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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叙利亚

2015-05-14刘禹彤

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28期
关键词:阿卜杜勒蛇头马其顿

刘禹彤

阿卜杜勒开始了逃往荷兰的准备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一路上他将通过徒步、骑自行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至少五种方式,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最终抵达荷兰

抵达奥地利后,28岁的阿卜杜勒每天至少花两个钟头学习德语。在逃离家园两个多月后,已经在奥地利获得难民身份的他努力去忘掉战乱带来的恐惧,却总是做不到。千里之外,地中海东岸的大马士革时时牵动着他的心。

妻子马尔瓦还住在大马士革,他每天都会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说一声“我爱你”;而和在黎巴嫩的父母通话时,他依然保持着乖巧的孩子气。

奥地利政府提供的安置房位于埃费丁,不到两公里外,蓝色的多瑙河静静流淌。天蓝水碧,物产丰饶,对于从战火中浴血逃离出来的阿卜杜勒而言,这里如同人间天堂。

但每当黑夜降临,他都希望结婚才三年的妻子能陪在他身旁。在不到10平方米的卧室里,他时常能听到妻子在外头喊他的名字。但很快,他会从幻觉中清醒过来。

子弹射进来,鲜血涌出去

在2011年之前,大马士革和埃费丁一样美丽。夏天,他经常与妻子依偎在城郊的萨利希亚小山上,听鸟语闻花香,俯瞰山下的绿洲与远处茫茫无际的沙漠。他曾在山上随手拍过一张大马士革的全景,并把它设置成了在社交网站“脸书”上的个人主页的背景,沿用至今。

“以前‘真主宠爱谁,就让谁生活在大马士革,而现在,时过境迁。”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2012年开始,每个月总有两三次,他在大马士革的家门前总会布满迫击炮弹爆炸后的碎片。有两次,他的汽车也被炸坏,所幸自己和家人没有受伤。

“我特别害怕。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是我最怕的是妻子和父母受伤。”阿卜杜勒说,只要战争一天不停止,危险就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头上。“子弹射进来,鲜血涌出去,只需要1分钟,生命就结束了。”

2013年,在叙利亚海湾银行工作两年以后,因为目睹了一次恐怖“直播”,他变得特别厌恶战争,并极度恐惧死亡,开始有了逃离叙利亚的想法。那一次,三辆汽车在银行附近爆炸,20人当场毙命,多人伤势严重。爆炸点紧邻一座军事检查站,他原本以为这里安全无虞。

回到家后,阿卜杜勒感觉“冷透了”,“你见过大街上同一国家的人拿着刀枪刺向对方吗”,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你返回家中,看见你珍爱的东西碎成一地,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不再想这样下去了。我决定挑战自己的命运,至少要反抗一下。”

收入的日益萎缩加速了他逃离的脚步。2011年,他每月能从就职的银行拿到35000叙利亚镑(当时相当于700美金)。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货币快速贬值。内战刚爆发前后,叙利亚镑兑美元的汇率是50:1上下,约两年后,变成约140:1。而他的工资,并没有上涨。

一家人的体面生活越来越难以维系, 2013年11月,阿卜杜勒辞去了大马士革的工作,在黎巴嫩谋了份会计师的职位,月薪为80000叙利亚镑。

2014年底,随着叙利亚危机外溢,黎巴嫩安全局势跟着恶化。黎巴嫩的房屋租金和交通费用也快速上涨,阿卜杜勒的生活再次捉襟见肘。而家人所在的大马士革,2013年初面粉短缺时期,过去只卖25叙利亚镑的面包一度涨到了500叙利亚镑。如果一家人仅靠他每月的80000镑收入生活,恐怕只能并日而食。

阿卜杜勒不得不先回到故乡,以图另谋出路。

“我想在叙利亚重新找一份能养活家人的工作,但是根本找不到。要想活下去,就得离开叙利亚。”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荷兰很远,却离天堂很近

2015年1月,阿卜杜勒的一位堂兄偷渡到了荷兰。堂兄告诉他,如果能在荷兰申请到难民身份,政府将每月补贴难民家庭1500欧元作为生活费用。堂兄的话,让阿卜杜勒如同听到了福音。他想,如果自己也像堂兄一样抵达荷兰,家人就能有更好的生活。而且,按照荷兰当地的政策,在获得难民身份的3个月后,他就可以把家人接过去。他甚至向家人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

除了获得生活补贴,他甚至还可以申请贷款,读一个银行和保险专业的硕士。“堂兄说,如果申请下来难民身份,我读书的贷款是无需还给政府的。”彼时,在阿卜杜勒的心里,荷兰很远,却离天堂很近。

