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在微博上，我看到很多人讨伐一个叫做乌青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 《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诗是很奇怪，但是人们对于它的愤怒，超乎了我的想象，人们或激愤地觉得自己智力受到了贬低，或义正辞严地觉得他是在骗钱，或老气横秋地哀叹我国文化走向了堕落。

我以前就看过乌青的诗，并且很喜欢，有一首给我印象深刻的诗叫《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傍晚，父亲说，兄弟们/来一个，于是/我父亲把我抛出去/我二叔把我接住/我二叔把我抛出去/我三叔把我接住/我三叔把我抛出去/我小叔把我接住/我小叔把我抛出去/我父亲把我接住/这是他们的一项常规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情感/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抛不动你了/父亲说。”当我把这首诗展示给激烈抨击乌青的人看时，有些人会说，如果他每首诗都是这样，也不至于被骂得这么厉害了。人们觉得这首诗好，因为能够概括出它的段落大意，提炼出中心思想，即表达了作者对于父爱深深的怀念之情。可是，当我们面对一篇文字，发现它超越了我们高中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的水平，随之而来的焦虑，就会让人们粗暴地拒绝，乃至否定。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谈到物理、数学、化学、计算机知识，遇到不懂的情况，会摆着双手带着崇拜和畏葸说“我不懂”，在遇到政治、经济、军事之类人文学科的时候，也会小心翼翼地说“我不懂”。可是，在碰到晦涩的小说、不明就里的音乐、抽象的线条时，如果不是事先说明出自名家之手，人们就会带着嘲笑和轻视说“看不懂”。

态度之所以截然不同，我想，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把文学当作一个学科，一个有历史和前景的学科。它和物理、数学一样，在不同的时期解决不同的问题，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如卡夫卡突破了托尔斯泰式的、现实主义的桎梏;而马尔克斯看了《变形记》之后彻夜难眠，后来写了《百年孤独》，又把突破现实的界限往前推了一步，这就是进步——写作作为一种学科的进步。有追求的写作者，绝不会在《百年孤独》之后，重复写一本《一百零一年的孤独》，而是去探索连马尔克斯也不曾企及的边界。

自然科学学科因为设置了门槛，让人畏惧，而艺术则让所有有眼、有耳的人觉得自己具有评价的能力。1907年，毕加索画的《亚威农少女》，五个裸女，没有远近，看不出背景，人是几何形体，正对着观众的脸上，既有正面，又有这个角度下不可能被看到的侧面。这幅画刚展出时，被视作一种嘲笑和暴行，艺术家们怒不可遏，觉得这就像给一个活人吃猪饲料。但实际上，毕加索代表了一种进步——虽然被当时的大多数人看作退步。

而乌青，也是一种进步，他突破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他在采访中说，要有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于是就产生了“废话”，一种逻辑自洽却毫无意义的废话。不是所有的野心，都是要做大江大海、万水千山、宇宙银河。罗马尼亚大诗人索雷斯库说起他的志向：“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那便是细菌的志向。”索雷斯库有首诗叫《雷雨》，是这样写的：“院子里/闪电在为母鸡/充电。”你懂了吗？

还有一类抨击“乌青体”的人会说：“这样的诗，我一天能写一万首，有什么了不起？在所有的大白话中间换行就行了。”可是，他们所做的，也只不过是“蓝天真蓝”“大海真大”这种简单而粗糙的模仿。这样的模仿，不仅毫无天分，而且毫无价值。

有一个坚定的废话体的反对者，在我给了他诸多理由之后，最后依然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到底写这样的诗，有什么意义？”

它不必有意义。

“玫瑰即玫瑰，花香无意义。”这是博尔赫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