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利琴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一战略构想，继承了古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友好往来传统，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深厚的对外文化交流底蕴，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国际竞争意识，敢于担当、主动作为，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在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排头兵作用。

关键词：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4-0089-03

201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世界发展潮流与时代特征，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海洋梦”不仅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托起“中国梦”的重要支柱。2013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设，而且还多次明确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热情洋溢的阐述。立足历史，面对未来，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意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仅接着，李克强总理在10月初出访东盟国家时，继续阐述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11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样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以丝绸和其他商品贸易为特征、连接中外海上贸易的交通线，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外经济、贸易和人文的联系。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深厚的对外文化交流底蕴，要在国际经济秩序深刻变化中找准发展坐标系，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国际竞争意识，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着力集聚国际资金、技术、人才，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在参与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排头兵作用。

一

航海先驱者与广州的兴起。古代的岭南地区，是百越族人民聚居的地区，由于地处南疆，所以又叫南越，居民叫越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南越后，郡尉任嚣在广州建番禺城（广州古称番禺），又称任嚣城，是广州有历史可据的最早城建。秦灭南越后，建立郡县制，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广州是当时的南海郡治。古代的越人，是我国的航海先驱者，史载“越人善舟，习于航海”，他们很早便在东南沿海和太平洋群岛之间开展航海活动。1976年，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西汉初期墓中，曾挖掘出一面铜鼓，鼓身绘有双身船纹图形，形式与现在太平洋上诸群岛民族，如汤加、萨摩亚等使用的双身独木舟极为相似，这说明百越文化很早便传向海外。众所周知，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从来就是双向的，既然越人能航海至太平洋群岛等地，当然也会有东南亚国家的人民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成书早于《史记》约30年的《淮南子》，在《人间训》里记述，秦始皇进军南越，有仰慕南越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的成分在内。当然，秦始皇统一岭南，绝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珍宝，还会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但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在秦始皇统一南越之前，广州已因集散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物而扬名于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汉初全国19个城市时，把番禺（今广州）列为一座大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果、布荟萃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断，越人航海开拓了南海的海洋航线，促进了东南亚、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文化交流。上面所说秦始皇征南越，有仰慕南越国的犀角、象牙、珠玑、玳瑁的成分在内，而汉武帝征南越、灭南越国，也有希望掌握南海门户——广州的成分在内。从汉武帝征南越后加强与南海各国的交往、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情况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广州港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兴起了。

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汉武帝征南越后加强与南海各国的交往、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情况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广州港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兴起了。早期通过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商贸易已非常频繁。其主要航线共有4条：第一条是广州至越南、柬埔寨航线;第二条是广州至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航线;第三条是广州至印度、斯里兰卡航线;第四条是广州至波斯湾转罗马帝国航线。活跃在这几条航线的有中国人、柬埔寨人、印度尼西亚人、印度人、波斯人和罗马人等。其交换的主要商品除丝绸外，还有黄金、珍珠、象牙、犀角、翡翠、玳瑁、香料、玻璃和铜器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自三国经两晋至南北朝的360余年间，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南北分裂状态。由于岭南地区距离中原较远，战火很少波及这里，因此局势相对稳定。三国期间，广州属东吴的势力范围。东吴对广州的经营，为广州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西晋初年，罗马帝国使节往洛阳朝贡之所以乘船取道广州，就是因为广州当时已经是海外贸易的中心了。进入南北朝以后，广州的海外贸易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前来通商的国家有印度、斯里兰卡、占婆、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那时候的广州成了东方国际贸易的中心，四面八方的稀世珍宝，都先到这里集中。堆积如山的宝货，光彩夺目，盛况空前。这一时期，中国的丝绸通过南海大量向波斯湾、印度洋等地输出。

隋、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隋朝虽然是一个短暂的王朝，但它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全国。隋文帝获得政权，进行了若干改革，发展经济。隋炀帝时，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过去经济交流的障碍，并为新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隋代实际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隋朝也很重视发展对外贸易，隋炀帝曾派人驻于张掖，往来于武威、张掖之间，主持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到了唐代，经由南海进行的海上贸易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为了方便外国商人居留，唐代时的广州已设置了蕃坊（在今天的光塔路一带）。为了保证从广州进口的物资可以畅通无阻地转运到全国各地，唐开元四年（716），由当时的官吏张九龄整治了大庾岭道。之后从广州进口的物资，经北江水运至南雄后，便能顺利地通过五岭山隘，进入赣江、长江和运河，转运至全国各地。这条交通线也就成为当时一条重要的对外贸易交通路线。事实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超过陆上丝绸之路。因陆上丝绸之路受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经常堵塞不通，而海上丝绸之路则通行无阻，再加上阿拉伯人热衷航海，经商有方，活跃于中西的海上交通之中，因此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繁荣。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经过的河西走廊被西夏控制，中西陆路交通基本上被切断。因此，波斯湾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商人、使者，主要通过海路与宋朝交往。后来海上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到了南宋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唐代。

