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昌贵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出土文献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

晏昌贵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利用地下出土文物资料研究古代政区地理有着长远的历史。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对古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日益深入。本文从战国县制、秦郡和《汉书· 地理志》等三个方面概述出土文献对政区地理研究的贡献，初步结论为：(1)战国县的生成方式约有4种：三晋齐燕由县鄙之县到县邑之县再到郡县之县，秦商鞅变法“聚小乡邑聚为县”，楚“灭国设县”，以及诸侯国在新占领地区先由点线占领再到军事控制区最后形成行政化区域。(2)秦郡的设立有一个从12郡再到36郡的过程，秦始皇36郡并不包括秦国本土的内史地区，而仅限于山东六国故地。(3)《汉书·地理志》的郡县名目及数量当有可靠的官方档案来源，可以信据；附注的郡国沿革部分可信度不高。

出土文献； 战国秦汉； 古代政区地理

一、引言

本文所谓“出土文献”， 指有文字记录的出土文物资料，是一个狭义概念。这些古文字资料按目前学术界的通行分法，第一类有古代青铜器铭文，其中与政区地理有关的主要是兵器铭刻，不妨称之为“古兵”。第二类是铸刻在货币上的文字，可称为“古钱”。第三类是古代玺印文字，称为“古玺”。古代的封泥、陶文，与玺印关系密切，一般与古玺合称为玺印封泥文字。第四类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简牍、帛书，简牍书于竹简木牍，帛书写在丝绸上，二者不一样，不过通常把它们合称为“简帛文献”。古文字资料还有石刻碑铭等，由于时代较晚，我们不打算涉及。

简帛和“三古”文字资料所涉及的时代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题目中的“古代”也是指这一时期。

利用出土文献考察古代政区地理，至迟自汉代即有记载，《汉书·郊祀志下》云：

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刘发迹于豳，大王建国于岐梁，文武兴于酆镐。由此言之，则岐梁酆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祠之臧。今鼎出于岐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昔宝鼎之出于汾脽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廵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嗛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臧与？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脽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髙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①

上述故事说的是西汉宣帝时在美阳(在今天陕西武功县西北)发现一只铜鼎，当时朝臣多以为应该把这鼎放置于宗庙，但遭到京兆尹张敞的反对。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出土地美阳是周人旧都，出土周代宗庙祭器不足为怪。第二点，是鼎上的铭文有“王命尸臣，官此栒邑”，是周王褒赐大臣尸臣，尸臣刻铭纪功所制作的，并不是王室之器。第三点，是“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张敞的论证理由很充分，所以他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了。

中国人爱好古物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发展到宋代金石学可以说达到一个高峰，成为后来科学考古学的前身，成就很高，贡献很大。宋人也有利用出土文献论证古代政区地理的，赵明诚《金石录》卷12《平周金铜钲铭》：

右铜钲铭云：“平周金铜钲。重十六斤八两”。背文云：“平定五年受圜阴士大夫。”颇疑前代年号无为平定者，余尝考之，盖非年号也。按《汉书·地理志》平周、平定、圜阴，三县皆属西河郡。圜阴汉惠帝五年置。此钲先藏平周家，归圜阴，复以授平定。故再刻铭尔。所谓五年者，当是景帝以前未有年号时也。前世既无平定年号，而三县皆隶西河，故知其如此。又《汉书·地理志》：“圜阴，王莽改曰方阴。”颜师古云：“圜字本作圁，县在圁水之阴，因以为名，王莽改为方阴。则是当时已误为圜。今有银州、银水，即是旧名犹存，但字变尔。”其说出于郦道元注《水经》。今按兹器，汉时所刻乃为“圜”字，然则师古何所依据遂以为“圁”乎。恐亦臆说也。②

