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伟升

早在创办博物馆之前，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王巍约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商讨计划，他告诉朋友们，“我希望金融博物馆是有艺术的。我们讲郁金香的兴衰，讲清明上河图的当铺金融，用漫画讲王熙凤的理财观。”结果，在场几乎所有人都笑了，没笑的两个人，仅仅是为了不让他太难堪。

可现在，他已经办了三家博物馆。

2015年3月，王巍在他一手创办的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此时，他的下一家高端金融社区—互联网金融博物馆已在筹备开业，用一系列活动、人物和事件向大众普及互联网金融的前沿和演化过程。 从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深造，办大学，组建民间智库；从中国银行到世界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一流金融机构历练，又在1992年回国经商；直至年近花甲、两鬓斑白，他仍在兴致勃勃地操持中国独树一帜的金融博物馆。王巍一直在“折腾”。

一家媒体如此评价王巍：他生在政治年代，成于经济改革，接触过土老板，也喝过洋墨水，他从一个国企高管变成了一个个体商人，赚了些钱，最后花在了博物馆上。 为金融“卸妆”

2008年，王巍陪同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拜会索罗斯，探讨次贷危机。期间，他参观了美国金融博物馆，惊叹该博物馆用声光电技术和栩栩如生的画面等娱乐化的方式向观众讲述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受崔津渡之托，王巍回国即着手在天津筹建一个重教育功能、大众参与、市场化经营和民间立场的新式博物馆。

2010年6月9日，中国金融博物馆在拥有百年历史的欧式建筑—“法国俱乐部”旧址正式开馆。吴晓灵、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等经济学家均在博物馆顾问之列。1700平方米的展示厅里，陈列着亚当·斯密的手稿、爱迪生的灯泡、朱镕基批示组建上交所的文件，以及“文革”时期的分红股票……当天出席仪式的上百名宾客中，有部级官员、天津市市长、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和美国前金融博物馆馆长。

为了搜集珍贵藏品，王巍没少费心血。但他创办博物馆的初衷绝非仅为展示藏品和历史，而是金融启蒙，启发民智和提升金融素养。“从意大利原文来说，‘高利贷就是偿本付息的意思，为什么在中国要加个‘高字，变成道德解释？”他出版了《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一书，通过再现历史场景，重新梳理对金融和资本的观念，“很多人说我这书不准确，不学术，但是几乎我每个问题都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一本好书不是给你一个结论，而是给你一个思考的空间，我觉得我这本书起到作用了。”

王巍把破除阴谋论、让金融“飞入寻常百姓家”视为他这代人的责任。他说一些精英阶层不愿意跟底层打交道，但草根阶层却恰恰是社会的未来。因此，金融博物馆只摆事实，不输出观点，对错或接受与否，交由观众自行判断。“我在博物馆里绝对不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 。中国所有博物馆都说这个吧？我不说，哪个民族是愚蠢的？凭什么说我们就是最好的？”

2011年，中国基金博物馆在苏州开业。当成立第三家博物馆提上议程时，北京一位时任常务副市长找到王巍，打趣说：“老王你不像话啊，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你不在北京搞博物馆，北京没有对不起你啊。哪都不能弄，必须在北京弄。”于是，原定设在上海的国际金融博物馆改在了北京。

三家博物馆大受欢迎，通过出租场地、众筹、举办活动等方式也缓解了运营资金的压力，而王巍却说做博物馆有非常多的沮丧。

在天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开业前一天晚上，王巍看着还在调试的现场，突然感叹“莫名其妙，今夕何夕”—临时更换馆址、一个月五次被迫维稳停工、近乎苛刻的资质审批、被地痞流氓骚扰等都让他感到为难。而借公益之名圈钱圈地的质疑声、被贴上“骗子”标签，令他尤为愤怒。

一个记者曾不断追问王巍，到底怎么通过金融博物馆赚钱，王巍当场反问：“如果你有男朋友，我非追着你问，他晚上给你多少钱？这是不是一种侮辱？”他至今仍对那个记者的提问耿耿于怀。

2012年的一个深夜，王巍在微博上感慨，相比做公司和协会，做公益最累。“在金钱至上贪婪为王的社会环境下，政府不做，同行不解，民众冷漠，你就成为心怀叵测沽名钓誉的坏人，公益也成为帮凶。六十多年来，我们还有天地良心这个冥冥之神吗？”

事实上，除了场地由政府支持外，博物馆最初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王巍个人。“刚开始大家觉得我就是个骗子，认为我一定有阴谋，一定骗谁钱了，所以我不能要任何人的钱，只能我自己掏钱。”