元、明、清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明代之后，便有“闭关锁国”政策的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地发展，再加上世界各国都要和中国通商，以广州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处于发展的状态。清朝时期，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康熙年间虽然开放海禁，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加强海禁，只许广州一口通商。由于全国的对外贸易，只能集中在广州一地进行，因此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被称为广州贸易。参加贸易的主要是英、法、荷、意、德、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等国，后来美国也参加进来，广州成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中心。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到唐宋，再到清末，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史悠久，长盛不衰，并且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各个时期经济和文化发展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至1978年，这段特殊的时期，广州很难发挥出大港口的历史优势。1978年后，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历史优势和渊源，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招商的大舞台。

二

广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中国海岸线绵长，有不少对外通航的港口，但只有广州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市场繁荣，经历两干多年而从不衰落，这是沿海其它港口无法与之比拟的。广州港由于是不冻少淤良港，面临太平洋，邻近东南亚，通向五大洲，所以它的对外贸易一向活跃。广州对外贸易活跃，是由于它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都有其优越性：第一，它位于西江、北江、东江的汇合点附近，腹地深广，溯西江而上，可通往桂、黔、滇地区;溯北江而上，越过大庾岭进入赣江，或越过骑田岭进入湘江，转入长江、大运河、黄河，可通往华中、西南、西北、华东、华北等广大地区;溯东江而上，可通往赣南地区：并可从海路通往沿海各港口及世界各地。第二，它位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农、林、渔产品丰富;手工业品制作精巧，被誉为“广货”，畅销海外;尤其是造船业实力雄厚，有助于在海上“丝绸之路”施展鸿图。第三，它位于南疆边陲地区，距离中原较远，中国历史上发生大规模战乱时，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居民流离失所，广州则保持相对安定即使在改朝换代时，在广州地区也较少发生大规模激烈战斗，因而局面长期安定，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开展。第四，它有热情好客、礼遇外商、与外侨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外商外侨乐于前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广州对外友好之路。第五，它富于开拓进取精神，从汉朝开始，广州人就不断前往东南亚等地谋生，明清时期更是大批前往海外各地落户，这就加强了广州的对外联系，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亲朋互访之路。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地位，还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原因。国际方面，主要是东西方的交往与广州的发展密切相关;国内方面，广州的对外开贸易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

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在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在经济交流上，通过这条海路，中国输出的丝绸、陶瓷、茶叶、纸张和其他日用品，不仅丰富了沿线各地人民的生活，活跃了沿线各地的市场贸易，也有助于中国农副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在输入国外商品时，引进了世界各地的粮食、蔬菜、水果、药材、花卉及其他经济作物品种，使国内农业、园艺业、药物业和某些轻工业原料的生产得以扩展。在文化交流上，通过这条海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及其他发明传往各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广州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无论是从历史沿革、地理优势，还是从现实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广州的城市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综合分析考虑，广州理应发挥在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排头兵作用。广州身居海上丝路起点的核心，应该按照党中央二十一世纪海上丝路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在生态环境、经济产业、文化建设、区域规划、城市管理等各方面全方位引进先进、实用的国际经验，重塑城市发展格局和布局，扫清障碍，真正融入到全球发展潮流中去;另一方面，凝聚各种正能量，将其与建设国际大都市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结合起来，扩大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拓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挥广州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引领作用，发挥好核心枢纽的角色，借此提升国际知名度、认可度，继续引领历史潮流。

三

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路最主要的起点城市，是古代海上丝路的发祥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我国经济腾飞成果的聚集地、是我国现代产业基础发展的始源地、是华侨华人情感的低洼地、是南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枢纽地。广州要成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必须要做到五个方面：第一，立足于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基点。广州历来都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门户城市，东盟十国也是广州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近年来东盟现已成为广州市除美国、欧盟之外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广州跨进世界的前沿阵地。第二，立足于金融等服务行业创新。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比如新加坡和韩国，服务业发达，是最重要的标志，往往占到经济总量的8成左右。广州可探索推进与东盟国家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等方面的创新合作，搭建金融机构交流对话平台，开展创新金融产品上市融资研究。 第三，立足于推动广州产业转型升级。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尤其是其举办的“广交会”，已成为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的重要平台。目前，广东正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计划，而沿线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产业跨度很大，为广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因此，可以立足于广交会的辐射影响，利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与广州产业的互补性推动广州产业转型升级。第四，立足于海上丝路文化精神梳理与重塑。两千多年的海洋文化沉淀与海上丝路的经验浸润，给广州的城市品格、思维方式与发展视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古迹及精神财富，黄埔港、南海神庙及码头、琶洲塔、怀圣寺光塔、十三行等不胜枚举，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的战略目标，为广州外贸转型升级提供了重大契机。同时，也可以设立面向沿线国家的教育培训中心和留学生基地，扩大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合作，不断增进民心相通、民间相亲的友好关系。第五，立足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海运方面通过开拓国际航运线路，增加国际航运的班次密度，主动融入国际化货运物流体系;陆运方面加强内接周边及内陆腹地的公路、铁路的联通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便捷高效的通关体系;空运方面推进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建设，扩大吞吐能力，加密与沿线国家的航空客货航线，增强白云国际机场航空枢纽功能，并以白云国际机场为龙头，将珠三角机场群建设成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路”的中转集散地和大航空门户等，切实构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路”互联互通综合枢纽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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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