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对“五四”时期的否定汉字和汉语的偏颇观点，对那一时期排斥中国古典文学的过激思想，做了些研究和梳理。我发现，在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实在很难找到哪一时段的文学，像二十世纪的“改良文学”和“革命文学”那样雄心勃勃，那样蔑视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那样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学经验；也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像二十世纪的“新文学”那样对“旧文学”充满“弑父情结”，那样在伦理精神和语言文体两方面，偏离了“中国文学”的常轨。

在“现代文学”的转捩过程中，在“当代文学”的形成过程中，为了建构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既往的“新文学”，二十世纪的怀疑者和批判者，在处理复杂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关系的时候，在解决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排斥兼容性和中间状态，采取了一种偏激的态度和简单化的策略。例如，用“现代”否定“传统”，用“西方”否定“中国”，用“阶级性”否定“人性”，用功利主义的“政治”否定人道主义的文学。就文学来看，这种对抗性的态度和简单化的策略，以及对西方文学经验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的断裂”和“主体性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中国格调”的凋丧和“大文学”的衰微。

先来说说“大文学”。二十世纪伊始，“纯文学”（Pure Literature）、“白话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文学概念，乱花渐欲迷人眼，纷纷被引了进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态度和评价。有的人，根据这些新的文学理念，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大加贬抑，口诛笔伐，一时间，“推倒”“铲除”“谬种”“妖孽”之类的极端话语，甚嚣尘上，而“死人的文学”“山林文学”“贵族文学”“古典文学”的标签式话语，则流行一时。殊不知，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不以时代的新旧论，不以阶级的尊卑论，不以语言的文白论，而以境界的高下论，以感染力的强弱论，以情思的深浅论。而“纯文学”的概念，则尤其似是而非，误人不浅。因为真正的文学，从来就不那么“纯”，而是含着宗教、伦理、政治、历史、哲学等内容的复杂现象。固然，“纯文学”理念也有助于人们认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价值，有助于人们警惕外部力量对文学的扭曲和异化，但是，比较起来，“杂文学”（Mixed Literature）这一概念，则比“纯文学”更能反映文学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和风格表现的多样性，更能反映文学的并不那么单纯的本质。而中国文学的“杂”，则不仅见之于最初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多元杂糅，也见之于文学内部形式的多样化。

所以，对文学来讲，重要的不是看它够不够“纯”，而是看它的格局够不够“大”，格调够不够“高”，看它是不是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和价值———过人的道德勇气和言说激情，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品质，完美的艺术性和丰富的美学意味，巨大的意义空间和内在的思想深度，以及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持久的感染力。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和反讽精神，要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的异化性的生活图景，不回避，不遮掩，通过真实而完美的叙写，为人们提供启蒙性的叙事内容，为人们的内心生活提供支持性的精神力量。这样的文学，就不能是仅仅流连于形式的玩味和技巧的雕琢的“小文学”，不能是仅仅满足于“私人叙事”和“身体叙事”的“小文学”，不能是札米亚京所批评过的“一厘米的文学”，而是健全意义上的“大文学”。这样的“大文学”，不仅仅意味着品类的多样化和分类学意义上的“大”，即所谓的“Large Literature”，更意味着品质的上佳和境界的高远，属于道德情感和伦理精神意义上的“大文学”，是札米亚京所提倡的“一千米的文学”，即“Great Literature”。

