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龙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曹操创作对引《诗》传统的发展及其文学影响

张振龙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从曹操创作的保存至今的作品统计来看，共引《诗》26次。曹操的引《诗》，有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继承，但在引《诗》的形式、语境、情感参与方式和程度等方面，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发展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直接引用的形式减少了，概括性引用的形式增多了；实用性引用的比例减小了，文学性引用的比例增大了，引用的情感色彩与审美特征增强了。这对当时文人与以后文人引《诗》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其原因在于他既深受传统因素制约，又深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所以，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审视，在对我国古代文人引《诗》传统的传承发展上，曹操创作中的引《诗》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曹操； 引《诗》传统； 直接引用； 文学性引用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二编中指出：“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和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①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②在此他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曹操的地位，分别从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给予了概括。但学界却很少从文人引用传统的角度对此予以具体分析研究。那么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创作对中国文学传统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是如何继承与发展的？产生了怎样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去开掘的空间。本文从曹操的作品入手，仅就其创作中对引《诗》传统的发展及其文学影响进行专题探讨。

一

从曹操创作的保存至今的作品统计来看，共引《诗》26次，其中《小雅》16次，《大雅》5次，《国风》5次。我国古代文人引《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左传》中记载的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赋《诗》和《论语》中的引《诗》的情况。这些引《诗》正如有学者已指出的那样：“检视春秋人物对《诗》文本的引用，则可以下一确切的断语：绝大部分引用都是‘权威引证’：诉诸一个权威文本加强自己论说的正当性。……《左传》中出现最多的对诗的权威引证是正面陈述自己论说的情形。”③之后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子书与其他文学作品，汉代文人史书、子书与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引《诗》的例子。这些引《诗》或直接引用原文，或引用篇名，或引用某一词语意象，或概括引用某些内容，大多借以正面陈述自己的论说，体现出明确的实用目的，较少文学性引用。但到了建安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改变。作为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与领导者的曹操功不可没。从曹操创作引《诗》的情况看，也有直接引用原句、篇目、词语意象、概括其中的句子入诗入文的例证；有些引用也是借所引对象权威性来增强自己观点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总体而言，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在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更突出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诗》原文直接引用的形式减少了，概括性引用的形式增多了。曹操之前的文人引《诗》，以引原文为主，一般比较具体繁琐，较少概括性引用。具体而言有以下体现：

第一，多直接引用原句， 或引用其中的几句，或引用其中的一句，或在原句的基础上稍做变化。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④叔孙昭子就直接引用了《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四句诗句；韦玄成《戒子孙诗》的“明明天子”⑤，则直接引用了《大雅·江汉》中的成句；梁鸿《思友诗》的“鸟嘤嘤兮友之期”⑥，引用《小雅·伐木》中的原句而稍做变化。以上都是引用《诗》中的原句。

第二，摘用《诗经》中的某一词语，并加上“诗人”的字样。如宋玉《九辩》中“窍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⑦，“素餐”出自于《诗·魏风·伐檀》；秦嘉《赠妇诗》其三中“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⑧，“木瓜”“瑶琼”出自于《诗·卫风·木瓜》，都加有“诗人”的字样。

第三，直接用“《诗》曰”或“《诗》云”点出所引诗句。如《国语·周语中》云：“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⑨周大夫单襄公在借《大雅·旱麓》中的诗句对郤至进行讽刺时，直接用“《诗》曰” 予以标出。再如《列女传·贞顺》颂赞息君夫人云：“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⑩，以“《诗》云”直接点出《邶风·谷风》中的诗句。这在先秦两汉文人的史书和子书之中比较普遍。

其二，与先秦两汉文人史、子著作中引《诗》的时间场景和语境不同。

可见，先秦两汉文人史、子著作中的引《诗》多有特定的时间场景，曹操创作中引《诗》一般则无；先秦两汉文人史、子著作中的引《诗》，为了彰显《诗》的意义，往往创造一种含有人物对话或故事或说理的情节语境，曹操创作中引《诗》呈现给读者的一般则是自我主观书写的非情节语境，较少借助于人物对话、故事、说理等情节来展现所引《诗》的意义。先秦两汉文人史、子著作中的引《诗》的时间场景、情节语境，是让接受者客观准确地理解引《诗》者目的及意义的重要条件，尽可能地避免主观情感的参与；而曹操创作中引《诗》的自我书写非情节语境，让读者通过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审美参与来把握作者引《诗》的目的及意义。

