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洛邑，规划在“天下之中”的洛邑营建新都，以洛邑为统治四土的首都，却赍志而没。周公践阼摄政，建成新都成周，“居九鼎焉”，实现武王遗志，乃致政成王，要求成王在新都举行元祀大典并迁居成周。成王即政，坚拒迁居成周，返归宗周丰镐，让周公留居洛邑主持东都政务，令人费解。析其原因，或是成王本无“定鼎于郏鄏”的意愿，成王君臣又忧惧洛邑安全难保、忌惮周公的权威和怀怨周公的践阼。周公下就臣位，即受到成王冷遇和朝臣谗害，一度被迫奔楚。周公主政东都，使得洛邑成为西周东部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周公身后，东都的地位和作用就难免有所降低和减弱。成王以后的西周社会从未安宁，四方的反叛作乱此起彼伏，或许也与西周君王未能遵从武王、周公的政治决策，迁都洛邑而有效掌控天下有关。

关键词：周公；洛邑；定鼎；天下之中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史记·周本纪》等文献记载，武王克商之后，为了有效地统治河洛之间这一商朝腹心地域，封商纣王的儿子禄父（武庚）在商朝故都以安抚殷商遗民，令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分居商朝王畿之地以监督禄父和殷商贵族，实行“三监制”；又规划在河洛之中的伊洛流域另建新都，并且“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也即在洛邑建立了周人的居住点和军事营垒。

武王克商后二年病逝，“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①以管叔、蔡叔为首的武王众弟不满周公“屏成王”，偕同武庚叛乱，招引东夷进犯。周公平叛东征后，为巩固周朝政权，扩大和完善了武王实行的封建制，又深感兴建东都以迁“殷顽民”、镇守中原的紧迫，于是“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审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②新都洛邑建成，号曰“成周”，意谓成就周王朝统一、安定的开国大业，从而形成与号曰“宗周”的丰镐相呼应的东、西两都。

《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据此，成周的营筑是在周公摄政当国时的重大举措。可是，《史记》记载是“周公行政七年……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的当年，奉命成王之命“往营”而建成的。两说不一，致使后世学人争议不休。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以为：“但建都大事，非一时能办……五年始经营，至七年乃告成……史公误以告成之年为即经始之年耳。”言之成理，皮说为是。

新都建成后，象征王权的九鼎即被定置成周。《左传·宣公三年》记述：“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周王城所在地名，在今洛阳市区王城公园一带。《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杜预曰：‘郏鄏，今河南也，河南县西有郏鄏陌。”《水经注·谷水》引京相璠曰：“郏，山名；鄏，邑名。”《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鄏，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战国时，改周王城名河南城。西汉时，在今洛阳市西置河南县。《尚书·洛诰》作于周公建成新都之时。旧题孔传云：“既成洛邑，将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义。”《史记》也明确记载，新都的营建、九鼎的定居皆周公所为。

夏商周三代，九鼎是王朝一统天下的象征，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定鼎，即标志国家建立和国都所在。相传“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③而“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④九鼎置放之处，当然应是君王所居首都的太庙。可是，九鼎定置洛邑，即政后的成王却定居丰镐，似乎殊为费解。《周本纪》记载：“成王自奄归，在宗周……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细思深究，其原因或许主要有三。

一者，营建成周、定鼎郏鄏是周公实现武王遗志，而非成王的意愿。

1963年在宝鸡市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 尊，上有铭文122字，记载了周成王在东都洛邑第五次祭祀先王之事和对 氏族人的训勉之辞。成王训辞中明言：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据此可知，武王灭商后，曾告祭于天，将在“中国”，也就是位处“天下之中”的洛邑兴宅建都以统治天下民众。《逸周书·度邑》述武王对周公云：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塗，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周本纪》也记载有武王的这段话，只是文字稍异，并载明洛邑的营建是“如武王之意”。武王既然有“宅兹中国”的打算，当然也有定鼎于洛邑而以洛邑为首都的政治决策。周公营建洛邑且“居九鼎焉”，无疑是实现武王遗志。班固认定九鼎本是武王迁至洛邑的，乃谓“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⑤杜预也云：“武王迁之，成王定之。”⑥营建新都，定鼎洛邑，其实是武王规划、周公实现。史家所谓“成王定鼎于郏鄏”，则名义如此。成周始建于周公摄政五年，告成于周公摄政七年，尚未反政于成王，成王也不可能如《史记》所言遣派召公、周公营建洛邑。成王恐怕也无营建洛邑、“定鼎于郏鄏”的意愿，故践阼即政后也不愿定居成周。