1月底,阿卜杜勒开始了逃往荷兰的准备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一路上他将通过徒步、骑自行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至少五种方式,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最终抵达荷兰。

“这条路线是既定的,大多数成功偷渡到欧洲的人都是那么过去的。”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月底到5月初这小半年里,阿卜杜勒东挪西借凑了5000欧元,同时,通过堂兄拿到了各国“蛇头”的联系方式。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也备齐了合法的和伪造的两套证件。

天气太过寒冷时,不适合逃离。直到气温回暖的5月,阿卜杜勒终于开始生死逃亡。

仿佛被扔进了茫茫无边的大海

5月8日,阿卜杜勒吻别妻子,带上自己的父母,乘坐计程车首先前往黎巴嫩。

“我没办法带着妻子,偷渡太过艰辛,女人几乎很难撑下来。”阿卜杜勒说。他将体弱的父母留在了邻国黎巴嫩的赛达,请生活在当地的姨母照料。随后,他以合法的证件先从黎巴嫩贝鲁特乘班机飞抵土耳其,在该国停留了10天之后,他在爱琴海畔的博德鲁姆码头等来了前往希腊的偷渡船。

阿卜杜勒至今清楚地记得,5月18日的晚上,乌云压顶,码头的柴油味混在空气里让他不安。根据“蛇头”的安排,凌晨左右,包括他在内,40名逃亡欧洲的难民挤在一艘9米长的小艇上。海上的气温很低,由于过度紧张,他在船上不断打颤,身体几乎失去知觉。

当时,他已经感觉不到长时间等船后的饥渴和疲惫,就仿佛自己被扔进了茫茫无边的大海。“蛇头”告诉他,对岸矗立着上百栋房屋,但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从博德鲁姆到希腊科斯岛的这段航程只有半个小时,虽然小艇的行驶速度很快,但阿卜杜勒却感觉自己“像过了半个世纪”。

终于,船靠岸了,阿卜杜勒和同伴们一起慢慢挪动登陆。在安全踏上陆地后,阿卜杜勒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又悲上心头,他离自己熟悉的国和家都更远了。

抵达希腊当天,“蛇头”安排他去雅典国际机场乘机离开。当他正准备用伪造的证件登上飞往马其顿的航班时,警察发现了他证件存在问题。在短暂扣押盘问之后,警察令他迅速离境。

没有因为使用伪造证件入狱,这让阿卜杜勒感到庆幸。“我们这些难民在欧洲只能用伪造的证件通关,因为欧洲国家几乎不发放给我们申根签证。”他还补充道,自己的朋友逃亡到马其顿时被警察发现,当时他的朋友正在“蛇头”家中。警察将他们全部逮捕,并关押了一个月。

灌木丛中醒来时已冻得麻木

乘坐飞机偷渡失败后,阿卜杜勒临时在希腊与同行的其他几个难民租了房子,等待出逃机会。6月13日晚8点,根据“蛇头”的安排,他们花了6个小时徒步越过希腊边境的无人区,抵达马其顿——这虽是一个小国,但它南临希腊,北傍塞尔维亚,是陆路穿越之西欧的必经之地。

6月14日,为躲开边防警察的巡逻,阿卜杜勒不得不在边境的森林里藏了一整天。6月的马其顿,天气炎热干燥,锈色的烟雾从灌木里升起。阿卜杜勒口渴难耐,但他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啜饮着自己携带的水,偶尔吃一口压缩饼干充饥。

从叙利亚到希腊的路途中他可以买到食物,但是从穿越马其顿开始,阿卜杜勒就靠从希腊带来的食物支撑,因为在接下来的逃亡中,他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

走出森林之后,他又徒步了一天,到达马其顿的德米尔卡皮亚。依据“蛇头”所说,阿卜杜勒花了150欧元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汽车、火车甚至飞机等交通在东南欧国家间偷渡并不像当下这么困难。但由于非法移民大量涌入,马其顿警方加强了对边境口岸的管控。根据马其顿官方的统计,从今年2月到6月,穿越该国边境的难民同比增长了四倍。而仅仅今年,从地中海东岸途经土耳其抵达欧洲的中东难民就超过了48000名。

管控的加强就使得新涌入的难民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规避警察视线,自行车大概是目前难民可以选择的性价比最高的交通工具。

“马其顿人很会捞快钱,他们把上一批难民使用过的自行车收集起来,再运到希腊与马其顿的边境去卖。”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然,这也让像阿卜杜勒这样新来的难民方便很多。

