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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乳业上游调查

2015-05-13黄语贤

商界 2015年5期
关键词:行唐县乳企原奶

黄语贤

“风波就要过去了”

从北京出发,三个小时车程就能到达河北省行唐县。行唐,地处河北腹地,经济较为落后,建筑低矮,甚至这座城市的公交车都是用面包车改装而成,但这里在过去两个月中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倒奶杀牛”风波的重灾区。

在此之前,记者联系了行唐县10多位奶农,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拒绝接受采访,其中一位白姓养殖小区厂长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不仅受到其他五位股东的谴责,也遭到乳企的警告,已是惊弓之鸟,“根本不敢出来讲话。”

在与记者多次沟通后,老白才勉强答应接受采访。只是,当记者赶到其养殖小区时,老白还是选择了逃避,养殖场里除了一地的牛粪、玉米杆,以及上百头奶牛,空无一人。

一位再三要求匿名的奶农告诉记者,乳企把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奶农列入了黑名单,还跟他们开过会——在这个风口上,谁都不愿意出来。

“不过这场风波就要过去了。”这位奶农表示。政府介入后,从2014年10月持续到2015年年初的倒奶杀牛风波趋于平息。

奶农们将这次风波归罪于乳企,因为乳企一直拿鲜奶收购标准说事儿。“检测机构应由国家建立,鲜奶质量达不达标不应该企业说了算。”行唐县奶业协会秘书长盖连义也如此说。

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这并不单单是关于质量标准的分歧和博弈。两者之间的供需变化,一直左右着近年来中国乳业的稳定与动荡。

作为河北最大、全国第三的奶牛养殖县,从三聚氰胺事件到倒奶杀牛,行唐县屡屡成为乳业风波的中心。把它作为入口和样本,我们可以梳理出近年来中国乳业发展的三个关键节点: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行唐县奶牛养殖户遭受重创,从6000户逐渐缩减至2000户。那之后,行唐县的奶牛养殖业经历了第一次转型,奶农告别了单打独斗的分散经营,转向养殖小区抱团生存。

这种养殖小区由建设者提供养殖奶牛所需的场地、设备,吸引养殖户入驻,小区统一配送饲料、统一销售,然后从售价中抽取管理费,约400~600元/吨。不过现在看来,养殖小区并没从根本上改变奶农落后的生产模式,只是单纯将分散的奶农聚集在一起。

2013年,奶荒。奶荒的前奏开始于2010年,从这时起我国原奶的缺口逐渐扩大,到2012年年底已经达到359.6万吨。原因是,一系列奶业政策的出台,导致奶农进一步减少。紧接着2013年6月出现高温天气,大量奶牛中暑死亡,进一步加剧了奶源的供给缺口。与此同时,新西兰恒天然肉毒杆菌事件,让消费者对国外的奶粉也产生了怀疑,转而购买国产奶粉,销量的提升导致国内原料奶的缺口进一步加大。

这个时候,一些没有固定奶源的乳企开始“抢奶”,通过高价和优惠,联合一些奶贩子去游说那些养殖小区里的奶农。因为价格足够诱人,这样的游说总会见效。市场因此被搞乱,原奶价格也一路从3元/千克涨到4元/千克,后来甚至突破5元/千克。

原奶涨价,奶农受益,原本低迷的养殖热情瞬间高涨。但这又为之后的原奶滞销埋下伏笔。

2014年10月至2015年年初,倒奶杀牛风波。导致这场风波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奶价的持续走低。乳企受成本驱动增加了还原奶(所谓的还原奶就是将进口奶粉重新加工,还原成常温奶)的比例,对鲜奶的需求降低。

这三个节点是近几年乳业矛盾的波峰,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且不断波动、循环,形成了一个怪圈。就像奶农杀牛也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几乎隔一年就会出现一次,只不过因为数量少,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

进退维谷

奶农就像一叶孤舟,在供需波动的海面沉浮。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却一心想要追逐市场的浪潮。奶荒时,奶农待价而沽;滞销时,又束手无策。

