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亭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开放背景下如何理解并测度对外技术依存度

范建亭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本文提出了扩大外来技术概念后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改进办法，并依此测度了全国、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技术依存现状。结果显示，在考虑外资企业因素的情况下，修正指标显示的下降幅度要明显低于常用指标的计算结果，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处于50%以上的较高水平，离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对外技术依存度；技术引进；外资企业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将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的水平。但是，对于如何评价和测度我国当前的技术对外依赖程度却是众说纷纭，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常用的测度指标仅仅将从技术贸易渠道引进的技术作为外来技术，并得出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早在几年前就已下降至30%以下的结论，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技术对外依存的实际状况。

市场开放背景下对外来技术的界定应以知识产权的权属为边界，而不是地理国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技术对外依存结构已从传统的技术引进转向对外资企业本土研发和技术转让的 “隐性”依赖。本文对不同指标的测度结果进行了比较，加入外资企业因素后的测度结果显示，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常用指标，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当然，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促进各国技术的相互依存，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但是从知识产权和技术主导权看，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技术依赖在本质上与从国外引进技术没有根本区别。因此，考察开放背景下的对外技术依存程度不应该忽略对外资企业的 “隐性”技术依赖，本文试图对此提供一些研究视角和实证依据。

1 对外技术依存度常用指标和国内研究现状

1.1 基于科技经费支出的常有度量指标

对外技术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供给的指标。如果不考虑技术交流、技术溢出和科技人才移动等因素，所谓的外部供给通常是指国外技术引进。所以，对外技术依存度的常用指标采用了比较技术引进经费和研发投入经费的方法来衡量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这是因为技术本身难以直接度量，而技术引进经费和研发经费都是为了获取技术所付出的费用，因而可将前者作为外来技术，后者作为内部技术，比较两者的大小就可以基本了解一个国家的技术主要来自于国外引进还是国内自主研发。

发达国家主要依靠自身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技术发展，因而OECD(国际经合组织)把研发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的比率作为测度成员国对外技术依存度的指标，其值若大于1表明该国的技术以自主研发为主。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是引进国外技术的程度，所以国内学者在分析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时一般都是将技术引进经费作为公式中的分子部分，但是对于其比较对象，则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直接用技术引进经费 (TIt)和国内研发投入经费 (RDt)之比来衡量对外技术依存度 (FTDt)，其公式表达为:

二是用技术引进经费 (TIt)占国内技术总量的比重来衡量对外技术依存度，而技术总量可以用技术引进经费 (TIt)与研发投入经费 (RDt)之和来表示，即:

式 (1)和式 (2)的计算方法本质上差异不大，都是从科技经费支出的角度比较了技术引进的相对规模，但由于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值不同，会导致计算结果出现较大差异，即式 (1)的计算值要远高于式 (2)。而且当技术引进经费高于研发投入经费时，式 (1)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要大于100%，而式 (2)的结果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而更符合对依存度概念的一般理解。国内研究现状也显示，部分学者在分析对外技术依存度时采用了式 (1)的方法[1－3]，但更多的研究则采用了式(2)的方法，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正[4－9]。

1.2 常用指标的不足之处

虽然式 (2)是较为常用的度量方法，但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对此，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讨论的焦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技术本身和引进内容的理解，二是如何测度国内技术总量的问题，三是何谓外来技术的问题。

首先，测度对外技术依存度离不开对技术的理解[10]。技术可以分为显性技术和隐性技术两种表现形态:显性技术是具有独立形态的技术 (如技术专利)，所以可称为 “纯技术”，其转移通常可以单独进行；隐性技术是隐含在资本品和中间品中的技术，或以人为载体的技术，其转移是伴随着商品贸易或人员的流动而进行的。由于我国的技术引进经费中还包括了购买关键设备等的费用支出，所以并非完全是对 “纯技术”的统计。对此，何锦义[6]、孟韬等[7]在计算对外技术依存度时使用了技术贸易中的国际收支数据。但是，“纯技术”进口的统计口径偏小，不符合我国的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都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的实际现状，因此测度结果会出现明显低估对外技术依存度的问题。

其次是如何度量国内技术总量的问题。孙顺成等认为，对产出增长有贡献的是技术研发活动中累积的技术知识存量，而非各年的流量，并且技术转化也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何锦义认为，反映技术需求的研发投入经费等指标都掺杂着或多或少的非技术因素，而国内技术市场统计数据中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更确切地反映了对自身技术的需求。这些研究指出了研发投入经费是否能代表技术总量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孙顺成等没有给出计算研发投入时间滞后性与技术知识陈腐化率的理论依据，何锦义使用的国内技术合同成交额只是技术市场中的 “交易额”，而企业研发并非都是为了技术转让，所以用技术成交额来表示国内技术总量有过小之嫌。

