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凯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论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

李继凯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作家是文人，是文人中最擅长书写的群体，其中兼通书法的作家文人则将自己的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具有复合价值的“第三文本”。本文对茅盾生活化的书写行为进行初步考察，尤其对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了重点考察，以此确证茅盾的一种活法——活在勤奋的书写中，活在浩繁的墨迹中，活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的“文学为人生”由此有了新的意味，即不仅是为了“社会人生”，而且是在书写“自我人生”；他的文化生活也由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即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将文学与书法或书法与文学紧密结合，创造出许多“第三文本”的杰出书写者，即使纯粹从书法角度看也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书法家。从书写行为的综合研究视角，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加贴近现代文化、文学大家及书法名家的茅盾先生。

茅盾; 文学生活; 书法文化; 关联性; 复合价值

过去我们习惯说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且应高于生活，如今我们提倡说文学就是生活、体现生活且应激活生活。这对作家文人本身来说更是如此。

文人与文学生活关系密切是自古而然的，扩大些说，文人与文化生活关系密切也是自然而然的，且更具有日常性和普遍性。所谓文学生活、文艺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文学人生、文学生涯、文艺活动、文化体验等概念，都质朴无华、素为人知，并不是多么新颖的概念，但在学术界的文学研究、文人研究中却常常被忽视，或仅仅作为铺垫及背景而存在。研究者往往都紧紧盯着时代主题(如国家民族、民主自由、斗争解放、生产劳动等)和艺术成就(如形象塑造、个性风格、美学特点、历史地位等)之类的重要命题，对作家和读者日常化、多样化的文学生活则明显关注不够，相关研究更欠深入。尤其对“以书写为生”的作家书写行为缺乏综合考察与总体研究。显然，作家是文人，是文人中最擅长书写的群体，其中兼通书法的作家文人则将自己的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具有复合价值的“第三文本”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茅盾生活化的书写行为进行一些考察，尤其对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重点考察，以此确证茅盾的一种活法——活在勤奋的书写中，活在浩繁的墨迹中，活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的“文学为人生”由此有了新的意味，即不仅是为了“社会人生”，而且是在书写“自我人生”；他的文化生活也由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即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将文学与书法或书法与文学紧密结合，创造出许多“第三文本”的杰出书写者，即使纯粹从书法角度看也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书法家。从书写行为的综合研究视角，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加贴近现代文化、文学大家及书法名家的茅盾先生。

一

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叶，茅盾研究业已取得相当可观的业绩，其中对茅盾生平思想、文学创作的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但其间对茅盾“文学生活”中最突出、最频繁的书写行为的细化研究、系统研究却非常欠缺。毋庸置疑，对茅盾书法书写及其创造的书法文化进行研究，是茅盾整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与茅盾文学书写研究有明显的交叉关系。目前看来，无论是对茅盾书法文本的研究，还是对茅盾与书法文化的关联性研究，目前看来还都相当薄弱，较之于“文学文本”研究、茅盾思想研究等，尤其显得薄弱。在综观、综论中国现当代书法史时，专业化的书法圈内学者教授一般都不会顾及茅盾书法，但在综观、综论现代文人书法时，无论是谁的相关言说，通常都不会忽视茅盾书法，如斯舜威的《学者书法》(2002)、方建勋与杨谔的《书法赏析》(2009)、管继平的《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2011)等，都会专列茅盾一节进行介绍和点评。与此类似，综观、综论现当代文人作家与书法的论文也经常会谈到茅盾书法，如笔者的《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论书法文化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关联特征及功能意义》(《书法》2013年第12期)；薛帅杰的《试论民国文人书法的退变——以鲁迅、梁实秋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等，对茅盾书法或“茅盾与书法文化”这样的论题多少都会触及。但专论茅盾书法文本且有深度的文章迄今确实还不多见。其中，《茅盾书法小考》(盛羽、盛欣夫，《中国书法》2005年第10期)、《略论茅盾书法风格之形成》(盛欣夫、盛羽，《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骨格清奇写天趣——茅盾的书法》(李建森，《小说评论》封三，2006年第5期)、《茅盾的题字》(李黎，《新民晚报》，2011年11月30日)等较有分量，梳理史实较为充分和扎实，点评书法也比较审慎和准确。譬如盛羽、盛欣夫的《茅盾书法小考》，对茅盾一生与书法的结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借鉴传统书论，对茅盾的书法个性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又如李建森说：“茅盾书法的整体风格是这样的:瘦硬、清奇、峻峭、劲挺，在温润清和的书写中，有丰富的提按，点划舒扬，结撰险绝，婀娜摇曳，有雅致的书卷气息，见骨格和天趣。”所评亦堪称恰切、允当，是对茅盾大量书法真迹整体风格的一种相当准确的把握。此外，涉及茅盾书法的文章还有一些，但多以介绍相关史料为主。如韦韬《父亲茅盾的书法》(《出版史料》2011年第12期)，是《茅盾墨迹》一书的序言，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和笔调，介绍了茅盾与毛笔结缘一生的诸多情况。这里明显触及了茅盾的“书法生活”，主要介绍了这样几个方面内容：