作为个体的奶农无法抵挡市场的风浪。相比之下,牧场的生存空间要比奶农大得多。

比如在三聚氰胺事件后走进人们视线的现代牧业,它2008年拿到蒙牛的10年长期订单,成为蒙牛的“铁杆”供应商。这之后,现代牧业得到长足发展,推出了“万头牧场”计划,在安徽、四川、湖北等8个省圈地养牛,成为国内最大的乳牛畜牧公司。

2013年,现代牧业羽翼渐丰,开始谋求新的身份——品牌商,并降低了对蒙牛的原奶供应。在双方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现代牧业集团副主席高丽娜告诉媒体,“蒙牛奶源很紧张,天天找我们要奶,最近甚至希望我们将已经销售出去的原奶回收回来。”

“小弟”竟然拥有了跟“大佬”叫板的资本,乳企在产业链中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乳企失去了市场和人心。要改变现状,只能加强对奶源的控制,尽量避免再出现大的质量问题。

依靠已经成熟的牧场,难免受制于人,蒙牛和现代牧业之间的故事就是例证。最好的出路,或者说最长远的打算,就是建立自己的牧场。但自建牧场花费大,平均下来,一头成年奶牛的价格是1.6万元,加上土地租赁、基建、饲料等成本,整体养殖成本约4万元。建立一个中型规模的牧场,奶牛数量大概在1000头左右,成本至少就要4000万元。

即便资金不是大问题,时间成本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因为建立牧场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一头奶牛单从怀孕到产奶就需要28个月。

如此一来,乳企只能退而求其次,用还原奶替代鲜奶。这样做有两个明显的好处:

一是安全。这些从国外进口的奶粉各项安全指标都高于国内奶农生产的原奶,但整个过程要经过两次超高温处理,营养成分流失严重。乳企在营养和安全之间,选择了后者。

二是成本。2014年,由于品质与价格不匹配限制了国内奶业的竞争力,洋品牌蜂拥而至,进口原料奶粉价格从4000美元/吨高台跳水至2500美元/吨。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乳企使用洋奶粉做原料的成本价在2.7元/千克左右,比2.7~3元/千克奶农鲜奶成本要低。

这样做存在政策风险,国家已有明确规定,在鲜奶中严禁使用还原奶。而且,消费者知道后肯定又会加深对乳企的负面评价。

在中国,奶农和乳企更深层次的矛盾,是小农经济和工业时代的矛盾。一方目光局限,技术落后,更谈不上管理和质量管控意识;另一方却迫切需要规模化、规范化,以应对“入侵者”的威胁。所以,不管是使用还原奶、还是和牧场合作,乳企都是在想方设法降低对奶农的依赖。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在倒逼整个产业链的升级。

托管模式能否行得通?

行唐县官庄牛场是这次风波中的一个特例,不仅没被波及,奶价还比当前的市场价每千克高出0.68元。但在2014年6月之前,行唐县官庄牛场还处于经营不善、产奶量低,每月赔20多万元的窘境中。

官庄牛场的变化源于一家名叫中鼎的牧业公司。这家公司接管官庄牛场两个月后,官庄牛场就重新盈利,奶牛平均产奶量提升了30%。而且牛奶质量上,微生物都从接管前的100万个/毫升降低至20万个/毫升。

中鼎牧业成立于2013年5月,它不是一家传统的牧业公司,而是通过托管濒临破产的养殖小区、中小牧场,帮助它们扭亏为盈,然后从中收取管理费。中鼎一直活跃在河北地区,目前已完成32家牧场改造。在此次剩奶风波中,中鼎托管的养殖小区没有发生一起倒奶杀牛事故。

相对于建设一个牧场的大投资,中鼎采用的模式属于集约型:

一是存量整合。中鼎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整合原有资源。中鼎会支付给养殖小区厂主一定数额的场地使用费。在接管官庄牛场时中鼎就支付了20万元的费用,并以每头2000~2500元/年的租金租用奶牛,等合同到期,再把奶牛还给养殖小区。

