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红 顾宝昌

(1.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100872; 2.北京市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044)

单独二孩申请遇冷分析

马小红1,2顾宝昌1

(1.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100872; 2.北京市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044)

全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于2014年正式实施，但近一年现实表明，二孩申请远低于预期。本文认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东亚现象”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同时，决策前期的生育意愿调查受政策的逆反效应、舆论的助推效应和 “搭班车”的社会心理效应的影响使得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偏高。本文利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的三次生育意愿调查中双独家庭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适用群体的生育行为进行了预估，并对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方向做了讨论。

单独二孩政策； 申请遇冷；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战略部署。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二孩政策)。截止2014年5月底，除西藏、新疆外的29个省(区、市)①都已依法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政策实施前，按照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预测，在经历长期的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的生育政策之后，育龄夫妇一旦获得拥有“生育二孩”的机会，长期积压的生育势能必然爆发，从而会出现申请高潮，继而引发一场人口出生的高潮。

在启动实施全国性的单独二孩政策之前，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3年8月在全国大陆除西藏新疆之外的29个省(市)对63000多名20-44岁已婚者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②。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1。该调查做出推断，全国符合条件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有1100万对，预计五年内应该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单独二孩出生。

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远低于此前的调查预期。在过去的大半年中，符合生育条件而又提出申请的人数大大低于先前预估的规模。截至12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有100万对③，比例仅占符合条件单独二孩夫妇的9%，不到预计出生年出生200万的二分之一，与原先的预测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出现了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的现象。

这一现象在北京也不例外。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市各区县组织实施了针对3000多名“单独”家庭中已育一孩的妇女二胎生育意愿调查，显示62%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④。在政策实施前，北京市人口计生委2014年2月21日提供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一方为本市户籍、女方年龄在20-49岁的家庭中，单独家庭数量约为55万，其中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大约为45万，50%-60%的家庭表示愿意生育二孩⑤。 按此计算，北京市5年内将累计新增加出生人数最高为27.07万人，平均每年将新增加出生人口5.42万人左右⑥。 但是，实际情况是，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10个月的周期内，北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30305例和28778例⑦，只占“单独一孩”家庭的6.7%。单独政策出台后三个月内，申请数出现集中性释放，4月达到申请最高峰，为4960例，此后趋于稳定，每月申请数在2000-3000例之间。自8月份开始，申请数平稳下滑，每月递减300人左右，11月申请数降至1812例，较10月份减少500例，仅为高峰期的37%。按这样的发展趋势，到2015年2月，即在政策实施一年后，申请人数大约在3.3万例左右，远低于此前年均5.42万预增量。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目前，对于“单独二孩”政策遭遇申请遇冷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暂时现象，生育政策实施到位有一定的滞后期，同时，2015年农历“羊年”，受传统影响，是生育小年，此后两三年是单独二孩生育高峰期，将给公共服务和管理带来较大压力；另一种观点认为，申请遇冷是育龄群众低生育意愿的真实反映，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时的，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即使此后两三年出现生育堆积，也会在很短时间内会释放完毕。北京已与发达国家趋同，生育率会长期低于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1.5)，并难以回升，出现低生育率陷阱现象。

笔者持后一种观点。拟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东亚现象”，单独二孩调查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并利用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的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

二、申请遇冷符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东亚现象”

无论是单独二孩生育遇冷还是对普遍放开二孩生育的担忧，都会涉及一个既是理论又是现实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问题。

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分成四类：(1)“等同论”，即生育行为=生育意愿；(2)“无关论”，即生育行为 ≠生育意愿；(3)“大于论”，即生育行为 > 生育意愿；(4)“小于论”，即生育行为 < 生育意愿。⑧而在现实层面，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上，可以分为四类情况。

一是 “等同论”，认为生育意愿就等于生育水平。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就会有什么样的生育行为，从而形成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如有的研究推论，因为调查发现许多人表示希望生育二个孩子甚至还有希望生育更多孩子，因此，如果让人们按照自己的生育意愿生育的话，生育水平肯定会走向很高。北京卫计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解读显然属于此类，即按照生育意愿调查的情况看，有50%-6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得出北京将有27万单独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的结论。