其一，茅盾一生勤于著述，始终保持着使用毛笔书写的习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根据实际需要使用钢笔，尤其是创造长篇小说多用钢笔。但抗战开始后，物资匮乏，洋纸很难见到，用的多是毛边纸或土纸，不适宜钢笔书写，于是茅盾多用毛笔书写，并从此保持到晚年，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中书房，毛笔、砚台都是他的案头长物。

其二，茅盾一生用毛笔书写，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他写字是为实用，并不当作是艺术创作，对笔墨纸砚不考究。直到晚年，家人才为其选一些较好的宣纸和湖笔。

其三，“文革”结束后，茅盾与许多老朋友开始书信往来，信札多为毛笔书写，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向茅盾求取“墨宝”，茅盾总是有求必应，一面谦虚，自称“字殊拙劣”，一面开始讲究书法形式，于是，求字的人愈来愈多。其中，要求题写刊名书名、校名，以及为名胜古迹书写楹联等内容的较多，后来甚至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

这样的回忆文字是很珍贵的，虽然过于简略，但作为第一手资料文献，可信度很高。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及思路。遗憾的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迄今能从书法文化视野深度阐释茅盾“书写人生”及“书法生活”的学术论文还几乎是个空白。至于专题研究茅盾书法，或深入研究茅盾与书法文化关系的专著则更是一个空白。倒是近些年来出版了茅盾手迹及茅盾书法的专集，比如华宝斋2001年推出的《茅盾文课墨迹》，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几年陆续推出的系列的《茅盾珍档手迹》，以及由桐乡市政协与桐乡市档案局联合编纂，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墨迹》等，都是相关文献整理的初步成果，非常难能可贵，为后续相关研究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二

总体看，从书法文化视域探讨茅盾书写行为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还有不少课题值得深入探讨。比如，茅盾与书法文化的互动研究、茅盾文学与书法书写、茅盾手稿整理与研究、茅盾书法活动及其养生效应、茅盾书法的接受及传播、茅盾书法的应用性研究、茅盾书法年谱、茅盾书法人生论、茅盾书法个性及美学特征论等。这些论题也都与茅盾“文学生活”、书写人生有着密切的关联。限于篇幅，以下仅涉论三个方面：

