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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

2015-05-05姚尚建

社会科学研究 2015年2期
关键词:主体意识

姚尚建

〔摘要〕从历史的维度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城市依附神的旨意而存在;在中世纪,城市为教会所有;而在近现代,资本试图控制城市。但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城市,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背后正是城市社会力量的崛起,正是这种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之中的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关键词〕城市自由;政治权力;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064-06

正如人类早期历史的普遍记忆一样,城市的兴起伴随着早期人类对于世界的朦胧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早期人类生活无法摆脱对于自然无常的敬畏,即使古典城市已经建立起来,人类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不可知性。从多元的神到垄断性的宗教,城市对于未知力量的敬畏一直延续到中世纪,而在中世纪以后,城市运行的背后又有了资本的身影。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古典城市主体意识的萌发

古典的希腊时代,城市既是国家,也是社会。在城市这些道德国家中,人们借助于各自崇拜的神的旨意进行生活,展开战争。从雅典到罗马,神的未知力量与世俗间城市的政治兴衰交互作用,而人的自我意识也在世俗主义与神秘主义之中缓慢生长。

首先,古典城市从神权的眷顾中脱离。正如人类早期的历史往往由神话记载一样,城市也是人类神话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些神话中,国家与神的旨意密切相关。在雅典时期,城市这种宏大的建筑集合体无疑体现着古代希腊神话的巨大影响:“希腊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们认为城市建设是一种宗教行为。他们请来占卜大师,测定建筑物的方向,通常会面向天体而建。城市的中心总是一个神庙。希腊神庙不是聚会的地点,而往往是供奉神灵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为了得到诸神的庇护而向他们表示敬意。”〔1〕因此,在古希腊时期,不同的城邦都有自己不同的神,他们在神的召唤下形成自身的身份认同与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亚洲,早期的城市同样是神圣之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中,祭司阶层是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负责阐释人高于自然的神圣法则,完善礼拜体系,在复杂的大型公共活动中规范人们的活动。〔2〕在神话体系中,由于自我认识的泛化,城市多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在希罗多德对于巴比伦城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这座城市内部有两个中心,各有一座要塞,一座为王宫,另外一座则是宙斯的圣域。〔3〕因此巴比伦人把巴比伦城称作“众神之门”、印加人把都城库斯科称作“世界的肚脐”也就不难理解了。

神话演进的背后,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真实政治权力的变迁。据说远古时期的雅典臣属于地中海岛国克里特,因此雅典必须每年向克里特神牛奉献童男童女。后来雅典王子提秀斯在克里特国王女儿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杀死神牛,胜利返回雅典,从此雅典进入了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神话显然昭示了雅典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历史出场,在这一神话中,人类通过联合的形式战胜了自然,开始形成不依附于神秘力量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形态,并尝试构建自身的政治权力。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神话背后的政治权力体现也有不同,公开的仪式与民间口传的神话故事,使得一个垄断政治权力的阶层的出现非常困难。“在早期民族那里,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宗教。仪式、言语或文字都是被看作与神沟通的媒介,政治权力是从这种交往媒介当中产生的。如果垄断与神交往的媒介,就是垄断神意的解释权,也就事实上垄断了权力……但是,希腊的关于神的故事不仅保存在神庙与王宫之中,而且流传于民间,从而使神圣仪式与神话具有公共性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导致了城邦政治的产生。这种城邦政治的核心不在庙堂,而在广场。”〔4〕

正是希腊城邦独特的广场政治特点,使城市能够很快从神的唯一意志中摆脱。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市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人天生就必须生活城邦之中,而三种常态政体是对三种变态政体的否定,意味着城市生活的评价标准已经逐步摆脱了神的旨意,并逐渐注入理性主义精神,城邦逐步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新载体。在经历了从梭伦到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彻底建立起来,尽管这种民主建立在军事民主制之上,但是雅典依托这种民主逐步摆脱了城市的神性,正是在世俗政治中,雅典成为欧洲文明的灯塔。