二是“阶段论”。这一观点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表现为两者的关系在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在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进入人口转变的初期时，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高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即“大于论”；而在一个到达人口转变的末期的低生育率的社会中，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即“小于论”⑨。泰国的例子如图1所示，很典型。 1960年代末期泰国的生育率为6.1，而理想子女数却只有3.9个孩子；到1990年代初，当实际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到了低于更替水平的1.9时，理想子女数却只是小幅度下降到略高于更替水平的2.4个孩子。在25年中，理想子女数只降低了1.5个孩子(从3.9到2.4)，而实际生育水平却降低了4.2个孩子(从6.1到1.9)；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是理想子女数的下降的两倍以上⑩，参见图1。

图1 泰国理想子女数与TFR的变化资料来源：Knodel， John， Vipan Prachuabmoh Ruffolo，Pakamas Ratanalangkarn， and Kua Wongboonsin. (1996).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and fertility trends in post-transition Thailand，”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7 (6): 307-318．

图2 欧美国家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和实际生育率资料来源：Hagewen， K J. & Morgan, S.P(2005) “Intended and Ideal Family Siz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2002”.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1， Issue 3：507-527．

图3 韩国理想子女数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资料来源：Choe， Minja Kim， Robert D. Retherford， and Seung-Kwon Kim (2004). “Very 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Patterns and Prosp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4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pril 1-3， 2004，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三、生育意愿调查意愿显著高于申请，社会心理因素起一定作用

一是政策的逆反效应。北京的调查对象是单独已育一孩家庭，他们对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普遍持支持态度，但具体到自己是否生二孩时，只有四分之一明确表示愿意生育，对政策的看法和自己的决定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东城区调查中，我们选取了20位户籍人口做了深度访谈，在回答为什么即便政策放开自己也无法确定是否生育二孩这一问题时，他们的回答相当一致，“是否拥有这一权利是一回事，自己生不生是另外一回事”。从国家、家庭和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放开二孩政策。所以，对紧缩政策的逆反效应使这一群体表达了较高的生育意愿。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人们的再生育倾向不如说是人们强烈的权益意识。

表1 2011年和2013年20-39岁被访者的生育意愿

数据来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1年和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生育意愿调查。

四、双独家庭生育行为显示二孩生育远低于预期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拥有北京市户籍并在东城区辖区居住的育龄群众。东城区位于北京市核心城区东部，在功能定位上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北京市经济社会都较为发达的地区，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抽样时首先以东城区十个街道的126个社区为抽样框，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了20个社区，然后对社区户籍人口进行初步摸底之后，按比例确定了每个社区的调查样本数，并按照样本要求的年龄、性别、婚姻结构进行样本配额。三次调查中都包含了双独家庭的样本，分别为126位(2006年)，178位(2011年)，222位(2013年)。在2011年对2006年的调查被访者的追踪调查中，我们追访到了55个双独家庭，并对其中6位被访者做了深入访谈。三次调查中双独家庭被访者的年龄结构见表2。

表2 三次调查中双独家庭的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生育意愿调查。

可以看出，随着调查时间的后移，样本中的双独家庭数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可能对双独家庭的生育行为进行考察。

通过调查，我们有以下结论：

1.双独家庭呈现低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低于1.5，打算生育二孩家庭比例低于43%。

作为双独政策适用群体，东城区的双独家庭并没有呈现较强的生育意愿。对“您认为一个家庭养育几个孩子最理想？”这一问题，三次调查显示理想子女数为2孩及以上的比例都在50%以下，其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5之下，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参见表3)。

表3 三次调查双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

数据来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生育意愿调查。

三次调查以“根据政策您符合生二胎的条件，您打算要第二个孩子吗？”来测量被调查的“二孩生育计划”，结果显示，明确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即便在最高的2013年也在45%以下，比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比例还要低，参见表4。

表4 三次调查中双独家庭的二孩生育打算

数据来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生育意愿调查。

2.双独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更为低下。

2013年调查中，我们获取了222个双独家庭样本(见表5)。其中只有12人，即只有5.41%的家庭，实际上生育了二孩。分年龄生育数据显示，在生育高峰期过后的35岁以上人口中的49个双独家庭中，只有6个生育了二孩，占12%，而有12个没有孩子，接近四分之一。 在40岁以上的18个双独家庭中，只有1个生育了二孩，占5%。

