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如鹏

自2011年11月宣布放弃竞逐2012年香港特首后，范徐丽泰一度淡出香港政坛，远离了公众视野。不过，当去年香港政改进入关键期后，这位连续三届担任香港立法会主席的风云女性，再次屡屡发声。她呼吁广大香港市民站出来，反对那些“有破坏，无建设”的人；她告诫青年“香港将来是你们的，你们不要自己弄坏它”；她还表示，最大的心愿是香港能够好好地发展下去。

6月16日，香港立法会审议政改方案的前一天，范徐丽泰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在中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身着深色套装的范徐丽泰侃侃而谈，剖析了政改方案所引发的争议。

作为港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是去年8月31日唯一一位能对政改框架投票的香港人。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大常委会在作政改决定之前充分听取了香港各方的意见，并对方案有可能被否决做好了准备，“我们不可能为了通过，而为某些人量身定做，违背已有的法律条文。”

虽然范徐丽泰接受采访时距离立法会表决还有一天，但对于政改方案遭遇困境的结果早有预料。在她看来，如果香港500万人失去普选行政长官的机会，非常可惜，泛民主派议员难辞其咎，“他们实际上没有兴趣再谈这个政改的方案，只顾在广场上喊口号，煽动年轻人”。

对于香港的未来，这位在政坛打拼了30多年的前立法会主席，亦感到担忧——如果争拗继续下去，香港社会将面临更大的撕裂。

“特首选举只能原地踏步”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立法会很快就要对政改方案进行表决了，对于表决结果你有何预测？

范徐丽泰：现在来看，由于泛民主派的议员掌握了稍多于三分之一的香港立法会议席，这个方案通过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赞成，而泛民主派议员公开讲过，他们不接受政改方案，不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8月31日所做出的决定，如果他们维持原有的立场，政改方案是通过不了的。

这很可惜，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如果通过的话，香港2017年将普选行政长官。这意味着届时香港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都可以投票，特区政府估计到时有500万的人可以有资格投票。如果方案被否决了的话，当然这些人就没办法参与下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那么我们下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就会跟以前一样，只能“原地踏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去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投票表决时，可以说你是全香港唯一有权投票的人。当时，全国人大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会被否决？

范徐丽泰：有考虑到。当时的泛民主派，不单是立法会的议员，还包括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要求的是“公民提名”。所谓“公民提名”是指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只需要得到一定数目的香港居民的提名，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以民主程序提名产生。我们要依法办事，不能因为有一部分人有这样那样的要求，就将《基本法》放在一边。这个我们做不到。

当时，我们在考虑提名委员会组成的时候，觉得普选本身就是在民主的进程里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为了让这一步走稳，其他不需要变的最好就不变了。所以，当时决定提名委员会就按照现在选举委员会的组别、界别组成，这是一条。

第二条，整个提名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该如何提名？这就是我们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被提名的人至少要获得提名委员会50%的支持，才可以成为候选人。这也是国际惯例，无论是公司股东大会或是议会表决，重要事项都要超过半数成员同意。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

第三条，到底有多少个候选人？从香港的历史看，过去我们最多的时候有过3个候选人，上限就设定为3名。那么下限呢？我们考虑要有真正的竞选，至少要有两名。所以，最后候选人确定为2至3名。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方案在确定之前，征求过泛民主派的意见吗？

范徐丽泰：在去年8月31日表决前，中央的官员与泛民主派议员前后有过两次会面，征求他们的意见。去年4月在上海，中央有关官员在会见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后，又专门与泛民主派议员进行了单独会面，会见时建制派议员、行政长官都没有在场，就是为了双方能够更加坦率地交流。但会谈没有结果，因为泛民主派议员坚持“公民提名”。

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又从北京到深圳，咨询香港各界代表的意见，并再次与泛民主派议员进行了单独会面。这些意见都成为去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作决定前的参考资料，所以说那次决定的参考资料很多，我们也很明白各方的诉求。但我们无法接受泛民主派的要求，不可能同意“公民提名”。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条以及人大常委会之前有关决定做出的。