1.茅盾书写行为具有“三高”即高度自觉、高端品位、高产海量的特点。茅盾文学书写的自觉性显然很高，即使无意于成为书法家，茅盾也还是在实践层面成了一个著名的书法书写者。在这方面与鲁迅的情形非常相似。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茅盾作为现代著名作家、文化名人，他的一生，是将书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一生。在书写行为的自觉追求方面，堪称是现代作家文人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说：“由于中国现代作家是中国古今文学和文化之变的桥梁式人物，自小又受过书法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之后又没有放弃毛笔书写，故而，他们并没有割断与书法文化的血脉关联，他们的书法手迹也是一笔相当宝贵的文化遗产。”②其实，从宏观书法文化史角度看，即使采用西式硬笔书写中文乃至外文，也可以臻于书法的境界。验之于茅盾手稿，此言是成立的。譬如他的《子夜》(原名《夕阳》，见图1)初稿手迹第一页，就给人以清雅俊美、出手不凡的印象。他的《子夜》手稿，可谓是20世纪30年代文化艺术界收获的硕果，那清劲、博雅的硬笔行书，叙事长篇与书法长卷的复合似有一泻千里之势，足可以令人流连忘返(即使在初稿书名“夕阳”旁边书写的英文，也和他的其他英文手稿一样飘逸，具有美感)。著名书画大师刘海粟曾说：“1956年偶见茅盾先生所书《子夜》手稿，近乎工楷，一丝不苟，劲秀中见风采，堪称典范。”③我们还看到，诗书画的相通往往成为诗人、书家和画家共同的追求，由此更可以臻于高品位、达至高境界。如茅盾曾为高莽为自己所画肖像题诗，云：“风雷岁月催人老，峻阪盐车未易攀。多谢高郎妙化笔，一泓水墨破衰颜。”④这一合作产生的视觉艺术，也可以令人期待这样的境界：诗中要有画的意境，最美的诗却要用最美的的书法形式来表达；画中也往往可以书上美妙的题画诗，这样，将诗书画在空间、时间及境界、韵味上有机地融为一体，便化合、交融出一种“中国创造”的复合性艺术。这在其行书自作诗《题白杨图》条幅中，也有很充分的体现，也是诗书画在艺术化境中的结合：白杨图原是茅盾名文的精神创化，此图如今成为茅盾歌咏的对象，而这诗歌又被茅盾挥笔书为精彩的条幅，这样的连环式的审美创造，确实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