上面这件事是赵明诚对一件汉代青铜器钲铭的研究。钲是一种古代乐器，形状似钟，有长柄在下，可击而鸣。这钲的正反两面都有文字，正面是“平周金铜钲。重十六斤八两。” 背面文字按赵明诚的理解，应断读作：“平定。五年。受圜阴士大夫。”赵明诚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前面部分是利用政区地理知识考证铜钲的年代和性质(张敞也是这一路数)，后面部分是利用铜钲铭文讨论《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颜师古注的一个说法。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讲一下。颜师古的意思是说，这个字本来应该作“圁”，后来误写作“圜”，大概二字形近致误吧。误写的年代至少在王莽时就已发生，因为王莽把这个县改名方阴，“方”与“圜”对。颜师古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当地有圁水，圁阴县在圁水的南面，所以得名。另一点是唐代当地还有银州、银水，“圁”与“银”音同字异。我们不妨把颜氏的说法叫作“误字说”。赵明诚根据钲铭作“圜阴”，据他所考，钲的年代在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由此可知，汉初就写作“圜”不作“圁”，所以他认为颜师古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这个问题引起后来学者的持续讨论，宋代薛尚功，清人惠栋、王念孙，都根据金石否定颜师古的说法，跟赵明诚是一个路子。今人陈直《汉书新证》引古玺及石刻碑铭，认为“王莽以前作‘圁’为本字，东汉以来作‘圜’为假借字”③。这是“借字说”。裘锡圭则根据战国货币文字中有“言阳”以及古玺有“圁水”，认为“圜水的‘圜’本来确实作‘圁’。这个字当是在西汉时代被改成‘圜’字的”④。这是“改字说”，是维护颜师古的。后来吴振武从春秋战国之交的魏国兵器铭文中，释出从氵从言字，认为“圜水、圜阳之‘圜’本是一误字，或说是一个假借字。作‘圁’者亦非先秦古写。真正的古写当如币文作‘言’”⑤。重申“误字说”或“借字说”。但我们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发现，第463号简正写作“圜阴”，不作“圁”⑥。由此可知，圜阴在汉初即已如此。此外，内蒙古准格尔旗所出秦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十二年”上郡守寿戈，据王辉研究，其中铭刻有“圜阳”。另一件秦昭王四十年(公元前263年)上郡守戈，戈内正面刻辞有“圜工师猪”，王辉以为“圜”为圜阳或圜阴之省称⑦。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上郡戈”，经黄盛璋考释，背面刻铭亦为“圜阳”⑧。如果这些说法正确的话，战国时代秦兵铭刻中就已经有“圜阳”或“圜阴”。或许当时三晋写作“圁”或“言”，秦文字写作“圜”，汉承秦制，也写作“圜”。无论如何，这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宋代金石学发展到清代达到顶峰，晚清民初的王国维是其中的代表。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地下文物”与“纸上记载”互证互释。王国维对古代政区地理有精深研究，收在《观堂集林》中的《秦郡考》、《汉郡考》就是这方面的名篇。他还就出土文献对古代政区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概括性的总结，这就是见于《〈齐鲁封泥集存〉序》中的下面这段话：

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至于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菑、济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此关于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二十有八，除琅琊为鲁元公主所食邑外，余皆列侯食邑，惟载国大行一封泥乃称国耳。此关于地理称号者二也。又县邑之名，往往歧误……此关于地理者三也。至于二书违异，无所适从……此关于地理者四也。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⑨

王国维将封泥对于政区地理研究的价值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建置沿革、国邑名号、地名歧误和存正是讹。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直到今天仍有意义。王国维的举证虽仅限于封泥，实际上对于出土文献具有普遍意义。下面即以出土文献反映的年代时间为序，综述出土文献对战国秦汉政区地理研究的贡献和意义，以便读者参考。

二、出土文献与战国政区地理：以县为中心

1997年，周振鹤发表《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将传世文献《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县”区分为三种不同含义，分别是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认为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县”有时代先后的发展变化，只有郡县之县才具有后世行政区划的性质⑩。周先生赖以分析的文献依据主要来自晋国，这种县制发展的道路，毋宁是一种“三晋模式”。