“这个责任他们没办法逃避”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政改方案最后真的没有通过，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范徐丽泰：简单来说，是泛民主派议员否决了这个方案，所以否决方案的责任他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当然他们希望将这个责任推向特区政府，推向人大常委会。我相信香港有一部分市民也觉得这个责任应该是在特区政府，在中央，可是我不这么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是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特区政府透过他们第二轮的咨询提出的政改方案，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给了泛民主派很大的机会。

泛民主派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公民提名”呢？因为他们担心按现在的方案，在政治上和他们立场相近的候选人，可以“入闸”但没办法“出闸”。

香港人喜欢看跑马比赛，当马进到闸门里面，可以比赛了，就叫“入闸”；但这不等于正式比赛，只有等闸门打开，马跑出去，才算真正参赛，就叫“出闸”。过往这么多年，泛民主派在选举委员会中大概占两成到三成，到不了一半，所以他们觉得如果需要过半的话，那么他们的候选人就没有机会出线。这也是泛民提“公民提名”的目的所在。

目前香港特首的选举，需要选举委员会八分之一的委员推荐才能成为候选人，然后选举委员会1200人投票，过半数者当选。现在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只要提名委员会十分之一的委员推荐即可成为参选人，降低了“入闸”的门槛。更关键的是，政改方案对每名参选人可获得的推荐人数设了上限，不超过250人。这增加了政见不同的人参与竞选的机会。

“出闸”对泛民主派来说也不是没有机会。首先，提名委员会的推荐阶段是十分公开的，每位参选人都有机会解释政纲，向市民宣传他/她的治港理念，市民一定会有反应，委员投票支持参选人成为候选人时，不可能不受民间反应影响。如果有一个人是香港最被接受的人，但提名委员会都不投票给那个人，以后也很难解释的。其实提名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很有压力的。

到了投票的阶段，每一位提名委员会的委员至少可以投两票，如果有5个获得推荐的人士，就可以投5票。这样的话，获得过半数票的不一定是两个人，理论上说可以是5个人，谁的票数最多，谁就可以“出闸”。

这是一个较复杂的安排，但是这个做法给了泛民主派很大的机会。如果有的提名委员会委员，为了保障自己支持的参选人，采取策略性的投票，就可能将余下的一票投给他觉得没什么机会的参选人，因此泛民的参选人虽然只掌握两成到三成的票，在此情况下，也可能“出闸”的。

我觉得特区政府是尽量给泛民机会，但泛民主派的议员还是坚持“公民提名”，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实际上，现在香港出现了一些温和的民主派，他们并不都是立法会的议员，包括一些学者，他们提过很多方案，比如对提名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办法做修改，扩大选民的基础，让提名委员会的产生办法更民主。可问题是，泛民主派议员不接受，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些修改方案。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民意调查显示，香港有三成到三成半的人不接受政改方案，他们是泛民的支持者。如果泛民主派议员接受了政改方案，他们很可能就会失去这部分香港民众的选票。上一次民主党因为建议被中央所采纳，全部投了赞成票。当时他们在立法会有10个议席，但在后来的选举中遭到一些激进的民主派的狙击，他们去哪，那些人就去哪喊口号、搅局，弄到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无法正常展开，结果只剩下了六个议席。

泛民主派中人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即便现在的政改方案对他们有利，恐怕他们也不会投票赞成。他们要考虑自己政治生命的延续，投了赞成票，就很可能失去席位；失去席位，外国的组织也不会和他们有任何沟通，因为没了利用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考虑的是他们自己政治上的得与失，而不是香港的未来。在这个情况下，政改方案是通过不了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方案被否决，会给香港带来哪些影响？

