带来的冲击吗？你怎么看待这些年一直和传统出版相伴的生存危机？

谭跃：当然会谈到这个话题。传统出版会死亡吗？我个人有个基本判断：新技术对传统出版形成了明确的、强烈的冲击，但远未构成颠覆性影响。“三年论”、“五年论”都曾有过，现在并没有成为现实。我仍然要引用奈斯比特的一句话：潮流来了谁都挡不住，但是，潮流往往来得比人们想得要慢。数字化是一个过程，需要逐渐演化的时间。数字平台现在的不够成熟，决定了它还不足以颠覆传统出版。比如，数字化的好处是海量信息，但选择是个困惑。另外数字化阅读形成的阅读感受也是比较生硬的，包括现在最流行的手机阅读，仍然很难像纸质图书一样带给人亲近感。

出版的本质，我认为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选择”，就是文化选择和价值选择。我们做出版的人都把孔子视为老祖宗，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将3000多首民间诗歌选编删定为《诗经》的“诗三百”，这不是简单的文字编辑过程，而是一个思想的过程。孔子编撰史书《春秋》，有人问，为什么不叫《冬夏》？这就是孔子微言大义，因为春分和秋分都是一年中白天黑夜最平分的时刻，取名《春秋》，书名就体现了孔子“允执其中”的思想。他还以《十翼》这样十篇文章，把一本别人眼里谈论占卜的《易经》注读成为一套思想体系，成“六经之首”。所以说，通过选择来确立一本书的思想价值，这是技术做不到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集团要坚持走的一条特色发展道路，也就是，不断增强我们在专业化领域上的出版优势，为读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阅读，进而致力于提升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品质。

我们和数字化时代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认识到传统出版在内容上的优势，同时也发现它的局限。比如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为行李箱里到底放几本书发愁，这时就感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必须推动传统出版转型。

三联生活周刊：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现在有什么布局？

谭跃：我们正在进行的数字化项目有很多，包括“译云”平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网络版、中华书局的典籍数字化等等，都是非常有创意和竞争力的。举个例子，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数据库”项目将传统的典籍数字化，目前已经完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等部分。这并不是人们过去所理解的做几套电子书，而是将典籍内容碎片化之后再系统录入，为学术检索提供极大方便。我觉得，一个好学者省略了检索的繁琐工作之后，必将获得更多思考的自由。中国出版集团对译云平台重资投入，原因是我们看到了未来市场：中国翻译市场的规模预计将在2600亿元左右，博鳌论坛也有数据显示未来几年中国出境游客人次将达到5个亿，这都是巨大的产业盘子。而且，翻译对于我们集团本质上是涉外出版。

三联生活周刊：三联韬奋中心开放为24小时书店在2014年曾十分轰动，今年又新开了海淀分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想要通过这种尝试来实现什么业态构想？

谭跃：这个问题可以先转化为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做什么的？没错，我们是做书的，但在数字化条件下，准确地说我们是在做内容提供。如果进一步定位，我们要做有价值的内容提供以及内容传播。所以我认为最完整的表达应该是：我们要做有价值的阅读服务。

这就可以回答24小时书店的问题了。集团的构想是既做书店，又不做书店，我们要打造一个城市文化客厅，它以书为灵魂，同时兼而为一个文化综合消费体。在这个消费体里面还应该引入互联网，让读者在书店也可以实现他们在研究所、在公共图书馆的那些需求。读者的文化需求决定了未来书店的经营形态。在“全民阅读”的氛围下，中国出版集团怎样为自己做定位？我觉得就是四个字：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