其次,永恒城市观念的辩护。与所有人类历史上的古典文明相似,宗教与神话赋予了城市以神圣的规定性并不伴随着雅典的始终。城市的发展伴随着宗教的变迁。在雅典之后,在基督教世界里,罗马无疑继续受到了上帝的眷顾。但是在公元410年,罗马这座永恒之城遭遇了挫折,西哥特王阿拉里克军队攻入了罗马城,整个罗马帝国为之震动,虽然蛮族不过占领三日,但在时人眼中,“永恒之城”的陷落是难以置信的,它意味着世界末日的临近。〔5〕

罗马的失败带来了巨大争论,其中比较突出的观点认为这种失败是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形成对罗马的精神损害。为了回应这样的指责,奥古斯丁撰写了《上帝之城》,在这本书里,奥古斯丁批评了对于基督教的指责:“野蛮人由于基督的缘故而赦免了那些罗马人的性命,可是谩骂上帝英名的难道不正是这些罗马人吗?殉道者的神龛和使徒的神殿都可以作证:在罗马城的废墟中,正是神龛和神殿为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都提供了庇护所。嗜血成性的敌人一路追杀到圣殿的门槛,然而刽子手的狂暴至此也收敛了。”〔6〕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奥古斯丁坚信:“所有可见的事物中,宇宙是最伟大的;而所有不可见的事物中,上帝是最伟大的。世界的存在是我们能够看见的;而上帝的存在则是我们所相信的。”〔7〕但是他还是告诉人们,上帝之城只能拯救人民的灵魂,而人民毕竟生活在尘世即世俗之城中,即使这座城市可以称作是神圣之城。同时,如果说在奥古斯丁那里,有一种善,即上帝,创造了所有的善,那么世俗的城市中,人们更多从经验的角度,认为公共善源于更多的人的贡献。

第三,古典城市主体意识的萌发。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的区分解决了罗马失败的正当性难题,但是这种解释同时剥离了城市永恒的神话。在基督教看来,人生来是不完美的;体现在城市之中,如何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则成为城市学说和城市实践中的双重难题。建筑学家萨林加罗斯也陷入了这样的困惑:“我们很难说哪座城市更加接近理想中的上帝之城的形象,但是,我建议可以将中世纪意大利古老的城市中心作为上帝之城的实例。至少这里还没有引入更现代的建筑,从而也就没有破坏上帝之城的一些理想。”〔8〕因此,从建筑学家怀旧的情怀出发,我们姑且认为特定时期的城市是上帝之城的人间投射,但是中世纪城市的反复性命运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奥古斯丁为罗马失败辩护的正当性。

离开了上帝的眷顾,尘世之城必须寻求自身的发展命运。雅典的种族狭隘性使这座文明的城市付出了代价。公元前480年,雅典领导的希腊城邦联盟战胜了入侵的波斯军队,但是希腊城邦内部的战争仍然持续。在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领导的城邦联盟摧毁了雅典,而在公元前338年,希腊城邦又为马其顿所征服。当希腊城邦步入覆灭轨迹之后,城市却以新的形式继续延续下去,从亚历山大到罗马,从西方到东方,一些国际化的城市开始跨越不同种族,并逐步形成自身的管理方式。虽然在罗马城中,神庙仍然占据城市广场的中心,但尘世间的城市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内容:“城市中自我意识的发展,通过村庄民俗和地区差异的冲突,产生出有反省能力的道德的各种早期形式;在相当古老的时代,甚至连古埃及统治者本人也须在神祇前陈述自己行动的动机,并向神灵证明他在除恶扬善。在贸易和制造业越来越强的压力之下,社会本身变得更世俗化了,在这种背景下,城市作为法律与正义、理性与平等的基地的职能作用,便逐渐取代了城市作为宇宙的宗教性体现这种职能作用。为控诉不合理现象和非法暴力,人们就须向城市中的法庭请求保护。”〔9〕

