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一宁

倘若你读过朱天心的《击壤歌》，就会像我一样，对台大有莫名的向往：“穿着睡衣拖鞋坐末班公交车，在大雨中跳探戈、华尔兹，走罗斯福路一秒不停地运球回家，依在台大的尤加利树下，闭眼看那自称申东坡的附中男孩投篮……”

从桃园机场坐大巴，终于抵达台大的刹那，我摇下车窗，和低矮却精致的校门悄悄打了个招呼：“虽然第一次见，但是久仰了呢。”

这座城市和这扇校门，在情歌里循环浮现过，在小说里频频闪现过，在李宗盛和张艾嘉们的回忆里出现过，在三毛和白先勇们的叙述里出现过，在我的青春期里没消散过。

当地朋友问我：“台湾经济并不景气，你怎么还执拗地选了来这里做交换生？”有太多千回百转的理由，但话到嘴边，我只是戏谑着答：“对啊，被你们的作家歌手骗过来的。”

随处拣芳华

多年之后，当我想起台大，首先想到的会是每一个周五。这天只有一节课——《世说新语》。因为是十点的课，我可以慢悠悠地起床，去一家两代人经营的小吃铺子，买两个水煎包，然后背着两本厚书，提前半小时到教室——这种“大热”的课，常需要早到才能占到好位置，稍不留神，就只能坐在台阶上将就两个小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板书却狂放不羁的老师准时出现，讲“竹林七贤”的道德才情，讲古代贤士的进与退，也偶尔谈及自己的留学经历。在台大，我选修的课多是通识课或者概论课，难度算不上大，但这些课程给我的收获，远胜过原来那些熬夜写报告的课。

例如在人类学课堂上，老师会耐心地指导我们，学会直面每个人内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学习用文化相对性、历史特殊论、全貌观和比较观，来看待文化、族群、性别、亲属、生态，这让我开始质疑，开始摒弃，也开始相信。譬如在谈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老师阻止了我们一致却又轻飘飘的赞美：伟大的发现呀，联结了各洲呀，促进了文明呀。他把我们从这种被灌输的陈词滥调中打捞出来，让我们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站到黑人的立场上，甚至站到第一代欧洲移民——那些罪犯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一行为的深远意义。争论当然没有结果，有人坚持适当的牺牲是文明进程中的必要环节;也有人开始犹豫，反思文明的代价是否理所应当的那么惨重。然而这种犹豫正是老师要收到的效果，我们从斩钉截铁的抽象结论中走出来，真正进入了复杂多面的深邃事实。

在《中国史》这种很容易“过时”的课程上，年轻的助教很注重引导我们联系现实。讲到北宋中期国家陷入“无事可做，无功可记”的困境时，他用和蔼的语气问：“像不像台湾现在的状况？”底下一片笑声，他自顾自地继续说：“经济不好不坏，对外难以拓展，对内不能改善，知识分子想要参政，却很难参与到具体事务上去。”有学生接腔说：“对，龙应台就是一个例子。”于是，在这种转化中，那些遥远的落满灰尘的历史，和亲近的环绕周边的实际交叉了，让我们更能理解当时政治家的野心和无奈、抱负和犹豫。

台大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具有国际视野，老师大多拥有名校留学背景，还能一丝不苟地对待本科生教学——各种小考、大考、作业不断，完全不是我想象中“放羊式”的培养模式。小到学校网站以及各个教务部门的栏目设计、请假制度、课件的发布;大到校长遴选、教授的工资……全部公开化和规范化。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人性化，各种活动都会发邮件提醒你，校长发邮件祝你节日快乐，报告校务近况，宿舍还会发粽子和点心……这些温馨的细节，都是我在这个陌生小岛上的愉快记忆。

有幸识大家

那天我在微博上发了白先勇先生讲解《红楼梦》的照片，底下一片艳羡，有人问是公开讲座吗，次数多吗，能不能要一个签名……问得那么紧张，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只是一节寻常的文学课。