到了战国时代，郡县之县已经很普遍，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在战国出土文字中，县的情况如何呢？这里不妨也从三晋开始。

与三晋文字中的县字写法相似，“县”在燕国文字中写作“還”，李家浩举有二器，“亚還”戈、“右洀(湶)州還”矛。此外，《三代吉金文存》所收传出易县的8件“睘小器”，其中仅方城可考。《古玺汇编》3·0016有“方城都司徒”印。属于燕器还有“睘(矛)”、“敀陆睘”等。写作“睘”读为县的字还见于河南新蔡出土战国楚封泥，所见有“蔡县”等。由于燕睘小器中的地名多不可考，也有学者对“睘”读作县表示怀。

《谷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陆德明《释文》：“寰，音县，古县字。”杨士勋疏：“寰内者，王都在中，诸侯四面绕之，故曰寰内也。”

《国语·齐语》“三乡为县，县有县帅”，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许本‘县’作‘寰’。”

《广韵》去声霰韵：“县，郡县也。《释名》曰：‘县，悬也，悬于郡也。’古作‘寰’。”

《说文新附》：“寰，王者封畿内县也。”

《匡谬正俗》卷八：“宇县、州县字本作‘寰’，后借‘县’字为之。”

齐兵器铭刻常见“左右库”或省称“左”、“右”，带左右的地名也应是县名，如高阳左库剑、无盐右戈。还有的兵铭县名下缀里名，如城阳辛城里戈、平阳高马里戈，里名前的地名无疑应该属于郡县之县。齐兵铭也有很多仅存地名，如郓、平陆，或后缀戈、戟字，如高密戈等。这类地名也应该是县名。

燕、齐陶文比较发达。燕国陶文县名有无中、余无、阳安、酒城、唐、狗泽、吴等。齐常见一种“立事岁”陶文，所见县名有临菑、平陶、高苑。陶文还可与玺印相合，如不其市。

齐、燕通行刀币，齐国刀币文如“齐之大刀”、“即墨之大刀”等，其他县名还有：安阳、莒、平阳、荀等。燕国也有布币，常见地名有：阳安、平阴、平阳、怳昌、韩刀、宜平、纕平、辛城等。

燕、齐二国县的数量还没有人专门统计过，据我们估计，大概在120个左右。

战国楚文字中的“县”一直不太清楚，最近由于清华简的公布，给我们带来了新认识。清华简《系年》第18章：“县陈、蔡，杀蔡灵侯。”第19章：“楚灵王立，既县陈、蔡，景平王即位，改封陈、蔡之君，使各复其邦……秦异公命子蒲、子虎率师救楚，与楚师会伐阳(唐)，县之……蔡昭侯申惧，自归于吴，吴缦(泄)庸以师逆蔡昭侯，居于州来，是下蔡。楚人焉县蔡。”这四个县字都写作“(间)”，整理者把这个字读为县是正确。从清华简《系年》看，楚灭国设县，灭陈、蔡，又复陈、蔡，后又县蔡，均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学者据传世文献研究，认为灭国设县是楚县制的一大特，我们同意这种说法。《系年》说楚昭王时期曾灭唐设唐县，则未见传世文献，可补史载之缺。

战国时期，从文字系统看，秦文字与六国文字大不同，秦文字中的“县”字写法已与今无别。出土文献中的秦县主要见于兵器铭刻、秦简和玺印封泥文字中，不过对于记录县名数量甚多的秦封泥玺印来说，如果不是科学发掘品，又缺乏同出其他器类作比照，则很难区分秦统一前的战国秦和秦统一的秦代。

关于战国时代秦县的性质，古书记载较为详确。《史记·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其中就讲到：“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秦本纪》作“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这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县的数目，《史记·六国年表》作31县，同《商君列传》，或以为“四”乃“三”积画之误。不过也有可能31县是最初变法时的设置，41县是后来发展的结果。无论如何，这31县或41县是秦第一批具有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县，均应在秦本土关中地区(秦内史)。