图1 茅盾《子夜》初稿局部

从书法文化范畴而言，作家书法可以说是“文人书法”的主体部分，能够充分体现“文人书法”的特征。这样说来，从书法文化研究角度，整理像茅盾这样的作家书信、传记或回忆录等与书法相关的文献，也将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当予以高度重视。而个别出版社已经出版的茅盾手书古诗文集，毕竟只是其浩瀚书稿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茅盾的手迹，历经劫难而保存下来的，尚有创作的手稿、笔记、摘抄、古诗文注释、书信、日记以及题签等，大约300余万字。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作品手稿，这些手稿卷面整洁，字体隽秀、飘逸，如同一幅幅精美的书法，深受书刊编辑们的喜爱，也被文艺界人士视为艺术珍品。1996年，为纪念茅盾诞辰一百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便出版了《子夜手迹本》的精印本，并作为出版社的“典藏”珍本。而后，华宝斋书社出版了一套更完整的精选线装本《茅盾手迹》，其“综合篇”包括茅盾各个时期的不同墨迹，一函五册；正版手工宣纸线装茅盾手迹“《子夜》篇”，一函三册。主编为茅盾儿子韦韬，足见货真价实，全为可信的真迹留影。这些手迹被出版界命名为“文学书法”，而笔者则名之为“第三文本”。真迹诚为宝贵，能够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被保存下来，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和文史掌故呢？即使是这般精致的印刷品，在世人眼中也堪称是难得的“宝贝”了。即使仅就书法艺术而言，在文化界、文学界，茅盾的书法确以“端秀遒劲”、“骨骼清奇”、“清隽雅致”的书法而闻名。大致而言，茅盾书法是其“常态”书写行为的结晶，很少“刻意”为之，自然而又潇洒，顿挫而有力度，清爽却也飘逸，特别是他的手稿书法，堪称进入了墨香秀雅、斯文酣畅的艺术世界。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来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这六大家中，固然书法技艺确有高下之分，但喜爱书法且有很多书法艺术形式的墨宝传世则是相似的。他们都与中国书法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都将文学书写与书法书写进行了成功的结合，并且都将“在墨迹中永生”。这就是难以磨灭的墨迹的力量，使他们获得远远超过自然生命的文化生命。而这生命的获得，往往是文学与书法以及人格的“合力”使然。他们的“书写”行为可以终止，但他们的“墨迹”却流芳百世。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浩大的群体中，完全可以说，茅盾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在中国书法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茅盾也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发挥了典范的“师者”的作用。茅盾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内得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之滋养，外汲世界文化(文学)之精髓，且能够自觉地将二者融为一体，于温文尔雅的仪态和笔迹中，足可见其清雅不俗的风骨，于沉静舒徐中见其坚强不屈的锋芒。茅盾作为书法文化创造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文学和人生，也为了书法和文化，他的手迹便成了世间最为有力的证据。那些小觑茅盾的人士或有某种成见的文人，在意义丰富、技巧扎实、功夫了得的文稿手迹面前也往往会失语的。《茅盾手迹》⑤的问世，即为后人提供了范本。而他的存世手稿堪称海量，也堪称是文学与书法相结合的典范文本，美不胜收，无论是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看，都达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顶级水平。用书品定格的话，当视为文学文本与书法文本合成的“第三文本”之极品。由此世人宝之，文化市场上偶见茅盾手迹，即以一字万金为人所重。而出版家则独具慧眼，继续搜集整理并出版茅盾手迹，如近期陆续问世的《茅盾珍档手迹》⑥，业已蔚为大观，令人叹为观止了。从《茅盾珍档手迹》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一位业已远行的文化名人的庄严而又唯美的背影。这些倾注了茅盾无数心血的墨迹，透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其内容层面的丰富性，也有字如其人的鲜明个性。虽不能说字字珠玑，笔笔精美，总的看却可以说美不胜收、美妙绝伦，在现代文化名人中仅仅依靠这幅笔墨，也足可以傲视群雄、独步文坛了。过去我们都以为作为作家、文化名人的茅盾，只有文学作品才是他留给人们的文化创造物，至少是其文学之名掩盖了他的书法之名。笔者在《鲁迅与茅盾比较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等著作中也是这样阐述的，而今看到这恢宏的《茅盾珍档手迹》系列出版物，不免心生感叹：这些手迹本身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也具有文物价值，具有手迹学或书法文化学的价值，是由茅盾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那些文学文本的手迹手稿，既具有文学文本的特征，也具有书法文本的特征，堪称茅盾倾其生命创造的“第三文本”，其复合性的文本体现了多方面的文化价值，更值得后人加以珍视和研究。《茅盾珍档手迹》既是现代文献整理，也属于文化遗产保护，无论是从文学文化研究还是从书法文化研究方面看，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对研究书写者茅盾特别是书法文化传承者或茅盾与书法文化的关系，无疑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2.茅盾是乐于书写、乐于交流且乐用书法的现代文化名人，因书写而活着、因书写而美好的特点相当突出。茅盾与文学和书法的关系确实很深。他从小读书作文且乐于习写书法，一辈子都与毛笔书法、硬笔书法有着难解的缘分。他乐于收藏碑拓及友人书法，仅仅有书法交往的朋友也多达数百人，而那些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故事和情意，借助墨迹或线条，可以一一浮现出来，且会令我们不时地欣羡和赞佩。特别是，作为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文字的茅盾，却在看上去并不怎样刻意为之的书法书写中，与古为邻，书写古人或自创的旧体诗文，从其手迹中流露出了令人感到熟悉的古老诗意及惬意，从其书写行为也可以领略到文学文化与书法文化的互动、共存，别开生面，显示出了中国现代“革命文人”的精彩与雅致。