其三，与先秦两汉文人辞赋、诗歌中引《诗》的语境也有区别。

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多数情况下没有为读者理解所引《诗》的意义故意营造提示性的语境。其引《诗》的意义是否与《诗》的本意一致，一般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他所引用的《诗》的意义的彰显，不是靠设置的具有暗示性或启示性的语境来完成的，而是让读者通过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审美参与来把握的。他所引用的《诗》的意义可能与《诗》的本来意义一致，也可能与《诗》的本来意义没有明显的外在关联。这在下文曹操引《诗》的情感参与方式与程度部分有具体分析，此不赘述。

其四，与前人引《诗》的情感参与方式和程度不同。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多是主观的、情感的、审美的，以主观审美情感参与方式为主，常常蕴含着他对所引对象的新的理解。

在曹操创作中的26处引《诗》中，文学性和审美性引用有9处，这和前代文人相比，是一个大的发展。曹操引《诗》的文学性与审美性引用中，也有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直接和正面运用，这是对前人文学性和审美性引《诗》传统的继承。但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曹操引《诗》出现了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创造性引用或延伸性引用，赋予了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这是对前人文学性和审美性引《诗》传统的发展。这种引用多是建立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基础之上，多以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为目的，情感的审美特征比较突出，是自己主观情感的主动参与，不是以说教者的口吻来进行政治训诫或伦理说教，而是把《诗》中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合而为一，达到了水乳交融。

二

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在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继承发展的同时，对当时文人与以后文人创作中的引《诗》风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曹操创作中引《诗》仅26处，但其对建安其他文人引《诗》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建安其他文人创作中的引《诗》，虽然有其个人修养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由于曹操当时既是政治层面的领导者，又是文学层面的领导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对其他文人创作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据我们统计，曹丕的创作引《诗》60余次，曹植的创作引《诗》110余次，徐干的创作引《诗》约27次，阮瑀的创作引《诗》约9次，应玚的创作引《诗》约13次，刘桢的创作引《诗》约14次，陈琳的创作引《诗》约34次，王粲的创作引《诗》70余次。

三

曹操创作中的引《诗》之所以能够在继承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他深受传统因素影响，这使其在创作中继承了前人的引《诗》传统；另一方面因其深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而孕育出的自由独立精神，使他在创作中引《诗》时，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和同情之理解。

总之，建安时期的曹操，既深受传统因素影响，又深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他在创作中，在继承前代文人创作中引《诗》传统的同时，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文人引《诗》的文学与审美特征日益彰显，并对建安其他文人创作中的引《诗》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代文人的引《诗》提供了借鉴。所以，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审视，在对我国古代文人引《诗》传统的传承发展上，曹操创作中的引《诗》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贡献和影响应予以应有的肯定和关注。

注释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28页。

②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76页。

⑨来可泓：《国语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责任编辑 王雪松

Cao Cao’s Cre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 of QuotingTheBookofSongsand Its Literature Influence

Zhang Zhenl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Xi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of all the existing works of Cao Cao，there are 26 times of quotingTheBookofSongs, which not only embodies Cao Cao’s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 of quotingTheBookofSongs, but also prominently reveals Cao Cao’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 of quotingTheBookofSongsby previous generation scholars in some ways, such as the form of quotation，the context and the way and degree of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Cao Cao’s contributions mainly reflects in these aspects: less direct quotations，more general references; less practical quotations，more literary references. And Cao Cao’s quotingTheBookofSongsput more attention on emotional color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kes great influence on scholars at that time and later. Because Cao Cao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both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and the ideas in the new era. So examined from a historical angel，the quoting ofTheBookofSongsin Cao Cao’s cre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scholars’ tradition of quotingTheBookofSongsin ancient time.

Cao Cao； the tradition of quotingTheBookofSongs； development； influence

2014-11-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魏之际文人风习转型及其文学影响研究”(14BZW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