最后是如何理解什么是外来技术的问题。常用方法是将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视作为外来技术，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已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郭铁成等[8]提出了基于全球化角度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修正方法，即考虑了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因素的影响。该文提出的指标改进思路符合我国对外开放和大量吸收外资的现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指标设计和实证分析没有考虑外资企业的股权比例问题，研究对象也仅限全国层面，未对具体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指标改进方法，如马虎兆等[11]选取了基于技术支出经费、发明专利、高新技术产业进口和外资引进四个依存度指标的因子分析方法；罗亚非等[5]引入消化吸收费用与新产品开发支出之比的指标，提出了修正后的有效对外技术依存度概念；赛迪研究中心[12]则提出了基于技术应用的生产资源投入对外技术依存评价方法。

综上所述，基于科技经费支出角度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虽然存在着一些统计口径方面的问题，但其含义明确，计算简单易行，数据可获得性强，因而仍不失为一个可以基本反映我国技术对外依赖程度的合适指标。本文认为，在我国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背景下，更重要的修正应该是将技术上的对外依存概念扩大到在华外资企业的范围。

2 开放背景下技术对外依存的结构性变化和指标改进

2.1 技术对外依存的结构性变化

本文提出修正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的依据在于，市场的对外开放已导致我国的技术对外依存从传统的技术引进扩大为对外资企业的 “隐性”技术依赖。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技术，但近十多年来国内研发投入经费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其规模在2003年前后已超过技术引进额。2012年，全国研发投入经费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298.4亿元。相比之下，虽然同年的全国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达到442.8亿美元，同样创出了历史最好水平，但其规模仅为研发投入经费的约四分之一。如此看来，我国的技术发展似乎已摆脱了对外依存的状态。但实际上，开放背景下大量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改变了我国的技术对外依存结构。

如表1所示，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技术引进渠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的技术引进几乎都是由内资企业引进的，而目前外资企业已成为工业技术引进的主要力量。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虽然外资企业的占比不及技术引进，但也已达到四分之一左右的水平，成为我国工业领域研发活动的主体之一。实际上在技术创新最活跃的高技术产业中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更为突出，2012年外资企业占技术引进经费和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62.4%和33.3%。

表1 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和研发支出 (单位:亿元)

2.2 扩大外来技术概念后的指标改进

我国市场开放和吸收外资的现状表明，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使得技术引进和研发创新的国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内资企业既可以通过技术贸易渠道引进国外技术，也可以从境内的外资企业获得技术转让。同时，外资企业的本土研发也已成为国内研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我国的技术对外依存已从传统的技术引进转向对外资企业的 “隐性”依赖。虽然外资企业的内部技术转移和本土研发具有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但由于技术的主导权仍掌握在国外的跨国公司总部手中，所以对外资企业技术依赖的本质与技术引进没有根本区别，而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现实因素，就会出现低估对外技术依存度的现象。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对常用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进行了修正，即在计算外来技术时，同时考虑了国外技术引进、外资国内技术转让和外资本土研发的因素，国内技术总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修正后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TD3t为t年的对外技术依存度，TIt为t年的技术引进经费。TTt和TT′t分别表示t年的国内技术转让总额和外资企业的国内技术转让额，后者为前者中的一部分。RDt和RD′t分别表示t年的国内研发投入总经费和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费，后者同样是前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统计数据看，有关国内技术市场交易和技术转让方面的统计一般仅限于全国范围，因此在分析行业层面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时可忽略式 (3)中的TTt和TT′t，其简化后的计算公式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外资企业并非都是外方完全控股的独资企业，所以式 (3)和式 (4)中的和都应当根据外资企业的股权比重进行必要的调整。

3 全国、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对外依存现状

3.1 全国层面的对外技术依存度

在前面给出的4个指标中，式 (1)和式 (2)是测度全国层面对外技术依存度的常有指标，而修正后的式 (3)和式 (4)则存在全国层面的外资企业研发投入总经费和技术转让额统计数据缺失的问题。不过鉴于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从2012年版开始给出了2006年以来按卖方类别划分的外资企业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故可以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替代全国数据后，估算式 (3)的对外技术依存度。

如表2所示，基于式 (1)、式 (2)和式 (3)的三种计算结果均显示，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2001年，不过这是由于从当年起技术引进的统计口径调整后不再包括设备引进所导致的。2001年之后对外技术依存度有所回升，但从2005年起保持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与技术引进经费相比，增长更快的是研发投入经费，其规模从2003年开始大幅度超过了技术引进经费，2012年前者为后者的3.7倍。