白先勇常年穿一件长袍，脸上常带笑意，讲话慢条斯理。他开讲《红楼梦》，固然有本系必修的学生，但也有外系旁听的同学，甚至有烫着卷发的中年阿姨，人挤得密密麻麻，却井然有序，一排排坐过去，没有人拿书占座，也没人“咔嚓咔嚓”地不停拍照。台大有天生的消化一切吓人事实和名头的能力，再享誉华人文坛的大家，到了台大，也不过是―位尽心教学的老师。

我在大陆也听其他老师讲过《红楼梦》，两者相较，我觉得白先勇更耐心也更细致，他就像一个老头子——他也的确是个老人，随手招呼路人过来，在暖融融的太阳底下，用波澜不惊的口吻，给你讲一个大家族的荣辱，讲小儿女的心事。虽然由这么一个大师级人物来开一个通识性课程，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却也想不出有谁比他更适合讲这个课题。繁华与破败，家规和溺爱，这些于我们而言遥不可及的话题，对于他都是真真切切的遭际。所以，他能用温和的口气讲那些细节，用谦逊的姿态表达自己的观点。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随处可以撞见的大师，还有台大学生的礼貌和尊重，不管是什么“大咖级”的人物——包括为选举前来拉票的柯文哲，大家求合影时也仍然是按序排队，没有拥挤。学生们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和大师们谦逊的态度相呼应，构成了台大校园里独特的人文景致。

诗酒趁年华

台大课程很少，于是我忽然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拿来读书、闲逛以及自娱。

早晨睡到自然醒，起床去楼下厨房煎一个荷包蛋，边煮软糯的粥边做听力训练，然后在台北没完没了的晴好天气里，伸一个懒腰，跟素不相识的、来自另一个大洲的交换生打个招呼。

一边跟室友分享或中式或西式的早饭，一边看电视里鸡毛蒜皮的新闻，然后在刷碗时交流一下各自最近看的书。十点的光景，我会穿过长长的宽阔的椰林大道，去图书馆里享受毫无目的的阅读时光。图书馆大概是台大最高的建筑，在一群低矮的日式建筑群里，显得格外气派——鹅黄色的砖墙上，有岁月留下的轻盈痕迹;古希腊式的廊柱，让人想起肆意争辩的哲人们;而对称的结构，则让它具备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严谨。一钻进图书馆，所有的时光就都属于我自己了——有时我拿一本《纽约客》或者《新新闻》，去music bay窝在沙发里，放着轻音乐看书，消磨散漫的时光;有时我选择挑战难度，故意挑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艰难又愉快地啃——台大图书馆很安静，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噼里啪啦”地打扰别人。

台大图书馆的藏书量非常丰富——有偏僻的地方志，也有宏观的世界史;有小语种的原版书籍，也有简体字版本的小说;连清朝的不知名原本，都能在台大图书馆找到。应有尽有的藏书以及俯拾皆是的闲暇时光，给了我随心读书的底气——从前我读书讲成效、讲目的，现在好了，我就是为了看书而看书。

在台北最愉快的，就是在读到台湾史的同时——不管想象力多么丰富，不管书里的细节多么详尽，真正到了那个地方，身临其境地走一走，还是能让我拥有全新的体会。我读台湾当代作家写眷村、写20世纪80年代的滚石唱片，写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腾飞……读完后，我立刻就能跑到他们写作的地点去，跑到事发的现场去，跑到叙述中光芒四射的世界里去。

回寝室的路上，阳光依然晃眼，小松鼠从树上爬到草地上，很快又爬回去。哎，光风霁月，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啊。有一次和一位在台湾做记者的上海交大学长逛台大，我给他介绍椰林大道、校史馆、图书馆、文学院、农场，俨然成了台大的主人。那一刻我由衷地感觉到，短短的半年交换学习，不一定能在学术上带给我特别大的收获，但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历练，会让人收获更多课本以外的东西。

也有很多时候，我什么也不想，手捧一杯热咖啡，漫步在醉月湖边，或者徜徉在草坪上。台湾大学有一座著名的傅钟——以傅斯年先生的姓氏命名，每天只敲23下，这是为了提醒学生们，要留一个钟头的时间，用来思考和追问。所以，我原谅了自己的走神，原谅了自己飘忽的思路，原谅了自己时常对着美轮美奂的台大发怔。

毕竟，这年我二十岁，这是我最好的时光，遇见了最美的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