书写和交流能够彰显作家文人的活力。从茅盾和友人交往信札中，就可以看到信札书法之外的一些书法交往方面的信息。有人已经指出：“在茅盾与朋友的通信集中，可以发现有不少朋友在与茅盾的鱼雁往还过程中，在问候、请益、探讨之余，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一个请求，以获得茅公的一幅墨宝为幸。其中不乏像巴金、施蛰存、姚雪垠、周而复、戈宝权、赵清阁这样的大名家，由此可见，茅盾的文人书法在文人圈子中确实有其不俗的魅力。”⑦正是这样的文人书法交往，珍藏和传扬了传统的书法文化，同时，这也是茅盾书法墨迹传播非常广泛的一个原因。用书法来进行交友，是现代文人之间特别风雅的事情，对现代文人作家来说，不是附庸风雅，而是文学交流、文化会通及书艺切磋。其友曹靖华就曾获得茅盾的书法作品，其内容是他访问海南岛时写的一首古体诗《椰园即兴》：“六鳌钓罢海无波，斜雨乘风几度过。安不忘危常警觉，军歌声里跳秧歌。”形式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堂，结构相对宽博舒朗，墨迹显得粗壮有力，意象上与历史兴叹相契合，堪称是茅盾书法的代表作之一。曹靖华珍爱有加，精心装裱后悬挂于房中，两边配上著名画家陈半丁老人绘的梅、菊图。“来访的友人都会对这幅墨宝驻足观赏、赞叹。”同时也表现出曹靖华对茅盾诗文和书法的敬重、欣赏：“敬重茅公，也仰慕他清新、隽永的诗和他自谦‘约约乎’的飘逸、俊秀、自成一体的书法。不然，他生前为何独独将这帧墨宝悬于室中，时时作‘壁上观’。”⑧为老朋友黄源所书的立轴，也为黄源亲友所爱，观赏者常为茅盾的书法美所折服。而他赠送女作家赵清阁的《清谷行》长卷，更是稀罕之物，茅盾逝世后，年龄也近85岁的赵清阁将此件珍宝题字说明，郑重捐赠给了茅盾故乡的纪念馆珍藏。他给赵清阁的信中说：“嘱为写小幅，敢不遵命。但书法恶劣，聊供一粲，并以存念。”⑨他把自己的书法作品定位在交友层面，显示的确是一种清冽纯净的文人襟怀。

此外，茅盾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文人，对书法的文化建设作用自然是重视的，也是身体力行的。比如，除了写稿、写信，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题字题词就有很多，如《新文学史料》《文学报》《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啄木鸟》《湘江文艺》、上海书店、乌镇电影院以及为许多友人、学校、图书馆的题字题词等，几乎成为其生前一件相当重要的工作了。而他的这些题字题词等，和相关的文化现象结合为一体，也成为期刊装帧、教育文化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再比如，他曾为西子湖畔的“曲院风荷”景点题写了“曲院风荷”四个字，挺拔秀颀，与西湖之景交融衬托，本身也成为景中之景；他认真题写的“瞿秋白同志故居”、“厦门园林植物园”、“栖霞楼”等，也有引人入胜之处，与旅游文化有了交集。而他最为常写的，也许还是应邀或自愿题写书名，如《唐诗行楷字帖》《中国新文学作品选》《鲁迅书信新集》《在法国的日子里》《郭小川诗选》《赵树理小说选》《陈复礼摄影集》《绿叶赞》《杨虎城传》《外国名作家传》《故国》《蚀》《子夜》《腐蚀》《锻炼》以及《我走过的道路》等，经茅盾妙手所题，多有点睛之效，令人感到了图书文化的风雅趣味。只要稍微留心一下，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茅盾全集》的人都会注意到茅盾文学与书法文化的关联，不仅仅是他本人的书写留下的手迹手稿以及书名题写，而且有他人的书法题名及书籍装帧中的书法元素。比如，《茅盾全集》封面有大红篆书印章“茅盾”二字，内封题名“茅盾全集”四字为叶圣陶所题，外封也用茅盾手迹作为背景，装帧设计的创意很好；《蚀》《三人行》《春蚕》《虹》初版的书名书写皆为篆书；《子夜》初期版本则有多本书名为篆书、楷书，有自题，亦有他题；《少年印刷工》初版本为楷书；《腐蚀》初期版本中有楷书题名本；茅盾五十大寿，贺诗贺联多有书法，图片显示现场有张贴、悬挂；《锻炼》《杂谈苏联》以及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做报告的手稿等，无论是用毛笔，还是用硬笔，都具有艺术性；新中国成立前的《茅盾自选集》《茅盾短篇小说集》《茅盾散文集》《速写与随笔》《清明前后》等书名多为茅盾自题，或为楷书，或为行楷；“小学文课”手稿皆为毛笔，楷书，功力不俗，老师赞其行文，虽未明显涉评书法，但也明显给老师留下了好的印象；1946年摄于上海寓所的一张老照片：茅盾手执毛笔书写的身姿，其神情专注，笔直气凝，心手双畅，此照片可作为茅盾书写行为研究的典型例证；《茅盾全集》中的书信，如38卷，可多见茅盾书法活动，其晚年被索字现象频发，题字，寄字或送字的事情连连出现，“字债”的出现频率也多了起来；茅盾日记多为毛笔所为，见全集39卷，日记中时或记写诗书赠友人的事……