二者，周公本意是让成王定居洛邑而以成周为首都，要求成王以洛邑为政治中心而大治天下，但成王忧惧安全难以确保而不肯居洛。

就 尊铭文来看，成王是深知武王“宅兹中国”的意愿的。揆情度理，成王应该践行其父遗愿，迁居“天下之中”的新都以统治天下民众，九鼎当然是随天子所居而定置新都。周公遵从武王遗志而做出“定鼎于郏鄏”的安排，并且“卒营筑，居九鼎焉”。

《尚书·周书》的《召诰》、《洛诰》，记述的是洛邑营建始末、召公和周公的诰辞、周公与成王的对话，以及周公表示致政成王而要求成王前往新都举行祀典、冬祭大典的举行和周公受命居洛等内容。

《召诰》中记述周公之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显然，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就是要以洛邑为大邑首都，致政成王后让成王宅居新都，在中土成周以先祖配天，祭祀神祇，统治天下。如此，成王才有上天成命而治民安泰。孔颖达疏云：“周公之作洛邑，将以反政于王，故召公述其迁洛之意：今王来居洛邑，继上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土地王中之处，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于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上天而为治。为治之道，当事神训民，谨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则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获太平之美矣。”

《洛诰》开篇记述：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解其文意，周公诚恳表白自己与太保召公往东土相宅建都，是为了致政成王，使成王能以成周新都为安邦治民的政治中心；说明新都建成即意味着成王即政而是万民的圣明君主，自己已将在成周首次举行、参照殷礼制定的祭祀大典（同时也是定鼎、致政的仪式）安排妥当，将召集百官随王前往新都，勤勉于王事。孔颖达疏云：“周公将返归政，陈成王将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尽礼致敬于王。既拜，乃兴而言曰：‘我今复还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摄王之位，代王为治。我乃继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视东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为民明君之治。言欲为民明君，必当治土中，故为王营洛邑也……周公曰；‘王居此洛邑，当始举殷家祭祀以为礼典，祀于洛之新邑……我虽致政，为王整齐百官，使从王于周，行其礼典。”

据《洛诰》所述，成王高度地褒扬周公的美意和功业，真诚地感谢周公的教诲，欣然地接受周公的致政，谦逊地请求周公佐佑自己，也在周公敦促下同意前往洛邑举行祭典，却以天下四方尚未完全安定、王朝宗法礼制尚未制定完备为由，坚决不肯居洛，执意在宗周即政，要求周公留居成周，为王朝监管百官、治理天下，完成未竟的功业：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摄政七年的十二月戊辰，在新都成周举行了元祀大典，隆祭了文王、武王，也完成了成王定鼎和践阼的仪式。即政的成王乃命周公留居成周。

学者论证，成王是“生时尊号”，而“成王之所以称‘成，确实取义于周朝开国大业之完成”，而“成周之所以称‘成，和‘成王之所以称‘成，意义是一样的”。[1]179成王之号与成周之号由谁主持拟定，当然是其时摄政称王的周公。周公将帝王之号和都城之号取义同一，其让成王定居成周的用意不言自明。

成王定居成周，可谓天经地义。可成王虽入新都却执意“即辟于周”，还以“公无困哉”之辞坚拒定居成周，其中隐情耐人寻味。

周公平定三监武庚叛乱，取得东征胜利，虽致天下大安，但还未及完全消除社会动乱因素，也未及完成王朝的制度建设。成王以“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为由而要求周公居洛，乍看来似乎有理。深推细究，则更可能是成王及丰镐百官为自己的安全考虑。据《逸周书·作洛》、《召诰》等文献记载，周公救乱平叛后，即迁殷遗民至洛邑以便于监管和利用。周公营建成周，也主要是用迁来的殷遗民的人力。为了监管殷遗民，周公组建了强大的“殷八师”驻守洛邑。成周郊外皆殷遗民，“殷八师”的兵员也大多来自殷遗民，成王君臣有所忧惧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洛邑无险可守，一旦发生战乱则四面受敌，而“关中之固，金城千里”，且称“天府之国”，又有周人子弟兵、可谓王朝最为精锐的军队“西六师”守卫，想必成王君臣会有此考虑。