这种觉醒是建立在古典城市的失败之后的,公元476年,罗马为日耳曼国王奥多亚克所控制,比赛用的跑道变成了农场,引水渠被废弃,到了公元7世纪,罗马人口只有3万人。〔10〕野蛮人摧毁了罗马,也摧毁了欧洲的城市文明与城市生活,更摧毁了欧洲城市自主意识的初步萌发的过程。在罗马衰败以后,欧洲进入了封建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城市几乎不起作用,它们不再是行政中心,也失去了作为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中心的意义,但罗马式城市的结构仍然存在,古代的大型公共建筑仍然是城市中最重要的、作为据点的那一部分建筑。”〔11〕

二、近代城市的政治觉醒

在人类理性逐步强化的时代,神秘主义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正相反,宗教力量在近两千年里迅速崛起,并贯穿着城市发展的始终。公元1000年左右,近代城市复兴,这些新兴的城市同样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权力争夺。

首先,宗教力量对于城市权力的据守。罗马衰落之后的欧洲文明不仅仅受到北方野蛮民族的武力威胁,公元570年,在亚洲,穆罕默德在麦加出生,伊斯兰文明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公元628年,穆罕默德在一年一度的朝觐时节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麦加,但麦加人拒绝让穆斯林朝觐团入城,协商的结果是拟订了一项协定即侯达比亚协定,据此协定,穆斯林有权到麦加举行一年一度的朝觐。但是两年以后,麦加人违约,穆斯林在穆罕默德的带领下占据了麦加,打碎了克尔白神庙里的偶像,并和基督教、犹太教达成了和平。〔12〕这样的记载不难发现,在宗教兴起的过程中,原始意义上的万物崇拜被禁止了,不同的宗教建立了自身的世界解释体系。

乔尔·科特金感叹:“置身当今的世俗时代,我们很难想像在城市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扮演核心角色。”〔13〕在城市的发展史中,宗教的力量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要获得世俗的权力。在《古兰经》第三章中有这样的记载:“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14〕到了750年,阿拉伯世界的麦地那和麦加已成为文化和情趣的中心;库法和巴士拉则是学术中心。大马士革、福斯塔特、凯尔万和科尔多瓦诸城相继建立〔15〕,在这些城市的发展中,宗教力量逐步掌握了城市的权力,城市中古典诸神的神圣性已经为共同宗教的神圣性所取代。

在欧洲,整个中世纪及以后的时期,基督教的主教们和寺院的首脑们同样寻求城市的统治权。一个城镇围绕着一个实体寺院生长的现象,在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极为常见,如英国的巴特尔(Battle)和圣奥尔本斯(St.Albans),而位于德国多瑙河上的梅尔克(Melk)则是一个在欧洲很少见的从未世俗化的寺院。甚至当城市冒险赢得自主权之时,也会长期依附于教会的统治。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初期的城市议会一段时间内是在教堂里举行会议的,直到一个独立的市政厅的出现才使这种权力的分类被明显地实体化。〔16〕

欧洲的教会不仅拥有城市的政治权力,也拥有城市的经济财富,布鲁克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一书中揭示了在这一时期宗教界与世俗界的财富输送,他分析道:“宗教界和世俗界这种亲密而经常接触的情况激起了反教会的情绪,它在佛罗伦萨是相当流行的。教士和教会在一般人心中引起的敌意,恐怕主要还不是来自那些偶尔出现的、披着道袍的败类、恶徒,而是来自教士和修士的无孔不入,随处可见这一事实。”〔17〕

其次,城市社会力量对于城市权力的争夺。宗教力量对于城市权力的占据一度居于绝对地位,这种地位是建立在教会凌驾于君主权力之上的。1073年,希尔德布兰当选为教皇,称格雷戈里七世。1075年,他推动教会改革,发布了《教皇敕令》,宣称唯有教皇拥有制订法律、任免主教、决定教区划分和设立新教区的权力;并声明“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会改革运动加剧了城市中的斗争,几乎所有的城市被分裂为两大派别:拥护教皇的教皇党,称“格尔夫派”;拥护皇帝的皇帝党,称“吉伯林派”。〔18〕