然而，就当代文学的创作现状来看，我们似乎缺乏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的“大文学”。我们的人文视野不够开阔，叙事伦理不够自觉，反讽精神不够勇敢，文学趣味不够雅正。我们写得又快又多，每年有大量的诗歌集和散文集出版，有超过四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是，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却寥若晨星，难得一觌。虽然某些作家的“才华”，在某些外国的“汉学家”看来，是连“鲁迅和老舍也比不上”的，虽然某些作家很走运地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是，冷静地来看，这些作家和作品，其实并不成熟，依然属于“小文学”的范畴，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就是“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现在，到了改变我们的狭隘的“纯文学”文学理念的时候了，到了将“纯文学”拓展为“杂文学”的时候了，到了将“小文学”升华为“大文学”的时候了。“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去国北迁的庾子山，因为看到了人生的真面目，因为体验了精神的大痛苦，故晚年作文，风格丕变，健笔凌云，义气纵横。他后来的文章，“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哀江南赋序》），“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哀江南赋》），至今读之，犹使人神摇意夺，———这就是大文章和“大文学”的力量。我们应该写出更老成的文章，要像庾信一样，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变得更加成熟一些，更加深沉一些，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晚秋一样凝重而复杂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况味。

再从当下时髦的“公共性”等方面来说说“中国格调”。

中国格调，也可以叫做“中国气质”“中国风度”“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学特有的一种品质和风格。它以象形表意的汉字，来表现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气质，呈现中国人的心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在美学风格上，它追求中和之美，显示出含蓄内敛、渊雅中正的风貌，是所谓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在写作的伦理上，中国文学表现出敢说真话的勇气和精神，即“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反讽精神。从人民伦理和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则表现出同情弱者和底层民众的兼爱精神和泛爱情怀，———从《诗经》的《伐檀》的反讽和《硕鼠》的抗议，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同情和怜悯，从杜甫的《兵车行》和“三吏”、“三别”，到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学精神所绽放出的“公共性”光芒。

“公共性”是学术界近些年谈论文学的一个时髦话题。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缺乏“东学西学，道术未裂”理念的人，总是倾向于怀疑和否定中国文学的伦理精神。他们将“公共性”当做一个纯粹的现代性话题，当做一个纯粹西方的文化理念，进而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学经验中，压根儿没有什么“公共性”可言。事实上，文学上的公共性，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又是一个差异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情感内涵和个性风貌。就其本质而言，所谓“文学公共性”，无非是指一种介入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以反思、反讽甚至反抗的方式，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不满和希望。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有着自己的独特而伟大的“公共性”。

雨果说：“愤怒与温情，是对于人类不自由状况两个方面的不同反应，并且，能够发怒的人就能够爱。”①中国古典文学的“公共性”，就具有这种既“愤怒”又“温情”的特点：一方面，是“愤怒”和不满，具体表现为对权力的“以究王讻”的“上层反讽”；一方面，是仁慈和“温情”，具体表现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形态的“公共性”，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的基本理念、“经世致用”的责任伦理与“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在中国儒家的文化元典《礼记》里，就建构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后来的《吕氏春秋》则更进一竿，对“天下观”的阐释，愈加深入，也愈加进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②在此基础上，吕不韦及其门人全面地弘扬了“士君子”文化，高度赞美“士君子”之风，表现出很可宝贵的启蒙主义精神：“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③这种博大的“天下”观念和“遗生行义”的“士君子”伦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学写作。

受这样的“舍生取义”的观念影响，中国的以《史记》为典范的史传叙事和小说叙事，以杜诗为代表的诗歌抒情，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独立不迁的写作精神和亢直不挠的批判勇气，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公共性”品质。王夫之说，中国自《诗经》以来的诗人，“有所指斥，则皇甫、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慝，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露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④事实上，《诗经》和《楚辞》的“无畏于天，无恤于人”的精神，做为一种伟大的传统，在后来千百年的诗歌写作中，也有继继绳绳的赓续和体现，即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常岁月，我们依然可以从“杜甫的传人”牟宜之先生的古体诗中，看到对古典抒情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弘扬⑤。在叙事写作领域，司马迁则在《太史公自序》中，首倡“贬退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叙事原则，并在自己的伟大写作中身体力行，遂成后人难以企及的史学和文学的双重“绝唱”。清代学者李景星评价司马迁说：“太史公以上下千古眼光而作《史记》，其叙事往往有寄托深远，为后人以为不必为，实则不敢为、不能为处。”⑥司马迁的反讽叙事所体现出的，实乃一种高度成熟的人文精神，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即使今天来看，也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和现代性。