三者，周公营建成周，也是为了强化新都的政治地位和突出自己的政治权威；成王不肯居洛，大概也是成王及其近臣不愿处于周公阴影下并对周公有所忌惮和疑怨。

《逸周书·作洛》记述：

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据此，周公营建洛邑新都，是即将还政于成王时的重大举措，也是念及往后的深谋远虑。其所思所为，既是为了致政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也似乎是为了致政后自己的安身立命。

《洛诰》记述周公要求成王前往洛邑举行殷礼时，还明确要求成王在洛邑发布“记功”的命令，并宣示自己受命忠实地辅弼成王、视事治国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而可教诲百官：

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

旧题孔传：“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当记人之功。尊人也当用功大小为序，有大功则列为大祀。”有如孔颖达疏云，君王“须视群臣有功者记载之。君知臣功，则臣皆尽力。欲令君臣尽力，宜于初即教之”。记录并宣示臣子的功绩，激励群臣为君效力，可谓帝王政治的通理。周公要求成王“记功”，其时功绩最大者当然就是周公本人。周公又明确要求成王宣示自己的功业和强调自己教诲百官的身份，或有借元祀大典以强化新都的政治地位和突出自己的政治权威的意图。

可想而知，周公虽然决定致政成王，但对成王执政当国并不放心，似乎还想在致政成王后保持自己在王朝中教诲成王、主断乾纲的地位。《洛诰》记述的内容，就多为周公教诲成王之辞，谓“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即告诫成王必须听从自己关于勤勉治国安民的教诲，如果不懂得励精图治，王朝就不会长治久安！《尚书·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辞。文中“呜呼”连声，反复告诫成王不可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可贪图逸乐、酗酒失德，必须以殷为鉴，应该效法先王勤勉为政。旧题孔传：“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鲁周公世家》记载，《无逸》是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而作。周公作《无逸》，大概不会无的放矢，既是“呜呼”连声，当因成王显露淫佚之迹而悲伤忧虑。成王若贪图逸乐，自然不肯迁居新都受到周公的管束。

周公不仅是成王的叔父，而且是“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的周王。⑦《度邑》述武王克商后，念及自己来日无多、国家未安，不能入眠，以为只能将王朝的安危托付周公，于是要求周公莫以私家为念而继承王位：

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兹于有虞意。乃怀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宾在高祖，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武王是否“建庶建”而将王位传给周公，乃为一桩历史公案。历史事实却是：武王既崩，太子继立，“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⑧“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不仅在先秦至汉代文献中言之凿凿，周代青铜器铭文也有记录，而且是当时周初王权未固、“天下未集”的形势需要和殷商以来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传统影响所致，故必为历史事实，现代学者已予辨明。⑨

一些学者认为：“周公的摄政，确是周朝的紧急措施……这时周公出来摄政，而且称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称王，不足以号令诸侯以及周的所有贵族。”[1]140实际上未必如此。周公摄政称王，在当时显然是不尽得人心的。《尚书·金滕》述：“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在武王群弟看来，周公“屏成王”而“践天子之位”是大逆不道、犯了众怒，故武王群弟群起而攻之，继而煽动武庚和东夷共同而叛之。《史记·管蔡世家》云：