随着秦的扩张，疆域扩大，县的数量亦随之增多，其中对东方主要是蚕食山东六国故地，在战国县的总体数量上不会有增加。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载秦攻打山东六国城邑的史例，这些城邑大多为县邑。

现在我们把上面估计的县的数量统计一下，三晋240，齐、燕120，楚160，秦100，加起来大概有620县的样子。这应该是战国县数量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估计。

在县的来源和生成方面，除上述种种外，我们还可举述张春树对汉代在河西地区扩张时建立县政的另一种模式，他是这样说的：

张氏的研究虽然建基于汉代对西北地区的扩张，但这种县制发展的路径(地区行政化)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战国时期县的生成和发展亦不能例外。

总之，战国县的生成方式约有下述4种：

A、 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

B、 集小乡、邑、聚为县。

C、 灭小国设县。

D、 亭障(点线占领)——都尉区(军事控制)——县(行政化区域)。

其中A、B两型都是对一国之内旧有地区的改造，A型由县鄙之县到县邑之县再到郡县之县，可称之“改良”，主要发生在三晋地区，齐、燕大概也属此类型，这大概跟三晋齐燕为周的封国有关。B型“集小乡邑聚为县”，对旧地的改造最彻底，可视为“革命”，发生在秦国。C、D两型类似，都发生在新征服地区。C型的灭国设县也是一种扩张，只不过扩张的对象不是“新疆”而是“旧地”——已经开发、文明程度很高的古国。D型在张春树对汉初经营西域的研究中有所阐发，这种模式在战国时期的秦楚赵燕等边境国家大概也曾实施过，由于战国时期的史料不足，尚不能充分揭示。

三、出土文献与秦代政区地理：以郡为中心

战国六国古文字还没有发现“郡”字，六国古文字中可以确定为郡的资料也极为少见。学者据出土文献推定六国故郡约有三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根据地名的上属关系，推定县上一级政区即为郡名。比如燕国玺印有“妾都蒙县”、“獏鄂丘昌里□”，李家浩以为县之上的“妾都”、“獏”是郡名。不过由于玺文并不很清晰，加之妾都郡、獏郡前所未闻，这个说法也未形成一致意见。

表1 秦12郡诸说异同表

据我们研究，秦12郡形成于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1272年)，下一个郡的设置则要晚到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因此，秦简《置吏律》当制定于秦昭王三十五年之后，庄襄王元年之前。在此期间，秦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呢，据《史记·秦本纪》载，从昭襄王三十六年至五十年，秦与山东六国尤其是三晋有激烈的军事冲突，至五十一年：

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

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五十三年，天下来宾。

五十四年，王郊见上帝于雍。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

至于“天下”一词，古文献也有特别含义，与现在通行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见于《战国策》有以下数例：

《齐策四》10章：“今不听，是恨秦也；听之，是恨天下也。”

《赵策四》2章：“李兑约五国以伐秦，无功，留天下之兵于成皋，而阴构于秦。”

《赵策四》4章：“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将何以天下为？”

《韩策三》2章：“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合离之相续，则韩最先危矣。”

明白了“天下”的含义，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关于秦36郡的原始记载，有下列数条：

《史记·秦本纪》：“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部》引《史记》作“分天下之国，以为三十六郡”。)

贾谊《过秦论》：“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

许慎《说文解字·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

应劭《风俗通义》：“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秦始皇本纪·正义》引)

高诱《吕氏春秋·季夏纪》注：“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耳。”

《汉书·地理志》：“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四、出土文献与汉代政区地理：以《汉志》为中心

汉代出土文献中与政区地理有关的材料以简帛为大宗。汉代政区地理因为有一部《汉志》，是古代政区地理的名篇，研究相当深入，成为讨论汉代乃至先秦政区地理的基础性文献。下面列举考古发现的汉代简帛材料，围绕《汉志》作一些讨论。

