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下诗人“自说自话”的场面，我想对汤养宗说的是“你在和谁说话”。

在2013年京郊的暑热中我与汤养宗第一次见面。那正是七月下旬的北京，酷热难耐。我带着刚刚打印好的还留有余温的汤养宗的诗歌与一位南方的诗人挚友前往远郊。车子艰难地穿过烦扰的北京街道，而车窗和诗歌暂时隔开了这个无比熟悉又无比疏离的城市。汤养宗缭绕过来的香烟的雾缕增加了胜似夏天的烘烤。而我也得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通过这位有着“立字为据”使命般的诗人感受其文字的体温。同年十月，我和汤养宗在绍兴第二十九届青春诗会上再次相聚。那时的江南正在一片烟雨迷濛之中。此后，我们穿着古式的衣服在兰亭曲水流觞，在乌篷船上听江南夜雨，在面红耳赤中喝绍兴黄酒，在沈园的双桂堂流连于惊梦无声，在鲁迅的故园看不晓得名字的鸟儿吃桑葚。那时，21世纪的新江南竟然有了些许古人的味道。可惜我们只能生活在当下，尽管我心安处即故乡，可是生活在当下时代的每个人似乎都心生不安，甚至还有莫名的惶恐。

2014年的春天，又是连绵的江南雨。我在诗人徐迟的故乡南浔古镇翻看一本民刊。突然汤养宗的诗跃到眼前。我觉得，这就是诗人的因果和诗歌的命运。当汤养宗从闽东霞浦寄来他的诗稿时，我再次读到了一个当代诗人的“老旧”之心——他指向语言，指向自然山水，更指向了一个时代焦灼尴尬的诗歌精神，“来到兰亭，四周的水就开始低低地叫/地主给每人穿上古装，进入/永和九年。我对霍俊明说：我先去了/请看好留给你的诗稿，今晚再交盏时/我来自晋朝，是遗世的某小吏/他们也作曲水流觞，一些树木/跑动起来，许多蒙面人都有来头/对我的劝酒，以生死相要挟，意思是/不抓杯，难道等着抓白骨/当我低头看盏，你发现，我的双眉/在飞，当中的来回扯，许与不许/让人在群贤里左右不是”。（《在兰亭做假古人》）这些文字中的“蒙面人”实际上正是诗歌的秘密。也就是说，汤养宗正在对这些“蒙面人”说话。由此，我注意到汤养宗的诗歌不仅有很多寓言化的日常性细节，有着超拔的想象力和文化底蕴对日常经验的处理，而且他的诗歌中有着关于自然山水和新人文气象的精神质素与情怀担当。应该说，汤养宗是当代诗人中少有的具有现代性和“古人”风骨含混气质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于特有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方式。汤养宗的诗歌并不缺乏“现实感”和现场意识，但是他显然对此并不满足。他往往把我们熟悉的日常悄然地还原到另一个空间，那里有着这个时代久违的精神气息。甚至这使我着迷。在汤养宗写作兰亭的那首诗里，我再一次在一个诗人身上发现了穿越不同时空的存在。应该说每一个具有重要性、方向性的诗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诗人形象的叠加。他们相互发声，彼此争吵，不断磋商，不断在一个人身上显现另一个人的身影和灵魂。