3.茅盾在“双书”性实践(文学书写与书法书写)方面有着自觉结合的意识，他的墨迹大多体现为“文学书法”。他的墨迹中充满了文学性内容，无论是自创文学，还是书写古人、他人诗文，总是多与文学相关(参见图2)。尽管茅盾的书法书写意识似乎弱于文学书写，但留给后世的书法文稿墨迹却会显出愈来愈大的文化价值。诚然，擅长“双书”的茅盾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中的佼佼者，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书法文化的传扬和创作并非他的主要从业内容，甚至可以说，在没有意识到“书写”行为往往既与文学创作相关，也与书法文化生产相关的情况下，茅盾还是将书法当作最重要的“业余”爱好了。尽管如此，茅盾在客观上还是通过不断的书写，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书法作品。在作家群体中，他和鲁迅、老舍、郭沫若、沈从文等一样，也是属于文学与书法都可以列入“上品”或“上上品”的方阵的。茅盾的书法，最有特点的就是其线条及结构。他的书法大都将字的中宫收得较紧，所以结构严整美观，线条舒展雅致，虽入笔轻而线条细，但却细而不弱，线条非常秀挺而富有弹力。尽管有人以为：唯一不足或可说写得过于光滑流畅，似乎美妍有余而韵味不足。当然，这也只是某些人的一种审美结果，主观局限是明显的。显然，茅盾的这种书法风格原本就不是以书法史上的“四宁四毋”为旨归的，而是既有南方文人特别是浙西文人及其“二王”的流韵，又有北国“白杨”的挺拔，是南北、刚柔、古今、人我高度“化合”的产物。茅盾书法，实际已经卓然成家，我们应当为拥有像茅盾这样的杰出文人书法家而感到骄傲。每当我们看到他写在彩色信笺上的书法小品(如书《林和靖旅馆写怀》以赠黄裳，书旧作《西江月·几度芳菲》赠唐弢等)，写在宣纸上的条幅和横幅(如写给蔡元培的条幅、写给臧克家的条幅、写给赵清阁的横幅长卷等)，以及写给曹靖华的中堂等，尽管只是在展览中或图片中观赏，也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来自书法也来自文学以及情谊的美好及妙味。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书法固然会具有文人书法的一般特点，但作家文人往往更率性、更情感化，更具有诗性及自创性。热衷于“双书”书写的作家，往往是文人群体中最具有“文学性”和“情感性”的人。他们的墨迹中往往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情感和“故事”，为此而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不仅在文学文本中体现出作为作家文人的本色，而且也会在书法文本及书法思考中体现出这样的本色。他们的“双书”(文学书写与书法书写)特征也更加鲜明，从手迹书迹存量看通常也多于其他社会群体。他们有意无意的“双书”性实践，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文学和书法传统的继承和转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茅盾80余年的“双书”实践就充满了情感和故事，且在传承、弘扬文学和书法方面都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例如《古诗文注释:茅盾珍档手迹》(桐乡市档案馆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便是生动的一例：它是茅盾亲自动手，精心选择并抄录部分中国古代诗文，加以相当详细的注释和解说所形成的手迹。这些手迹曾分别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作为一位慈祥的长者独家编辑的语文教材，用来帮助孙儿辈学习古诗文以及相关语文知识的。据《茅盾年谱》(唐金海等主编)，茅盾在1970年已是75岁的高龄，仍一直关切孙辈的学习和生活，可是正值“文革”，孙辈失学。茅盾便亲自上阵，自编教材并亲自讲授。由于茅盾中年失去至爱的女儿，伤心至极，故对孙女沈迈衡格外疼爱，在她闲在家里的时候，茅盾便为她拟定学习计划，并亲自选定古典文学篇目，为孙女答疑解难，细心讲解。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文革”那样的“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居然会发生这种志在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家学及文学的“教育事件”，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很多人都以为“文革”中“文化”灰飞烟灭，良知灭绝，其实仍有地火在地下运行。事实正是如此，“文革地下文学”的传播以及如茅盾坚持的这种“文革地下教育”，就都是维系中国文化命脉的行为。尤其是，茅盾在暮年还能手执毛笔编写这么一本宏大的教本，着实令人感叹不已!如今经由有心人编印出来，并特别说明“全书皆由茅盾用小楷写就，字迹端庄工整，注释简洁明了，既可以帮助读者学习古代诗文，还可以作为书法欣赏。”展读此书，信之确非妄言。不仅如此，该书还可以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对那些喜爱茅盾书法的人来说，还可以将之作为法帖来借鉴、临摹的。