仅这两项,中鼎就节约大量资金,一方面不用购置或者租赁土地,另一方面不用购置奶牛。

二是全程托管。首先,对挤奶设备、牛棚牛舍进行管理改造,改善奶牛的生长环境;其次,建立TRM拌料车间,实现统一配方、统一给料;第三,中鼎会给养殖小区配备繁育师、兽医师,做到专业指导和信息畅通;最后,实施数字化管理,中鼎有专门的数据员负责将牛场的饲料使用量、整体余量,以及挤奶区的各项经营数据同步上传到中鼎牧业的信息化数据平台。

三是可复制。中鼎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投入相对较少、流程明晰、便于复制。正是因为这种可复制性,中鼎牧业已经吸引了鼎辉、首业超过4亿多元的投资。

中鼎模式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2013年,随着奶价一路走高,不少奶农开始通过银行贷款或民间借贷的形式大批量购买奶牛,民间借贷最低月息是2分,中鼎给的租金还不够还贷。

尽管如此,中鼎模式依然值得借鉴,至少奶农可以从中找到生存的希望。

出路不只一条

其实不仅是中鼎模式,牧场模式也存在风险。

2014年11月,现代牧业通山牧场遭到周边13个村村民的围堵,原因是牧场造成的废物排放、臭气熏天等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而类似这样的事件,在2012年就已经发生过。

近几年,国内大型牧场的建设正热。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万头规模的牧场已经超过20个。这样的急功近利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和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必然会引发环境问题。

但这种风险是可以通过资金投入和管理投入缓解的。总体来说,这两种模式都是被业界看好的中国乳业的解决方案。

目前拥有良好奶源的乳企开始开发高端品牌。这能带来更高的利润,这部分利润如果投入到奶源的建设中,将形成乳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些实力雄厚的乳企开始加快自建牧场的步伐。光明乳业就在武汉投资1.3亿元建设“生态示范牧场”,君乐宝集团也在2014年3月完成了自有牧场的建设。截至目前,蒙牛集团已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参股、合建了14座万头以上超大型现代牧场,并且还将继续建设20座到30座超大型牧场,预计未来三年内,实现100%原奶由规模牧场提供。

同时,他们也将触角伸向国外。大康牧业、三元乳业等企业都在海外斥巨资收购牧场。

与牧场模式的蓬勃发展不同,近年来唱衰奶农的声音不绝于耳。不少人认为,中国乳业正进入三聚氰胺重创恢复期的收尾阶段,奶农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规模小、布局散、水平低的养殖小区将在未来两三年内退出历史舞台。

也有人分析,乳企不会完全切断奶农这一渠道,因为国家政策尚不明确,未来如果收紧牛奶进口,乳企少不了还要跟奶农打交道。

被多方抛弃的奶农也在自救。他们推着小车,将新鲜的牛奶运到周边的居民区去售卖,甚至直接给居民提供订奶服务,玩起了时下流行的O2O。但这样的模式很难做大,它只能维持奶农的生计,无法推动奶农实现规模化。

奶农的另一个出路是跟区域性的乳企合作。这些乳企规模相对较小,没有雄厚的资金自建牧场,也没有实力和大型乳企抢夺牧场奶源。养殖小区和奶农散户会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如果双方形成良性刺激,未来都能为对方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而与这些可能和希望形成对比的,是养殖小区的散、乱、差。在老白的养殖小区,满地的牛粪让记者无处下脚。举目望去,遭遇了一番倒奶杀牛清洗的小区显得极为萧条。老白也许就躲在某个角落注视着记者,他没有勇气走出来,或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走出来。

工业化、信息化的车轮滚滚向前,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也许难逃被碾压的命运,这样的现实冰冷而无情。我们总是希望走得更快,但当镜头对准这当中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家庭时,我们又希望放慢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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