表2 全国层面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测度结果 (%)

表2还显示，不同计算公式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式 (1)和式 (2)的本质相同，但是前者得到的计算结果变动幅度很大，而后者则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一些研究认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采用式 (2)的方法计算了对外技术依存度[7－10]，但此观点值得商榷。虽然 《规划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对外技术依存度30%以下的发展指标，但是在该目标出台前的2005年，式 (1)和式 (2)显示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分别为63.7%和38.9%。显然，《规划纲要》不会提出一个到2020年才降低百分之十都不到的目标，所以其计算依据应该是采用了式 (1)的方法。

更大的疑问是，如果按式 (1)和式 (2)的计算方法，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在2009年前后就已经提前十多年实现了国家提出的目标?本文提出的式 (3)同时考虑了国外技术引进、外资国内技术转让和外资本土研发的因素，由此得到的计算结果要明显高于式 (1)和式 (2)。这表明，如果我们忽略在华外资企业也已成为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重要来源的现状，就会造成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已迅速下降的假象。

实际上，加入外资企业因素后的式 (3)也存在过低估计对外技术依存度的可能性。首先是因为获取国外技术的途径并不仅限于技术引进，如购买国外技术装备是我国许多企业引进技术的重要形式，而这笔费用通常被列入在技术改造经费之中[3]，此外跨国公司的境内子公司为中资企业提供的配套技术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 “隐性技术引进”[12]。其次，研发投入与技术获得也不是同等的概念，存在时间滞后性、科技成果转化率、研发经费使用效率等问题。据调查，我国的研发经费真正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13]。所以使用科研经费投入的测度方法存在过高估计技术总量，进而过低估计对外技术依存度的问题。

3.2 产业层面的对外技术依存度

首先，我们分别用式 (2)的常用指标和式(4)的修正指标，对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全行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进行对比分析。如图1所示，无论是工业还是高技术产业，加入外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后的修正指标得到的测度结果明显高于常用指标。与全国层面的对外技术依存度 (见表2)相比，同样使用了式 (2)的常用指标，但2004年以后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下降幅度更大。2012年，全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21.4%，而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分别仅为5.9%和4.2%。其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层面的技术引进经费是合同金额，而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经费却是统计口径更小的实际费用支出。

其次，我们用修正指标进一步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细分行业技术对外依存状况，图2选取了其中的6个细分行业。虽然高技术产业全行业的对外

图1 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比较

技术依存度在2012年已下降至29.5%，其中，航 空航天器制造业 (包括飞机和航天器制造)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下降幅度最大，从1997年之前的30%迅速下降至1.4%。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近年来下降也较快，相比之下，医药制造业 (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生物药品制造)的变化则比较平稳。相比之下，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在2000年之前处于逐步上升阶段，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高达63.6%。电子器件制造业和电子元件制造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总体上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但2012年仍处于50%前后的较高水平。

图2 部分高技术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的动态变化

4 结论和对策建议

(1)目前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结构发生了从依赖技术引进转变为更多地依赖外资企业技术引进、本土研发和技术转让的明显变化，但以往的测度指标仅仅把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视作为外来技术，忽略了外资企业已成为国内研发和技术转让重要来源的现实因素。而本文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开放背景下对外来技术的界定应以知识产权的权属为边界，对我国技术对外依赖程度的度量有必要考察对外资企业的 “隐性”依赖。

(2)本文提出的兼顾对外资企业技术依赖因素的修正指标测度结果显示，虽然整体上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目前已下降至30%以下的水平，但是在考虑外资企业因素的情况下，修正指标显示的下降幅度要明显低于传统指标的计算结果，计算机设备以及电子元件和器件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处于50%以上的高水平，离《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3)建议政府部门对重点产业的技术对外依赖程度进行长期监测。鉴于过度依赖外来技术对自主创新的负面影响，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将对外技术依存度当成一项常规指标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进行长期监测，及时把握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并结合研发投入强度、新产品产值率、发明专利数等指标，评估技术对外依存对自主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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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谭果林)

How to Understand and M easure Foreign Technology Dependence under Open Econom y

Fan Jiant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indicator improved method which takes factors technically depending on foreign corporations into account，and then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on the foreign technology dependent status of the whole country，the industry and the hightech industries.The results show thatafter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of foreign enterprises，modified indicators'decline rang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mmonly used indicators'calculated results.The foreign technology dependence of some high-tech industries is still at a high level ofmore than 50%，far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establish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Foreign technology dependence；Technology importation；Foreign enterprise

C813

A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 “专题报告研究项目”(XS2013－01)。

2014－06－09

范建亭 (1964－)，男，浙江绍兴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跨国公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