范徐丽泰：泛民主派议员对特区政府、尤其是对特首的对抗会持续并趋向加强。香港社会的撕裂无法愈合，而矛盾日深，特区政府管治香港的难度也会更高。在立法会，特区政府要求拨款，很可能受到泛民主派议员的阻挠。总的来说，香港将来的几年很难和谐。

“年轻人需要的是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泛民的支持者中有很多人是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在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为什么还会反对政改，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 ？

范徐丽泰：首先，学校里的教育，在回归之后没有什么关于国家的介绍，学生对国情没什么了解。香港高中有一门必修课叫《通识教育》，这门课有六个单元，其中有一个单元是“现代中国”。由于只有一个大纲，没有课本，老师常常需要从网上下载一些报纸的观点作为教材。坦白讲，我们一般的老师不怎么政治化的，可是你要是下载了一篇《文汇报》的评论和同学们讨论，可能一些支持民主派的家长，就会很反感，甚至会投诉你。如果你和学生谈《苹果日报》的文章，这些父母就不会说话。所以老师就有压力，倾向于选择一些民主派的报纸，尽管大部分家长可能根本就不重视政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通识教育》考试题里，一些考题更是大谈民主。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已经为泛民主派做了很多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教育出了问题，可是我们历届特区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他们相信当经济发展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会过得好，社会就不会有什么折腾。但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必须大家共享，而历届特区政府的做法常常是，你穷我就给点钱给你，帮你渡过难关。对老人可以，年轻人就不一样了。

年轻人的想法是你给不给我希望，你给不给我前途。光给钱是没有用的，他们需要机会。可是香港这么小，700多万人口，机会很少，创业谈何容易？更多的机会在内地，可是我们的年轻人对内地并不了解，对于内地的制度也不懂，怎么到内地发展？没有前途，没有机会，所以就走歪了。所以简单地说，回归十几年来，我们香港只顾经济发展，忘了思想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香港贫富悬殊较大，房价居高不下，是不是也让年轻人感到不满？

范徐丽泰：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你有本事赚钱，这是你的权利。所以在香港可以挣到很多钱不是件坏事，是应该鼓励的。政府的工作就是要考虑一般的老百姓，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应该倾向于欠缺的部分。

在香港，从一块“生地”，也就是没有开发的地，到纳入土地储备需要二年的时间，再造房屋，需时三年。我们上一届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干过什么事情，再加上这些年香港人口增加那么快，导致了楼价的直线上涨。不要说年轻人，一个专业人士也不一定买得起，所以大家很不满。

年轻人希望的是什么？第一，有房子。第二，工作上可以升迁。第三，可以创业。现在这三样香港都不行。特区政府无法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土地少，需求大。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不是怕吃苦，就怕没希望。所以特区政府专注经济，却没有深入地去考虑年轻人的心态和需求。大量的钱投入到教育领域，可是没有好好看这笔钱是怎么用的，是不是用得其所。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绝对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种说法认为，香港目前种种矛盾的根源，是因为回归时各方没有统一对主权和治权的认识，这些分歧导致了今天的冲突。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范徐丽泰：我觉得这是源于大家不理解，不明白《基本法》。《基本法》是一套授权法，本来香港作为特区没有任何权力，一切的权力之源是在中央。可是有了《基本法》之后，就将一部分权力授予了特区政府。譬如立法权，香港的立法会有立法权，就是《基本法》里所授予的。行政权也是《基本法》授予多少，香港政府就有多少。

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有的根本就没有看过《基本法》，特区政府也没有好好宣传。我们第一届政府在这方面什么都没有干过，当时的政务司司长对这些东西也不感兴趣。

今天，不少香港人觉得除了国防和外交以外，其他权力都归香港，实际不是这样的。譬如说香港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就是按照《宪法》第三十一条，特区的政治体制的发展，应该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为了香港可以参与，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决定了政改的五步曲。《基本法》不可能规定得那么详细，因此拥有解释权的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就将原则说清楚。 “8·31决定” 跟以往常委会的决定是一脉相承的，没有超越法律，也没有改变以前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