图2 茅盾条幅

图3 茅盾书鲁迅诗句

三

当今书法界普遍认为：在民国之前，文人的日常书写既是实用的，也往往是艺术的，文人书法成为一种最为显赫的文化现象，文人作家与书法家常常是复合的，甚至是一体的；进入民国，尤其是进入民国之后的共和时代，换笔节奏不断加快：毛笔的实用性渐渐被钢笔、圆珠笔等取代，毛笔的适用范围缩小了，于是文人书写和书法家书写相互剥离，书法的艺术性、专业性逐渐加强，并成为单独的艺术形态，相应地，也形成了高度职业化的书法家群体。于是一个文人书法时代结束了，另一个书家书法时代开始了。其实，以笔者看来，在毛笔书法一枝独秀的漫长时代，书法艺术性已经得到弘扬，如著名的《兰亭序》《祭侄文稿》，张旭怀素草书，唐楷宋行，等等，都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巅峰状态。而现代职业化的书法家则未必能够达到这样的巅峰状态。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轻易说，是民国时代结束了这种艺术巅峰状态，是民国文人普遍的笔力不逮、功夫渐渐弱化造成了毛笔书法艺术的衰退。其实，恰恰是自晚清以降的“大现代”进程中的作家文人和专事书法的书家文人(专事书法的优秀书法家本质上也仍是“文人”且多精通诗文之道)携手联袂，既分又合，切实地继承、弘扬着中国的书法文化，因此我们不要顾此失彼或扬此抑彼。固然不能简单说，迄今的现代作家文人和书家文人的书法文化成就超越了古人，但也不能轻易说他们的书法文化创造成就一定低于古人。古代顶级诗人作家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很少有真迹传世，即使苏轼传世的真迹数量也很有限。何况，艺术的时代个性、创作个性总是存在的，现代作家文人创造的文艺世界无疑会体现出现代之美。针对“厚古薄今”的文化思潮，笔者则宁愿主张“厚古厚今、古今共和；古今中外，化成现代”——虽然在艺术领域也经常强调“创新”和“突破”，但大局却依然是“共和”：同在共生的各个艺术主体必然会各显其美，各美其美，一方面不能说现代美就肯定强于古典美，一方面也不能说古典美注定要高于现代美，只有共有、共和、共美的世界，才更能构成并衍生出“大现代”亦即大美的文艺、文化生态。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毛笔书法虽然应用不那么广泛了，但硬笔书法却应运而生了，且书法意识和书法文化传统仍然存在。其实，民国时代之后是探索性、实验性的“共和”时代，虽然曾经走向极端化，但历经曲折最终还是创造出了一个迄今虽不完美却也丰富多样、具有活力的大时代，这便是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继往开来的交叉或过渡的时代，复合多元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总体上确实能够体现出文化层面上的“共和”特征，兼容并存，有矛盾有冲突，却也依然相激相荡，相互促进。所以，从文化上看，中国的“民国”与“共和”毕竟有内在的贯通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时代，民国结束，也并不是一个书法时代的结束，以及另一个书法时代的开启，因为，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国传统书法依然在中国作家文人和书家文人的继承中延续着、发展着，其间也出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一些变化。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茅盾与书法文化的关联性研究，进入到更为宽广而又具体的文化论域。从中亦可以探讨茅盾笔墨所蕴含的书写文化真谛以及书写者心脉律动的奥秘。