“中年”的汤养宗长着一颗诗歌的“智齿”和“第十一个指头”。这颗带有不合时宜色彩且带有寓言性质的“智齿”打开了特殊的精神脾性和写作可能。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写下的字/已看住我的脾气”。在我看来这颗多余的“智齿”不仅与一个人的中年状态有关，与智性的深度和机警有关，也与身体和内心发生的诸多不可更改的无奈和尴尬有关。在诗歌精神和写作层面，这颗“智齿”似乎还代表了写作过程中的平衡和不平衡因素之间的博弈和胶着关系。这个时代已然没有一个“绝对的词”能够获得共识。在一个诗歌写作和评论全面放开又丧失了公信力、辨识度的全媒体时代，我们迎面相撞或者需要解决的事物是如此乱花迷眼。这使得更多的诗人将视角转向日常化的当下境遇以及内心渊薮。他们极其认真、精细、彻底甚至不留半点情面地自我挖掘与自审意识使得诗歌带有了深深的个人精神的印记。与此同时，这还远远不够！诗人在一个全面拆毁又看似奔跑向前的时代还必须在那些时代的“废弃之物”上重新发现暧昧而隐秘的历史和当下的榫接点。说实在话，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众多的诗人形象是极其模糊和暧昧的。在精神事实和词语现实当中我们能够反观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远非轻松的一面。对于地方性知识和废弃、弃置之物的寻找实则正是重返自我的过程，而吊诡的是众多的诗人都集体加入到新时代的合唱当中去——他们企图扮演文化精英、意见领袖、屌丝代言、全球化分子、自我幻觉、中产趣味、底层伦理、政治波普和江湖游勇。他们在不自觉当中充当了布鲁姆所不屑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我在近年来汤养宗的诗歌中首先感受到的是“经验书写”的精神势能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诗人形象”。由汤养宗诗歌的“经验书写”我想到的是其与“事物之诗”之间的关系。在1990年代以来的叙事诗学和戏剧性现实的双重影响下，更多的诗人以超强的“细节”和“叙述”能力对身边的“事物”予以绘声绘色又煞有介事的抒写。这样的写作好处可能就是内心找到了客观或虚拟的物象予以对应，其缺陷则是导致了过于贴近原生景观和社会百态的仿写和拟真化写作的泛滥。与此同时，这种黏稠的缺乏了性情观照和超拔想象力提升的写作方式正在成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而汤养宗近年的诗歌则很少有这种“事物之诗”的冲动，恰恰相反，他在反方向中走向了智性探险意义上的“迷人的深渊”。在他那些大量的自陈、内观、寓言质地又具有深层的与“身体”经验和“个人现实感”发生关联的诗歌话语方式正在构成他整体诗人形象中最值得探究的部分。汤养宗无异于在“更高的悬崖那里”寻找一种与危险同在的语言方式、精神体操以及带有一定形而上意味的思想平衡术的操练。正如《悬崖上的人》一样，那黑暗中森森陡立的悬崖以及崖边倒立、腾空翻的“修习者”的勇气、冒犯、自毁的冲动都得以让我们遥想到历史和现实空间里那些互文性的文本与精神探险者们紧绷的面影。这种写作精神在《立字为据》一诗中有着继续延伸，“我立字，相当于老虎在自己的背上立下斑纹/苦命的黄金，照耀了山林，也担当着被射杀的惊险”。文字的立法者，精神的修习者。这样的精神图景已经在当代汉语诗歌景观中久违了。而我想，这正是多年来汤养宗诗歌修习的一个恰切的精神图景与内心提请的个人寓言。对于很多“资深”写作者而言，写作的“危险性”与语言的“冒犯精神”显然多少成了惯性中被忽视的部分。更多的诗人是作茧自缚而非化蛹成蝶。

汤养宗近期的诗歌越来越叠加出一个“中年写作者”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焦虑的映像。《光阴谣》等关涉时间之诗已然不是舒缓可人的谣曲，而是一变为巨大的空无和日常图景中百无聊赖的“忙碌”之间的精神往返与尴尬无地的状态。尽管中年的暮色刚刚拉开帷幕，但是诗人却提前领受了无尽寒意——“赦令终于要传来，棺木也早已有人在打造/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问题：我终于等到要被谁吃掉”。在诗人的两边同时响起两种声音：一个是提醒不断精神向上的先知，一个则是不断拉坠到毫无意义又漏洞百出且欣然领命的人世之声。然而诗人正处于两个声部的长久的拉锯战中，而两个声音任何一个的放弃都可能使得诗人的精神存在产生偏激性的爆炸和自我摧毁。耽溺于精神幻想和沉湎于日常犬马显然本质上是同一条道路。正是由于对生命诗学和诗歌美学的长久思忖，汤养宗的诗歌中一直容量了向上和向下的两条路径。它们经常缠绕和撕扯、扭结在一起，你已经无法将它们剥离开来分别审视，比如《黑蜘蛛》。因为作为一个生存的个体以及写作中逐渐形成的“诗人形象”而言，他们都是一个充满了基色和变数的复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年之暮”里诗人以忧悒和无奈甚至戏谑的方式在诗歌中不断出现和叠加着互文意义上的“身体性修辞”。《光阴谣》《一把光阴》《向时间致敬》《戏剧版》《春慵好睡帖》等这样的修辞方式更为真切、直接、可靠和带有体温地呈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就汤养宗诗歌中的“身体空间”，我们先来做个统计学的尝试！无论是“壮年的身体”“身子”“身体”“一堆肉”“大大方方的情欲”“燃烧的嘴唇”“颤抖的双唇”“牙齿”“小腹”“胯下”“睾丸”，还是不断出现的“手”“双掌”“手指”“指头”“十指头”“十个指尖”“十个指尖”“第十一只手指”“第十一个指头”（“十指连心”？）都回应了写作精神的一个本源性的焦虑和冲动——身体。“道成肉身”成了常识。具体到汤养宗的诗歌而言则是“诗成肉身”。至于汤养宗诗歌还时时呈现的“羽毛”和“飞翔的欲望”也必然是诗人在俗世生活中自我精神提升的一种方式。这种“向上”的个体精神乌托邦的力量在他多年的诗歌中一直存在，带有秉性难移的“执拗”。这体现在诗歌技艺上也是如此。汤养宗的这种拒绝了大多数读者的“精英”式的写作方式无可厚非，当然他近年的诗歌写作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适度的调整与校正。汤养宗诗歌中的这种自我戏谑的方式实则也是作为一种提请乌合之众的有效手段，比如“因为经历过真正的男盗女娼，/面对市井上奔走的男女，已经看也不看”这样的“自我贬损”或“自我诋毁”的叙述姿态很少有诗人能够做到。因为更多的诗人是有意识地在诗歌文本中塑造一个完美、高尚和纯净的诗人形象。然而这样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诗人形象是极其脆弱和可怕的，因为这种带有强烈的伦理化甚至道德感的自我美化无形中不仅会障人眼目，而且还会使得道德化的倾向影响到某种文人传统和写作惯性。而汤养宗的诗人形象是真实的，这来自于他不断地向内心渊薮的挖掘与探问。里面有光芒也有阴影，里面有纯净也有秽渍，里面有贪念也有释然，里面有情欲也有克制。如此对立的身体和内心正是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可靠性诗歌话语方式的有力保证。所以，当汤养宗的诗歌中出现“神经兮兮”“情欲”“病人”以及“刺目而庄严的光芒”等这些伦理学意义上对立并指的词时，一种“真实的诗学”已经诞生。诗歌写到汤养宗这样的年龄必然会滋生出写作的焦虑感，这在其《试着在三十年后读到一首汤养宗的旧作》中有着代表性的体现。“三十年后”，时间无情地砥砺和销蚀是如此可怕而不可思议。这种焦虑既是对时光的追忆和已逝的曾经的自我的扼腕，也是对不同时间节点上不同的“诗人自我”、情感状态以及语言和“手艺”的再次打量与拷问。

