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伦涛

我下乡的盐亭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县。落户的那个公社又全是高低不平、横七竖八的山地。当地的农民那时非常穷，靠挣“大寨工分”吃饭，一个全劳动日的价值只有三四角钱，要是哪家人孩子多、出工少的话，全年下来还要“超支”。当地全年基本上没大米吃，除了少量的麦子，一天三顿大都是红苕、玉米、酸菜了。我下乡的第一年恰又遇天旱，也就只分了十来斤“水谷子”。试想，如果那时不是靠红苕、酸菜撑着，我兴许将和很多人一样难有今天！还记得，在我当知青的五年多时间里，就曾在两个年头接济过南部、西充县逃荒而来的人。那时，只要给上一碗玉米、几斤红苕，他们就叫娃娃们给你磕头不止。千恩万谢后，眼里顿时又增添了几分力气和光辉。还有几个姑娘，就是为了在天旱时能顿顿有这红苕吃，竟不惜以身相许，嫁到了这里……

天长日久，我和红苕结下了深深的情缘，我开始理解生活，热爱劳动，努力磨炼自己。一场透雨后，我同大家一身雨披出门栽红苕。不需要打窝施肥，不久，它们便爬满了一个又一个山头。

最高兴的大概莫过于收红苕的季节了。整个生产队沸腾了。一亩地要收上千斤，成堆成堆的，满地呈亮。大人小孩三五成群，肩挑背扛，把分到的红苕一趟趟送到自家的苕窖里。然后，小心伺候，悉心保管，全靠它過日子！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日新月异。广大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吃、穿、住、用、行都在跨台阶、上水平，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目标迈进。自然，这时的红苕也就不被人那么看重了。

（摘自《绵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