图4 茅盾手札

无论褒贬，茅盾“文学生活”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密切关系则是基本史实，这关系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茅盾被动的接受影响，而且也有主动的创作和传播；不仅是自己挥毫书写书法自娱，而且在印章、文房四宝、书法交际、题字题签等方面都有深度介入，进入了“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扩展、拓展及广泛应用的动态场域。

面对新旧、中西之间的“五四”一代文人，令人赞佩不已的就是他们的文化胸怀和多才多艺，他们精通中西之学，贯通古今之道，特别是能够审时度势、兼容并蓄，采取必要的明智的适时的文化策略，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茅盾即为这一文化精英群体中的佼佼者之一。其中，可以传诸后世的文化创造物颇为丰富，而其留下的书写手迹，则是特别值得后人珍视的文档文献文物，具有“复合文本”特征和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参见图5-6)

图5 茅盾书条幅赠谷韦

图6 茅盾书自作词

将文学生活与书法生活有机结合起来，益于身心，利于家国，文人作家何乐而不为呢？!

注释

①②李继凯：《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③黄若舟：《硬笔书法》，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题词”。

④高莽：《文人剪影》，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⑤茅盾：《茅盾手迹》，杭州：西泠印社， 2003年。《茅盾手迹》收录其各时期不同类别的墨迹。《手迹》分上下两函，上函为《子夜篇》，共三册，下函为《综合篇》五册，即创作札记；诗词、题字、书信；古诗文注释；《红楼梦》杂抄；日记。杭州富阳华宝斋书社据此影印出版了一套二函全八册线装宣纸本《茅盾手迹》。

⑥桐乡市档案馆编：《古诗文注释:茅盾珍档手迹》，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1年该社出版的《茅盾珍档手迹》含六册，包括《日记—1961年》《日记—1962年》《日记—1963年》《日记—1964年》《子夜》及《书信》，套装精印，美观大方，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全国重点档案编研出版项目；2012年初，该社又推出了《茅盾珍档手迹》一共五册，包括《走上岗位》《人民是不朽的》《文论》(上下)《诗词 红学札记》。

⑦管继平：《民国文人书法性情》，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⑧彭龄、章谊：《斜风乘雨几度过——父亲曹靖华与茅盾的友谊》，《传记文学》2006年第1期。

⑩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下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1521页。

责任编辑 王雪松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o Dun’s “Literature Life”and Calligraphy Culture

Li Jik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Mao Dun’s writing behavior during his life, especiall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o Dun’s “literature life” and calligraphy culture in order to confirm one of Mao Dun’s lifestyle—living in diligent writing，living in numerous calligraphy，and living in his own hobbies. With the lifestyle，his credo “literature for life” has a new meaning，which is not only to write “social life”，but also to write “self life”. He also has made a richer cultural life with the meaning，namely，he is not only a successful writer，but also an outstanding writer who combines literature with calligraphy closely and creates many “the third text” works. Even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lligraphy，he is a calligrapher who can’t be underestimated.

Mao Dun； literature life； calligraphy culture； relation； combined value

2014-12-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14FZW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1&ZD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