写诗有时候也不得不“以毒攻毒”，亦如做人——“明知道自己有一肚子毒水，却就是不能了结了自己”，“暗中提鞋，边上放尿”。当“和尚”口中的穿肠酒肉与“常人”嘴里的豆腐和白菜无异，当“毒药又变成清茶”，这显然是大境界。而对于汤养宗诗歌而言，不可吞食但不能缺少的月光和腋窝也满布芳香的少妇般的欲望同样是必备之物。汤养宗不断将一个极其复杂又一以贯之的矛盾的个体推搡出来。他会抽取身体的某个部位或空间，或者将一些物件填充到体内，让这些多余和必备之物互相较量和博弈。这个在诗歌中长着“十一只手指”的人必然是一个在诗歌趣味和思想禁区的反常规者，冒犯者，忤逆者。这种特殊而悖论性的精神脾性使得汤养宗的诗歌会同时出现《我们原始的姿势》和《一个人大摆宴席》这样的两个方向的极端文本。汤养宗诗歌写作中所呈现的诗歌技艺以及话语方式是不乏现代性以及一定先锋精神的实验性的，但是可贵的是他的诗歌也呈现了向古典诗学传统和文人精神致敬和追挽的方式，比如《岁末，读闲书，闲录一段某典狱官训示》《元月十六日与胡屏辉等啖狗肉，归时遇小区母狗躲闪，札记》《过半百岁又长智牙帖》《辛卯端午不读屈原读李白》《春慵好睡帖》等诗。这样的诗歌形制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堕入前人后尘而遮掩诗人的“现代”个性，而汤养宗的这些诗歌却是时时贴近现世精神和个人体验与想象方式的。其中最令人叫绝称快的是《元月十六日与胡屏辉等啖狗肉，归时遇小区母狗躲闪，札记》。这首诗真正做到了极致状态的诗歌的“第三只眼”。无论是诗歌的结构和肌质、个体的精神状态还是似真亦幻的寓言白日梦的氛围及吊诡的现实感景观的介入，这首诗都足以堪称近年来诗坛少有的优异之作。汤养宗的诗歌不乏当下体验且具有现实感和寓言性混成的质地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好像几个朝代终于合在一起做相同的事/那些不是花的东西正发出花开的声音”。当然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也要有个限度，比如《西施》这样的诗会让人会心一笑并且有阅读的快感，其中也不乏就此提升拓展开的具有历史感寓意的空间，但是未免会有个体想象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失态”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油滑”——“‘在我的身体里，吴国和越国不过是两条阴茎。’/‘这是个好比喻。那么以你的感受，谁更坚挺与泼皮些。’/‘面对敌我两种关系，你是否也激荡过类似偷情的欢愉？’”。

汤养宗诗歌中的互文性值得关注。其中“竹篮打水”“在一条无名河上洗炭”“跑来跑去的一棵树”“第十一个指头”的反复出现正凸显了诗人内心主导性的精神图景。无用、徒劳是人生常态，而这也是希绪弗斯式的命题。徒劳无益是常识，但是到了汤养宗的诗歌中则是“徒劳”的命运和精神缩影亦成为一种“有益”和“有效”的话语方式。汤养宗的自我探问和精神挖掘方式让我不由想到的是鲁迅的《墓碣文》那样透彻骨髓又无比洞彻了虚无和生死的战栗性文字——“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上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正是在诸多的矛盾体共生搅拌所形成的漩流里，在被毒蛇缠身的寒冷、无望和战栗中，汤养宗诗歌以自剖、省思、内观的方式对时间和存在的命题进行了当代诗人少有的决绝与犹疑并存的分裂式的抒写与呼应。

面对这颗“中年智齿”，诗人是选择拔掉还是让它继续发挥“特殊癖性”的命运？我想到的还是那个长着“第十一个手指”在悬崖边练习危险的倒立、翻腾术和平衡术的“不合常理”的人——如此触目惊心、唏嘘感怀又有不可思议的僭越者一样的坦然、胆量和冒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