当教会把城市的统治权建立在凌驾于君主权力之上的时候,教会的垄断权力就岌岌可危了,因为教会必须同时面临着封建国家权力的抵抗和城市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压力。在1110年和1112年,亨利五世两次率军进入罗马,迫使罗马教皇同意主教由教士选举产生,而皇帝对主教的选举有干预权。1378年教会大分裂,在这一时期,一些欧洲城市如佛罗伦萨的公社政府对教会机构已处于根本上有利的地位,“这个教会机构已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铁板一块,等级森然,而是一些各不相干,并且彼此经常激烈争吵的组织单位的堆积,罗马教廷和当地主教对它们的控制也是很不完全、很不见效的。”〔19〕更为极端的案例是,在1375-1378年以佛罗伦萨为首的意大利城邦联盟反对罗马教廷的战争中,不仅宗教界被课以重税,甚至教会的财产也被征收。

第三,城市自治的普遍化趋势。在罗马时期,教会是按照罗马帝国行政区域来划分教区的,这种划分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典的城市,并为近代城市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一般来说,每个主教管区相当于一个城市。后来,在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新王国中,教会组织几乎一点没有改变,一直保留了它的城市特性……以至从6世纪起,城市一词具有主教管区的特殊含义。因此,作为教会基础的帝国灭亡之后,教会得以幸存,因此教会在保卫罗马城市的生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因此,正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存在,城市得以维持;而城市的复兴又意味着城市的自治力量必须在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缝隙中艰难生长。

在中世纪的城市起源上,曾经引发很多理论争鸣。在亨利·皮雷纳看来,中世纪以来的城市是城堡与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城市有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九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那种基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中,是否有城市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所给予城市一词的含义而定。如果所指的是一个地方,其居民不是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从事商业和工业,那么回答应是‘否;如果我们把城市理解为一个社会,具有法人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那么问答也是否定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则我们不难相信加格林时代几乎与其后的数世纪有着同样多的城市。这就是说当时的城市没有中世纪和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21〕

随着商业力量的崛起,市民组织与城市组织这两个中世纪以后的城市属性逐渐强盛起来,从1000年后期开始,比萨、米兰、热那亚、阿雷佐等城市相继任命了自己的执政官,城市终于拥有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拥有了高度自治的权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如愿获得自治。1143年,罗马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举行起义,并举行了元老院会议,会议决定把城市政权转交给公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14世纪中期,罗马再次爆发了市民起义,起义者再次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虽然这次起义再次失败,但是仍然昭示着普遍意义上的城市自身政治力量的崛起。

三、现代城市政治意识的交织

如果说中世纪城市的复兴是借助了商业力量实现在宗教与封建主之间的权利生长的话,那么到了中世纪之后,城市政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15到18世纪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城市进入缓慢过渡时期,从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则促使城市从传统城市实现了向现代城市转换的制度转型,在400多年的城市转型期,城市的政治意识在这一阶段尤其复杂。

首先,过渡时期城市主体意识的转型。在15世纪与18世纪之间,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在欧洲形成,亨利·皮雷纳的判断在新型城市的兴起中得以证实,但在芒福德看来,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其实是源于三种新生事物的出现:新的经济形态即商业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结构即中央集权政治或寡头统治;由机械的物理派生出来的新的观念形态。这些新生事物在17世纪时瓦解了中世纪的体制与机构,从而使宗教、商业和政治分离。〔22〕但是当城市依托商业、集权政治与机械管理的时候,城市发展的内在悖论一定难以克服。芒福德用巴洛克城市的概念形容这一时期的城市,这种城市本身包含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一是这一时期城市要素的精确和井井有条,表现为严密的街道规划、正规的城市布局;二是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塑包含着感知的、叛逆的、放松的、反古典的、反机械的因素。在16、17世纪中,两种因素互相作用,有时又在一个更大的整体内互相制约。〔23〕