在县分等级的背景方面，19个一等县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县属于内史；二等县，内史县也占到五分之一强，这表明汉初县的等级并不纯然以人口多少为据，地位重要与否也是重要依据。

但利用《秩律》复原当时的政区地理却有不小的困难，原因就在于《秩律》只是对县的长官秩级的规定，并没有说明这些县的上属郡。利用《秩律》复原汉初政区地理的首要前提，是确定当时的汉郡。《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高祖末年：“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据谭其骧所考，15郡是：内史、河东、河内、河南、南阳、南郡、巴郡、蜀郡、汉中、陇西、北地、上郡、云中、广汉、上党，加上惠帝时废而复置的颍川、东郡，一共是17郡。

关于汉初长沙国的南北界线，《汉书·诸侯王表》在叙述汉高帝末年十诸侯王国疆域时曾提到长沙国，说当时长沙“波汉之阳，亘九嶷”。《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合叙梁、楚、吴、淮南、长沙五王国疆域，称“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所谓“南至九疑(嶷)”，显然也是指长沙国南界。九嶷即《汉志》零陵郡营道县南的九嶷山，马王堆帛地图绘有这个九嶷山，特别醒目。但从地图上看，当时长沙国的南界显然并不止于此。谭先生根据史载，详细复原长沙国疆域变迁过程，认为汉初长沙国绝非《汉志》所载。又据《史记·南越列传》及古地志，确定长沙古地图所绘皆为长沙国境，在南越国境者则不画的原则，从而复原汉初长沙国南界：西起秦汉零陵县西南，东南行穿灵渠，越海阳山、都庞岭，经图中□障(约当今湖南江永县治之南)，循今湘桂省界折南折东，又东经连县南抵秦汉阳山关，折东北穿乐昌峡，折东循今湘粤、赣粤省界东至大庾岭上秦汉横浦关(即今小梅岭)，大概就是汉初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边界。它既不是以五岭为界，也不同于《汉志》里桂阳、零陵二郡南界。

张修桂在谭文的基础上，根据《驻军图》对汉初长沙国的南界东段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订正。经过谭、张二先生的复原研究，汉初长沙国的南界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这是一项利用出土文献复原政区界限的经典性的研究。谭、张二先生还通过该项研究，揭示出汉初这条两个诸侯王国之间的边界，应该是沿袭秦代的长沙郡与南海、桂林二郡之间的郡界而来。而秦代之所以如此划分郡界，其原因端在“犬牙相制”以防止割据、巩固统一。秦末之乱，赵佗割据三郡，北边防线始终不稳固，文帝时写信要求把岭南的长沙郡境划归南越，文帝托词“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而实际划定者应为秦始皇。这是古代政区设置“犬牙相制”原则运用的具体实例，也是最早的一个实例。

表2 秦汉南郡属县(侯国)表

最后，我想谈谈汉简中的大宗——西北汉简，主要包括历年在甘肃、内蒙古等地发掘和采集的汉代简牍。其中与政区地理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河西四郡的讨论(不计零星的地名考释)。

河西四郡的建置年代可以说是由《汉志》所引发，讨论的结果，四郡之中，酒泉最先，武威最后。敦煌自酒泉分，武威自张掖分。张掖郡最少分歧，多认为置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置郡时间最为分歧。由学者的讨论，可证《汉志》说法几乎一无可取。

表3 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诸说异同表

总之，由前人研究以及出土文献观察，《汉志》主体部分郡县名目及数量当有可靠的官档史料来源，可信度相当高。而班固自注沿革部分(今通行本小字排印)，则可能出自班固自己研究所得，多有歧误，可信度并不高。

五、结语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各种出土文献尤其是简帛文献层出不穷，因而有改写学术史的呼声。对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而言，与王国维的时代相比，亦有长足进步，除王国维总结的政区建置沿革、国邑名号的性质、县邑名称的歧误和古书传抄过程的正讹之外，至少还可以加上二点：其一，是可以更细致地勾画出郡县产生的动态过程，展示区域行政化的具体路径。其二，是可以更准确地确定郡县城邑的地理位置，描绘郡县的界限(线)，并对单个的郡级行政区做更为深入细致地研究。在此基础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古代政区地理。