同情民众，关注民瘼，是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伟大的“公共性”品质。以士君子为主体的优秀的中国诗人和中国作家，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中国文学中的“公共性”，也就体现为对“民生”、“黎元”、“国家”、“社稷”、“天下”、“乾坤”等“共公事象”的关注，体现为对同情底层大众的“哀”和“忧”的情感表达。在《离骚》里，屈原痌瘝在抱，悲从中来，抒发了他对艰难时世的不幸民众的同情，显示出伟大的“公共性”情怀；杜甫则在多篇诗歌里，唱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的诗句，尤其是在“三吏”“三别”和《兵车行》《丽人行》《洗兵马》《羌村三首》《忆昔二首》等诗篇里，他完美地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真挚同情，尖锐地表达了对权势阶层的批评。对杜甫的这种仁慈而且伟大的“哀忧”精神，著名华人学者洪业给予极高的评价：“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是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忧虑（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⑦在洪业看来，杜甫“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习，得以理解人类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领会政治的正大光明与肮脏龌龊。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度。”⑧也就是说，杜甫通过自己的写作所建构的“公共性”，既具有中国文学的个体风貌和特殊内涵，又具有博大弘深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可见，伟大的作家所建构的“公共性”，不仅可以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而且，天然地具有人类性和永恒性。

毋庸讳言，自上世纪初期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排斥，中国文学特有的温柔敦厚、中正庄严的气质，最终“广陵非复旧时城”，暗中变换；中国文学特有的那种泛爱众、忧黎元的精神，则是“高台已倾曲池平”，渐趋式微。我们固然建构了新的“公共性”，———一种具有“文化启蒙”诉求和“国民性改造”自觉的“公共性”，但是，这种新的“公共性”也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狭隘性，缺乏承上启下的历史感和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我们激进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对“国民”进行简单化的政治-社会学分类，进而用“脸谱化”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用公式化的教条策略来处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如此，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公共性”建构是迥然不同的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公共性”建构，也是大有区别的：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反思性”，被当代文学的功利主义“认同性”所取代；前三十年的“政治功利性”和“公式化叙事”，被后三十年的“市场功利性”和“欲望化叙事”所取代。当下的中国文学，则因为一味追求浮枵不实的“纯文学”，因为迷恋“身体叙事”和“私人写作”，因为缺乏担当精神、启蒙意识和反讽激情，而陷入了“公共性”建构的无力状态和衰颓境况。

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实在不必太措意于“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也不必为获得“世界的认同”而太过沾沾自喜。秦韬玉《贫女》诗云：“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对当代的中国作家来讲，最为重要的，不是获得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赞美和基于误读的“国际性”奖赏，不是追逐那种时髦的“时世俭梳妆”，而是像屈原、司马迁和杜甫一样，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时代的“公共生活”，以中国人特有的“忧哀”情怀和反讽精神来创造“中国格调”的、亦即“风流高格调”的“大文学”，建构中国文学自己的“公共性”，并最终抵达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唯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庶几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并最终真正赢得世界读者的尊敬。

①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②《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

③《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士节》。

④谢榛、王夫之：《四溟诗话姜斋诗话》，1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61年。

⑤例如，在具有“杜诗”情致的杰出诗篇《咏史诗》里，牟宜之深刻地表达了对重大事件的观察和思考，沉郁地抒发了对国运和民生的“忧哀”之情（见《牟宜之诗》第183-18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⑥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陆永品点校整理，第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⑦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第195-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⑧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252页。

⑨从反讽模式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将中国古典叙事的“上层反讽”，转换为现代启蒙性的“下层反讽”，将反讽对象从暴君、佞臣和酷吏，转换为麻木而愚昧的底层民众，此中消息，颇堪玩味（详见李建军《<史记>与中国小说的未来》，《小说评论》2014年第4期、第5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