在王巍看来，过去三十多年贪婪式的发展，加之原有的信仰被破坏，导致中国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功利主义主导一切。被视为异类让他觉得在一个非常态、掠夺性社会中做不求回报的公益慈善是违背常识的事，会被视为阴谋，“而且泼污水的人很多都不是坏人。我相信有很多‘五毛平时都很好，有着体面的工作，但是内心突然有一瞬间会很肮脏，人格分裂。这种沮丧常常会有。”

所幸，近4年的努力让王巍收获了更多尊重。 破坏者

王巍一度被称为“中国并购之父”、“金融浪子”，但他自称想做一个“坏人”—不断破坏大家熟悉的认知和局面。

所以，金融界的王巍热衷“破坏”。

一家金融媒体报道，1998年前后，万科大股东试图引入外部投资来平衡王石，王巍便联合另一家集团制定了详细的收购计划。当相关领导决意换掉王石及其团队时，王巍又因顺口一句“劣币驱逐良币”惹怒领导而致合作流产。多年后，他向王石提起了这个“阴谋”，王石一笑而过：“想打我主意的人很多，下场都不太好。” 现在，王巍又把“破坏”的特性带到了公益界。

金融博物馆不同于原有的收藏博物馆，更多的是侧重教育功能。王巍认为博物馆不仅要保存历史，更要记录当下、指向未来，它需要改变社会的观念，改变公众的期望和行为。

天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成立两年内，参观人次累计达4万。而位于天安门附近、由政府创办的中国钱币博物馆，6年累计仅2万参观人次。王巍把差距原因归结为市场运作方式不同，金融博物馆不仅办讲座、读书会、主题展览，还会举办当代艺术展，为企业家庆祝生日，给新人举办婚礼，甚至为志愿者组织“非诚勿扰”版的相亲活动，以跨界混搭的方式改变公众对传统博物馆的认知。

“有很多体制内博物馆现在很搓火，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资源，影响却远远不如我们。很多人一说起金融博物馆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国家办的金融博物馆已经20多年了。”王巍说很多人在这个行业做了几十年还籍籍无名，他啥也不懂，进来“胡搞”几年却出名了，自然会引起一些非议。“人家原本觉得很适应了，你进来咣当一下又打破了，那当然不舒服啦。”

正如他和任志强一起创办的读书会，场场人数爆满，“我们啥都没有，老任一个商人，结果搞得这么风风火火，那你说真正以这个为生的人是什么心情？有人到处说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只有不断解释，说正好是赶上这个时代。”

另一方面，王巍也逐渐对博物馆采取低调、收敛的发展策略。他坦言博物馆做的是底线教育、金融启蒙，在意识形态偏紧时就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可控的坏人没危险，不可控的好人威胁大。”王巍说他名气小、影响力弱，属于“可控的好人”，所以要懂得收敛。

对于王巍的率性，不乏尖锐批评：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缺乏学术性，无理搅三分。当《中国慈善家》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这一批评时，王巍乐了，操着东北口音：“我本来就不是学术性人呀！我认为这是表扬我。比如我不是女人，他们说王巍不像女人，我当然应该高兴了。说我得罪人、说话不靠谱、忽悠，我觉得都很正常，每一个人都忽悠啊，但我自己大部分的忽悠我都落实了，他们还说什么呢？”

当从金融博物馆的公事谈到个人私事时，王巍自在多了，他翘起右腿，左手搭在椅背上开始自嘲：伟大计划，十五天后忘一半，一个月后基本忘光。“一月一号下个新年决心，然后每天坚持，永远不变，这样生活太没劲了。”说得兴起时，他还不忘拍几下桌子。 让贤

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曾告诉王巍，对处于变化中的互联网，她看得明白却摸不到，犹如中间隔了一层玻璃板。王巍表示认同，“互联网金融我都懂，但是我自己去做很难。因为我们骨子里是互联网移民，不是原住民。那怎么办？全身心支持年轻人去做这些事。”

身为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和创始人的王巍，表示只求负良心和责任，做出适应当下社会的新式、精品博物馆就已经是该有的贡献，剩下的事应该交给年轻人决定。“如果我这么早定未来的话，下面所有人都看着老板说话，那他们就没有想象空间了。所以博物馆明年、下一步什么样，我都不知道，鼓励年轻人来做。”

只做好自己这代人的事，是王巍的态度。他说他们这一代人幸运地赶上了大时代，但也应该认识到自身局限—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使得他们政治使命感太强，自恋地想去拯救全人类，同时红卫兵心态又使得他们只熟悉人和人的斗争，却缺乏做事的能力。

意识到局限，找到继续自由表达态度的方式，被王巍视为新的幸运，“所以我做博物馆，任志强做博物馆书院，陈浩武做石门坎公益。我们继续聚在一起并相互呼应，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情感，这个情感下一代人还并不一定理解。”

贴近前沿，跟上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为下一代摇旗呐喊，是王巍对往后人生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