现在,在马其顿的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难民结伴骑行。警察对这种“骑行大军”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目前主要把警力投入在打击走私人口的犯罪网络上。

“我们一般在路边草地、桥底休息。运气好的话,途中会出现没人住的空房子,我们就进去睡一觉。”阿卜杜勒说。他们甚至不敢进入低档的汽车旅馆,因为只要是旅馆都需要合法证件,如果他们使用伪造证件的话,很可能会被举报。

在穿越马其顿的过程中,阿卜杜勒平均每天要骑行14个小时。6月17日,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附近的库玛沃诺,他以70欧元的价钱将这辆自行车卖给了当地的车贩子,接着继续徒步走向塞尔维亚国境。

6月18日晚7点多,在穿越马其顿与塞尔维亚边界时,走在前面的一组偷渡者被边防警察发现后,遭到鸣枪示警,一名难民死于警方的枪口下。因为走得比较慢,距离前一组难民还有些远,阿卜杜勒这一组人躲到了灌木丛中。

树叶缝隙下的长夜,像一条黑色的隧道,没有星光,陌生又古怪。阿卜杜勒和几个伙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响,远处能听见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7个小时过去了,阿卜杜勒和他的伙伴们中途由于紧张和虚弱沉沉睡去,他们醒来时身上已经冻得麻木。

阿卜杜勒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在躲避警察的藏身过程中,他内心始终坚定地告诉自己,只要自己命够硬,他就一定能抵达荷兰。已然沦落至此,他就得背负着责任继续前进。他想象着到了荷兰并有了自己的新家后,“一定有花园、谷仓和鸽子,在那里,他和妻子还要生养孩子。生命中重要的东西都不会轻易遭到破坏和失去”。

待至天微亮,大概判断警察已离开,阿卜杜勒等一行终于穿过边境线,进入塞尔维亚。

难民的幸福与不安

阿卜杜勒随后又陆续穿越了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边境线。6月26日,在到达奥地利时,他身上只剩不到两百欧元。

“当我们打算从奥地利搭乘火车去往德国的时候,警察走过来盘问我们的身份,当然,我们没有合法的申根签证。于是,我们被捕了。”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有了先前偷渡和躲藏时的种种经历,在被捕那一刻,阿卜杜勒已经不感到意外,反而有种终得解脱的感觉。“我心里早就做好了随时被逮捕的准备了。”阿卜杜勒说,“其实西欧这些国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好,能留在奥地利的话,我也算某种程度上成功了。”

他们先被送到了警察局,拍了照片留档,然后被送往了难民营。“我记不清那个边境小镇的名字了,但是警察对我们很有礼貌,难民营的条件也不错,是只给外国人和新移民短暂歇息的住所。”阿卜杜勒说。

随后,警察把申请难民身份的他送到了埃费丁市的一处公寓,公寓里还有一名和他经历相似的叙利亚难民。通常当地政府会把同一个国家来的难民安排在一起居住,这样大家比较好沟通。现在,阿卜杜勒和室友共用的公寓约有50平方米,里面包括一个大客厅和公共厨房、卫生间,政府为他们配备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每天给他们每人5欧元的生活费。与留在叙利亚战乱中的亲人相比,阿卜杜勒觉得自己现在非常幸福。

下一步,阿卜杜勒打算通过法律途径先获得难民身份,再把家人接过来。“如果是在荷兰,再过5到6个月,我就能把家里人接来,在这里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家里人能来到奥地利,政府会帮他租一间新的公寓,他还能从福利机构每个月获得900欧元的生活补贴。虽然这笔钱低于奥地利人的平均月薪,但阿卜杜勒认为,他在学好德语之后,可以找一份正式工作,拿到和当地人一样的薪水。

如果换作以前,阿卜杜勒不会建议任何同胞非法越过边境线。但在奥地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每天都会和自己已经在做逃往欧洲准备的叔叔艾哈迈德沟通,提醒他在逃亡过程中带足食物和药品、注意警察,在和“蛇头”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多加小心,因为他们既狡猾又唯利是图。“一路下来,我见过有的‘蛇头收了难民的钱之后就不见踪影了,还有的甚至在边境线上打劫难民。而我能抵达这里,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在奥地利的生活也让阿卜杜勒感到有些不安。安置房所在的米黄色小楼里,他刚开始谁也不认识,只能通过每周社区安排的语言课等活动去接触当地人,了解当地生活。他的情绪也还没有从逃亡的恐惧经历中彻底走出来,现在每天都过得有些精神恍惚。“但我每天会告诉远方的妻子和父母,自己会努力,并一定会把他们接到身边来。” 阿卜杜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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