（文王）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

管叔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周公摄政称王则发生“管蔡之乱”，学者乃多认为“管蔡之乱”是王位之争，是“由于王位继承问题，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矛盾”。[2]32王玉哲指出：“管叔之对周公不满，也是由于他是周公之兄，若按‘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王位的应是他，而不是周公。因此，他联合东方的商遗，举起反周的旗帜。”[3]杨宽在《西周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并指出东夷的叛乱也是由于管叔、蔡叔的招诱。试想，假如周公不称王，武王群弟不会心生不满，“三监制”不会受到破坏，武庚和“殷顽民”不敢有异心，东夷也不敢有野心，那就未必会有“管蔡之乱”，就未必会有“武庚之叛”，就未必会有“东夷之犯”。而且，同为武王倚重的兄弟召公，虽然没有参与“管蔡之乱”，却也对周公称王怀有疑怨。《史记·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还有，先秦文献记载周公摄政称王时，成王并非幼年而是少年或青年。《荀子·儒效》云：“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顾颉刚在《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中指出：“据二十而冠及周公摄政七年的传统说法而言，那么武王死时他已十三岁。”杨宽《西周史》认为：“当周公摄政之初，成王虽未成年，也应有十七八岁”。倘若时年已有十二三岁或十七八岁的成王，虽然对叔父周公屏己称王不敢吱声，恐怕也不会没有想法。以武王的信任和倚重、自己的才能和功业，周公在周初非常时刻摄政，想必会得到天下拥戴，但称王则难为世人接受。之所以如此，在于武王太子本已继立，“是为成王”；还在于“周监不远，在殷商之世”，殷商王朝“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造成王位纷争不断、国无宁日的教训，已经为周人有所认识。这样说来，周公称王即使是“恐诸侯畔周”的应急举措，却也是轻率践阼的政治失误。

好在周公毕竟是文经武略的伟大政治家，历经七年艰危，终于平定叛乱、取得东征胜利，巩固了西周政权，营建了新都成周，也赢得了自己的声望。功成而身退，周公在天下大定之后下决心“还政于成王”。既然还政为臣，又将何处安身？若居于丰镐，必将与对自己称王心怀疑怨的兄弟和宗亲们关系难处，又难以管束已经成年而有逸乐之欲的成王；所选安身之地，既要不失自己曾为周王的显赫身份，又能发挥自己治国安邦的巨大作用；这些大概是周公不会不考虑的事情。那么，“如武王之意”营建新都，让成王定居成周，自己在成周辅佐成王且以洛邑为安身立命之地，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举措了。

然而，成王坚决不肯迁居成周，却要求周公留居成周主持东都政务。在丰镐即政的成王不仅摆脱了周公的管束，而且也疏远和冷遇了周公。

因政务需要，留居洛邑的周公也时常西返丰镐臣事成王。只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初，在丰镐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一度被迫“奔楚”。《鲁周公世家》记载：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史记·蒙恬列传》也有相同记载。《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可知“周公奔楚”确为史实，古今学者如俞正燮、徐中舒、杨伯峻等都有说明。⑩《史记》所述故事，当为儒生美化周公之辞，而其揭示的史实，却反映了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初的艰难处境。成王甫一执政，有人即进谗言，而“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不正说明成王近臣是在发泄对周公摄政称王的怨愤么？不正说明成王对周公摄政称王耿耿于怀而失去信任么？不正说明成王君臣一度难以容忍周公而必欲远逐之而后快么？周公之所以能够返回朝廷，想必是当时天下虽已大定而政事依然纷扰，尤其是东都政务繁杂、四方社会复杂，成王缺失了英明睿智、明于治乱的周公而不知所措，又不得不请回周公。《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朝，为国家竭忠尽智，事成王恭敬谨慎：

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後，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竆竆如畏然。

这为王可尊、为臣能谦的行为，诚然体现出周公那博大的胸怀和忠贞的品德，却也多少是因情势所迫吧。

周公营建大邑成周，的确是以之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史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在周公看来，成王终究应会迁居定鼎之都的成周，故要求葬于成周以伴君主。生时卜居洛邑，死后也要葬于成周；生时忠于国家，死后也要报效君主；周公一生，诚然可歌可泣。孰料，周公的愿望并未得到满足。《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心怀谦让，将周公安葬在毕原（今西安附近）的文王陵旁，以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这是周公之悲呢？还是周公之喜呢？

虽然周公未能如愿葬于成周，但周公主政东都、治理四方的功业则为成王高度肯定，以至于周公死后，成王任命周公之子担任成周的执政大臣，继续行使周公的权力。据说于1922年在洛阳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 令方彝，上有铭文185字，记录了“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和明保在成周主持祭祀仪典的史事。