毫无疑问,商业时代释放了人性与欲望,这种欲望的放纵注定会抵消集权政治的制度效果,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建立的等级制度被人类的欲望冲垮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显示了历史的延续性,也显示了人性本身的崛起,因此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既歌颂了中世纪城市的庄严秩序,也歌颂了那些被中世纪教会压制的人性的光芒。在秩序与人性的张力中,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显示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凸显,在很长时期内构成现代城市硬币的两面:作为建筑的城市的严整性与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自由性。

其次,现代城市主体意识的更新。在中世纪之后,自由城市国家与教会的冲突催生了权利平等、思想自由、政治自治等政治思想,借助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些思想伴随着拿破仑时代的到来传播到世界各地。在19世纪,各种社会思潮崛起,延续着转型时期的政治思潮,“19世纪的城市中包含着彻底的效忠精神,也包含了社会文明过渡时期里特有的混乱和矛盾。在许多国家的中心城市里,新型工业在汇聚了社会的新能量的同时,也制定了新的社会规矩,并且把这些新事物推向了极致”。〔24〕

这一时期对于人的歌颂更加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权利平等、思想自由、政治自治等政治思想,深刻地抵抗着国家力量对于社会生活的规划,甚至是对任何国家与宗教的力量保持深度的怀疑。如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麦克斯·施蒂纳就公开鼓吹:“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同我是唯一的那样。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25〕

然而与当时各种政治思潮对权力的深刻怀疑同步的是,在19世纪,基督教城市到标准化城市转型的特征更加明显。在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史中,全球化与工业化是重要的一环,这些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城市的形态。借助于贸易与军事能力,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已经成为欧洲北方重要的城市,但是在欧洲南部地区,商业力量的崛起对于刚性国家与单一思想的瓦解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时期,由于欧洲国家的先后统一,城市身份认同已经从国家认同再次演变为城市认同,城市意识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各种政治思潮中得以发扬。当然在遥远的亚洲,古老中国的城市依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沉睡,国家尚未唤醒,更遑论城市的成长。

第三,现代城市主体意识的危机。在20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全球化已经无须通过殖民手段和军事强权加以推进了,市场力量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更加隐蔽的力量面前,世界性的城市危机悄然到来——由于资本正在重构权力与空间,城市主体性逐步消退,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中的相同宾馆的连锁经营、世界性城市规划大师的商业建筑的同步设计、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城市更新的持续热望、城市快速交通对于城市空间的无限压缩与平移,都共同促成了世界性城市的高度同质化趋势,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危机。

“现代性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开放的未来与人的自主性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相信,通过人的有意识活动积极形塑社会是完全可能的……现代性政治方案的核心是,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性依据崩溃;与此相应,建构政治秩序的各种可能性被开辟出来,在如何建构政治秩序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冲突的可能性。”〔26〕但是现代性城市的背后是资本的作用,资本化城市空间的背后是资本主义政治。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深刻地批判了在城市发展中,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生产中的人性梳理与精神控制的巨大作用。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空间生产具体形式有三种:政治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及精神空间生产,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与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相结合。〔27〕

在资本最大化的运作过程中,城市日益失去了自由,在东方国家,正在思想启蒙中的城市同样受到了资本力量的冲击,在资本的驱使下,人们居住空间日益隔绝,社会共同体难以形成,每个城市独立的个体不得不面对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联合,在城市追求现代性的同时,城市个体不得不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性城市的颓败。城市在资本的奴役下,日益失去了中世纪以来自由城市的本意。而为了抵御城市的衰败,现代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则以新型结社与社区自治的方式形成新的共同体。

结论

即使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国家、宗教与资本力量并不是简单地按时代依次作用于城市发展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认同、信仰认同与城市认同都是城市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的发展中,国家、宗教与资本等三种力量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未来也将持续地发挥作用;同样,伴随着城市主体的意识觉醒,社会力量的崛起也有着自身的逻辑,即从社会共同体的整体权利意识的苏醒到个体权利意识的合法化过程;正是社会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的交织之中的艰难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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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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