以具体时间段而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县制已经普及，根据出土文献所做的研究，可以大致确定秦统一前的县的数目，并可细致区分各诸侯国“县”的生成方式及路径，即周的分封国三晋齐燕走的是由县鄙之县到县邑之县再到郡县之县的道路，这是在周的封建体制内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县制，尚未完全摆脱封建制的束缚，不妨视作一种渐进式的“改良”。第二种是以秦国为代表的县制，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彻底改造县以下的社会基层结构，摆脱封建制的束缚，毋宁是一种“革命”。第三种是以楚国为代表的“灭小国为县”，由于这些被灭的小国多为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国，文化根基深厚，亦曾屡灭屡兴，随着秦的统一，最后被纳入郡县体制下，成为郡县体制下的基层行政建置。此外，在秦楚赵燕等诸侯国的边界地区，随着领土的扩张，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县的生成方式，即先占领若干交通线路上的据点，形成“点线占领”，然后由点线扩展为军事控制区，等到时机成熟后，再由军事区演变为以民事行政为主的行政区。

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史称秦始皇曾分“天下”为36郡，但关于秦郡的数量和郡目，历代学人均有不同的猜测和构拟。近年来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出现一些前所未见的郡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洞庭、苍梧郡。根据这些新出史料，可以发现秦郡曾有过一个12郡的时期，约在秦昭襄王晚年。秦始皇初并天下时的36郡，可能并不包括秦国本土所在的内史，而专指山东六国故地。

研究古代政区地理离不开《汉书·地理志》，《汉志》主要记录西汉晚期的政区建置和户口情况。新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可以重建西汉初年汉郡的名目和分布，从而为汉代政区地理提供另一剖面和参照系。长沙马王堆帛地图为复原汉初长沙国的南部边界提供了可能；荆州纪南城松柏汉墓木牍记录汉武帝早期南郡的县目和户口情况，结合其他出土文献，可以清晰复原秦汉时代南郡的沿革变迁；尹湾汉简则提供了另一个郡单位东海郡的具体实例；加上利用西北汉简对河西郡四郡的研究，可以发现《汉志》主体部分的郡县名目及户口资料有可靠的史料来源，可信度相当高；而班固关于各郡国沿革的注解部分，则多错误，可信度不高。

注释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1页。

②赵明诚：《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宋本，第302-303页。

③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17页。

④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2期；收入氏著：《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29-453页。

⑤吴振武：《新见古兵地名考释两则》，唐晓峰主编《九州》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1-133页。

⑥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2页；另参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0页。下引张家山汉简皆据此二书，不另注明。

⑦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辑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71、72页。

⑧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8页。

⑨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0页。

⑩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3期；收入《周振鹤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责任编辑 梅莉

Studies on Ancient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Yan Changgui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using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to study ancient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With the increase of unearthed documents in recent years，the studies of ancient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are deepening.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ontributions of unearthed documents to the studies of ancient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county 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Juns(郡) and theHan·GeographyRecord(《汉书·地理志》).The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are：(1)There are four methods to generate a county in the Warring States,that is, Sanjin(三晋)、Yan(燕)、Qi(齐) is from rustic counties to counties and then to the counties of the system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gathering small rural villages to a county in Qin Dynasty; destroying small countries to build up counties in Chu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reas from the newly occupied areas in the vassal states which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ccupation of the dots and lines to the military-controlled areas and then to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2)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 Jun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12 counties to 36 counties. The 36 counties in the early Qin Dynasty is not included in the civil areas of Qin，which only locate in the old haunt of six countries in Shandong. (3)The name and number of Juns and counties recorded in theHan·GeographyRecordhave a reliable official source which can be believed；but the notes which show the changes of Juns have low credibility.

unearthed documents；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early China

2014-11-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简牍所见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3BZS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