上述情形，实际上为周初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所促成。成王不肯迁居成周，其重要因素恐怕还是成王及其近臣对周公的忌惮和疑怨。

尽管周天子仍定居丰镐，洛邑依然具有国都地位。西周王朝的重大国家祭典和重要国事活动，往往都在洛邑举行，周王也亲临洛邑。 尊记载了成王即政后五年前往洛邑宅居、五祀武王的史事，表明即政的成王每年都往洛邑祭祀先王。西周早期的德方鼎铭文，也记载了成王自镐京到洛邑祭祀先王。据西周铜器铭文记载，自成王以下的西周诸王，几乎全都到过洛邑。

丰镐为西都，洛邑为东都，形成了西周的两都格局，学者称“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创举”。[1]174只是这一“创举”恐非武王和周公的本意，而是成王不肯迁居新都所造成。

大邑成周建成，九鼎定于东都，周公居洛主政，由于周公的崇高地位和巨大权威，加上洛邑为“天下之中”的战略地位，洛邑便成了西周统治东部的政治中心、镇守中原的军事中心、四方入贡的经济中心。不仅如此，周公主政东都之际，致力于制礼作乐、兴教尚文等文化建设，也使洛邑成了天下的文化中心。周公主政时的洛邑，所发挥的国都作用当不会小于西都丰镐。

不过，周公亡故之后，由周公子孙或王朝大臣主持政务的东都洛邑，其地位和作用就难免降低和减弱了。《周本纪》记述成王以后西周历代君王的事迹，竟无一句语及洛邑。所述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10世君王的活动，基本上是在丰镐及其附近。西周中、晚期的东都洛邑，或许还保持有西周东部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其政治中心的作用想必日益弱化。

自康王至幽王，西周社会一直不得安宁，四方的反叛作乱此起彼伏，迫使历代君王忙于征伐，西周王朝最终也在反叛的诸侯与异族的联合进攻下衰亡。据文献及金文资料的相关记载，康王平定东夷大反，又北征于方、西伐鬼方；昭王讨伐虎方，又两度南征荆楚而致“丧六师于汉”，溺亡于汉水；穆王东征淮夷，西讨犬戎，南伐扬越；懿王反击南夷；夷王征伐犬戎；厉王北击玁狁，东御淮夷，南伐噩国；宣王北击玁狁，东征徐方，南伐荆楚，西战姜戎而“丧南国之师”；幽王则因申侯、缯侯召犬戎伐周而被杀于骊山之下。平王继立，东迁洛邑，史入东周。东周的洛邑，虽为天子所居，但“政由方伯”而已是名不副实的国都了。

《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商周王朝疆域已广，国有四土。在当时交通艰难、信息不畅的历史条件下，营建国都于天下之中方能便于掌控天下、治理四土。武王规划、周公完成营建洛邑新都、定鼎于郏鄏，无疑是远大政治眼光的体现和高明政治措施的实现。可是，成王不肯迁居成周，成王之后的西周君王也定居宗周，西周社会倒应验了成王的“四方迪乱未定”之说。倘若成王遵从武王遗志，听从周公安排，西周的历史或许又是一番景象。诚然，历史不可假设，但洛邑没能成为西周首都则势必会影响西周王朝的发展。

注释：

①《礼记·明堂位》。

②《史记·周本纪》。

③《史记·武帝本纪》。

④《左传·宣公三年》。

⑤《汉书·地理志》。

⑥《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引杜预语。

⑦《荀子·儒效》。

⑧?《史记·鲁周公世家》。

⑨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杨宽《西周史》等。

⑩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周公奔楚义》：“周公曽适楚，故祖以导襄公。”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据子服惠伯之意，襄公曽适楚，故祖以道昭公，以见周公祖以道襄公，亦当以其曽适楚之故。”（《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67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七年》：“据此句意，似周公曾经至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87页。）

?《史记·蒙恬列传》。

参考文献：

[1]杨宽.西周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M].人民出版社，1979.

[3]王玉哲.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C].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2.

作者简介：蔡靖泉，男，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先秦楚文化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