2011年的追踪调查中，我们追踪到2006年110个双独家庭中的55个，占50%。其中有12个双独家庭2006年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但在2011年的追踪调查中，没有一个付诸行动。

表5 2013年双独家庭分年龄生育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生育意愿调查。

3.年龄因素是选择放弃二孩申请的重要原因。

对双独已育一孩的调查显示，在想要二孩的被访者中，30-34岁年龄组占54%，也就是说，80后是二孩生育的主体；35岁以后生育二孩的打算显著下降，不足20%。2014年11月课题组进行的单独家庭生育意愿深度访谈显示，年龄偏大、父母无法提供照料、第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增高等因素是35岁以上育龄妇女放弃选择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

五、思考与讨论

1.单独二孩申请遇冷不是一时现象，是必然的。国际上存在的低生育率现象在中国已实实在在发生，生育行为显著低于生育意愿的“东亚模式”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对于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处于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之中，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我们能用实践来做出权威而无情的判决。在政策的逆反效应、舆论的助推效应和“搭班车”的心理效应的作用渐渐消退后，在宽松的政策条件下，人们的生育心理会归于正常，更多地从自身选择是否进行二孩生育，生育意愿反而表现得不够迫切。

3.在政策选择上，建议逐步放开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比原有政策已前进一大步，是值得称道的。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年来的实践表明，申请生育二孩的夫妇数量明显低于预期，预示着该政策对生育率回升的影响相当有限。人口是国力的根基，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宝贵的资源。面对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日益加重、失独家庭日渐增多，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的人口形势，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改革不仅是保障经济健康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家庭安全稳定的基础。

4.北京东城区的调研是小范围的，双独家庭的样本也有限，但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其代表了一定的方向。可以看到，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城市文化越来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包括生育观念，东城区的今天预示着中国社会的明天和未来，无论有没有生育控制政策存在，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已越来越成为不争的前景。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2013级博士生孙超对本文数据统计处理的贡献。)

注释

①西藏和新疆原已广泛实施非一胎化政策，故截止2014年5月底，全国已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③《2015年1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http://www.nhfpc.gov.cn/xcs/s3574/201501/b45b6fc3c64d424dbe0b385fd8928dc2.shtml.

⑤定军等:《单独二孩申请比例超低 生育政策调整或加快》,《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14日，第2版，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4-07/14/content_104725.htm？div=-1.

⑥北京市卫计委：《市卫生计生委召开北京全面实施“单独两孩”政策》，http://www.bjhb.gov.cnwsxw201402/t20140225_71678.html.

⑦北京市卫计委:《关于2014年北京市卫生计生工作情况及2015年工作思路的通报》,http://www.bjhb.gov.cn/wsxw/201501/t20150120_105255.html.

⑧顾宝昌等：《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

⑨Bongaarts， John.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27(2001):260-281(Supplement: Global Fertility Transition， the Population Council);顾宝昌：《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见《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1-83页;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⑩Knodel， John， Vipan Prachuabmoh Ruffolo，Pakamas Ratanalangkarn， and Kua Wongboonsin.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and Fertility Trends in Post-transition Thailand.”StudiesinFamilyPlanning27,no.6(1996): 307-318．

责任编辑 张静

On the Cold Response to the Application of Having Two Children for Either Parents Being an Only Child

Ma Xiaohong1,2Gu Baochang1

(1.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2.Beiji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Beijing 100044)

The selective two-child policy( Either parents is an only child,they are eligible to have two children of their own) was gradually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across provinces since January 2014. However，the applicant families are far less than what was predicted in recent year.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of the “cold respons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ast-Asian Phenomenon” existing in people’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behavior is it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antagonistic effect to the birth control policy，the pushing effect by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dvantage taking”,influence the surveys of fertility intention done before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led to the result of high fertility intention in the surveys. This paper, using the surveys data and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from Beiji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estimates the fertility desire and behavior of the eligible people and discusses the adjustment trend for the selective two-child policy.

the selective two-child policy； cold response to the application； fertility intention； fertility behavior

2015-01-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低生育率下北京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追踪研究”(13BRK01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14ZDB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