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年多时间，许多领域的改革都在逐次推进，例如围绕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改革已取得相当明显的成效。但是，被各界寄予厚望的国企改革却相对迟缓。

客观原因，自然是国企改革涉及面广、操作难度大，在顶层设计、分类管理、改革步骤、改革方向等方面，依然莫衷一是、争议纷纷。毋须讳言，正是这些争议，羁绊了国企改革推进的步伐。

改革并不是一条平坦之路，改革也不意味着要等所有方案全都设计好，只需照猫画虎地执行即可。在总体改革思路、方向、原则、基本框架基本明确的情况下，更为需要的，恰恰是积极主动的探索，而不是等靠要。目前，有的地方的国企改革已在大胆破题，即便对即将出台的方案也存在不同看法，但小步快跑也远比裹足不前要好。毕竟，虽然争议存在且有的还相当激烈，但国企必须要改革，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表示，深化国企改革是2015年重要工作之一。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首次确认，国务院已专门成立了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另有消息透露，国资改革顶层设计“1+34”方案有望近期出台，囊括了国企分类、改革布局、公司治理等方面。所有信息都表明，国企改革在2015年必须切实破题、推进。因存在争议而观望、犹豫、当断不断，才是改革的最大障碍。

《中国经济报告》本期的“封面专题”，就聚焦国企改革。所刊发的几篇文章，既提出了作者各自的改革思路和认识，也真实反映了现实中的争议。例如在国企是否需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认识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在《国资改革十一问》中认为，“国有经济规模巨大，全部退出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关键问题不是“退出”，而是在竞争性领域与时俱进地改变国有经济的功能，由过去看重对产业和企业的“控制”，转向专注资本投资收益。而国资委专家卫祥云则认为，“无论从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还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国企选择主动退出竞争性领域要比被动退出和被迫退出好得多。”诸如此类不一致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要在改革实践中逐步检验，但不能以此为由拖延改革。。

本期“特稿”栏目刊出吴敬琏先生的新作《努力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他在文中强调，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而这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才能实现。

3月23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逝世。李光耀及其一手创建的新加坡，在中国人眼中也是争议纷纭、五味杂陈。本期刊发连清川的《所有的国父都行将衰朽》，既对这位“小国伟人”的去世表达缅怀，也提供了多元的观察视角。

斯蒂格利茨的《收入及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真正原因》一文颇可一观。其对收入不平等的最新研究，与我们习惯性的认识大为不同，令人深思。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专门为本刊撰写了《当东方遇见西方——携手共建新丝路》一文，表达了他对 “新丝路”的价值判断和认识。而在本刊记者对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谢伟森的专访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位华盛顿前高官对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热点问题颇具个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