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那年夏天，我的父亲带着我去开封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做客。我们两家之间很曲折的亲戚关系，让我对伦理结构有了新的认知。

从亲戚家里出来，父亲不停地给我灌输人情世故里最为实惠的观念，他说：“分数够了，也不一定能被录取，这种事情多的是。你玲姐考中专考上两次，都没有被录取，说是从高分录到低分，可是真实的情况谁去查啊，八成是被别人顶了。所以，找人还是很重要的。”

我那时连续几年的高三复读，对中学宿舍里的气味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一想到如果念不了大学，仍然要回到高三的复读班里，我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19岁。

我面临的现实是，我已经复读了两年的高三。第一年复读，喜欢给远方并不相识的女孩写信。显然，我的文笔得到了锻炼。那年开始发表作品。第二年复读，去了山东某县的高中，因为某个女生，莫名其妙地和人打了一架。我犹记得冬天的麦田里，我被人一脚踢翻在地。心想，金庸的小说真是害人啊，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些绝招完全用不上。

除了这些，还有我的父亲。是的，在他的口中，我是聪颖过人的尖子生。从小学到高中，过五关斩六将，从未失败过。但参加高考时，偏偏就是轻敌了，而且那几天也没有睡好。

父亲喜欢反复向别人描述我的将来，总觉得我一定会一考而中，将来骑着高头大马荣归故里。他很享受他的描述，仿佛他每多描述一次，我就更接近那个辉煌的梦想。

然而，那一年，高考分数出来以后，我仍然没有过本科线。

几乎，我听到父亲的内心一声气球泄气的声音。我以为父亲会因此失去描述我将来的兴致，哪知他丝毫不减。在他向邻居进行的描述里，我距离本科录取线只差四分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骄傲。是啊，同年，初中毕业的妹妹，报考了一所四年制的中专，学费昂贵。我只好放弃了志愿栏里委托培养、走读自费等选项，直接报考了所属地的开封师专，在报考志愿的栏里，中文系有一个填写不下的全称：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父亲带着我拜访的亲戚，在我所报考的师专做中层领导，却并不负责招生。他和父亲谈论双方共同认识的人，我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得以观看城市人的生活内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家庭生活的环境可以如此整洁、干净。

父亲并未得到准确的答复。在他的内心，我相信是这样的逻辑，他已经托过熟人了，如果仍然没有被录取，那么，他努力了。

父亲的焦虑如今想来已经模糊，大抵是他常常向别人说起我的分数，总分是多少，单科分数又是多少，他用这种关心我的方式来抵御他自己的焦虑。

不久后，我便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父亲终于找到了情绪释放的出口，他把这个结果完全归于那个远房亲戚的帮忙上。经由他的描述，这份录取通知书仿佛是远房亲戚跑到学校里，帮我填好后寄给了我一样。

读高中时，我有一阵子喜欢历史，是因为历史老师的模样好看，她的好看差不多是我对异性审美的一种启蒙。还有一阵子喜欢写作文，是因为老师读谁的作文，班里的女生便会多看这个男生几眼。种种过往都掺杂着丰富的荒诞。每一次想到小镇上的那所高中，以及校园外的一些“聊斋志异”，我都有一种被囚的感觉。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诗。

是啊，像我这样一个不务实际的人，不写诗，怎么能荒废掉我那么多青春期的心事。

父亲奔走着为我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这是20世纪90年代仍然存在的一种特权，不论是进了工厂当工人还是上了大学，粮食关系是需要转的，我上了大学，那么，便从农村生产自足的粮食关系变成了“商品粮”。

1995年9月，我到开封师专中文系报到。将行李放到宿舍，领取了生活用品和教材后，我坐在教室里，看到课桌上放着一张校报。校报上的一行大标题让我吃了一惊，上面写着：本校今年录取最高分为653分。这不正是我的分数吗？

我想起整个夏天都担忧焦虑的父亲，悲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