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一生的文化起步是从社会基层开始的，那么少的正式学校教育，何况进入社会之后重点都在谋生。所幸由于家庭的那一些细微的影影绰绰的文化关系，我在职业选择上居然显出了特殊的个性，比如打铁我放弃了，汽车搬运工只干了几天，税务局抄写员干了不到半月，而瓷厂小工却干了将近一年而未显厌倦情绪。直到正式进入话剧团，有了从事正式美术工作的时空好环境。

前几天听侄儿说，有领导来学校参观我的博物馆，看见我的一些作品表示感动，就问陪同的校长，你们大学有美术专业吗？答曰有。再问，有没有可能再培养出个这类老头子？答曰不可能。再问，为何不可能？校长曰：他根本就没上过大学。这种回答是世界级水平的，我多少年来没听过这样庖丁式的精彩对话了。它解决了我前头所说过的一大堆郁闷，原来我将近一百年来的生活只是一个多能鄙事的途程，和别人有点不一样而已。

（安 可摘自《杂文月刊》2015年10月上，黄永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