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了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建立发展的关系，认为壮族史的重建是现代考古研究为之奠定的基础，考古发现还为壮族社会的文明起源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拓宽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广西考古学研究还促进了壮学新研究分支的形成，加强了新时期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如何推进今后壮学的持续发展，层出不穷的考古学研究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广西地区；考古学研究；壮学建立和发展

[作者]谢崇安，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5-0076-007

壮学是研究壮族与壮族社会的科学，这就决定壮学必须是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壮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团结，为建设新时期的两个文明服务。壮学一开始就与考古学不可分割，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民族考古就是壮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下面，笔者就按广西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现状，来分析回顾考古学研究在壮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壮族史前史研究的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壮族是岭南土著民族，族源错综复杂，最终才形成现代庞大的族群。如何追根溯源，光大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因文献记载缺失，其重任就落在考古学身上。早在1935年，著名学者裴文中等人，就曾到广西武鸣、桂林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一些洞穴遗址发掘到打制石器、沟槽石拍、动物化石等古人类文化遗存。这就意味，广西土著先民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些洞穴文化遗存包括有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阶段的遗物，尤其是其中的磨制沟槽石拍，它就是壮族先民——古代越族和南岛语族最常用的加工树皮布的石拍。迄今为止，广西旧石器考古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百色旧石器的发现就不断引起学界的关注，但研究断代众说纷纭。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外专家采用裂变径迹法和氩/氩法，先后测定与石器共存的玻璃陨石，才最终确认百色旧石器的年代上限在距今70万年～80.3万年。这就把广西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上溯到80多万年前的早中更新世。百色旧石器研究的进展意义重大，美国《科学》杂志两次刊载其研究成果，因为它动摇了“莫维士线”的理论。莫维士是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莫氏理论认为，以技术传统划分，西方是“手斧文化圈”，东方是“砍砸器文化圈”。事实上，百色旧石器中就存在“手斧”。可见早期古人类灵巧的手斧，并非西方独有。此外，以百色旧石器比较广西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表明在制作工艺的文化源流上，它们之间都表现为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这样，我们追溯广西土著居民——壮侗各民族的史前史就有了科学的依据。

2.柳江人化石的发现。柳江人化石发现于广西柳江县的通天岩洞穴，是一个约40岁的男性个体，经人类学家鉴定，为晚期智人化石，属于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早期类型，年代为距今3万年左右，与其体质最接近的有日本冲绳县港川人、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人、桂林甑皮岩人，表明柳江人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祖先。现今学者一般认为，岭南的壮侗语族先民，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其体质特征表现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即处于典型蒙古人种与热带黑人种之间的过渡形态。他们与后世的壮侗语族在体质上也有着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古人类，还散见于云南和越南北部等地，我们认为具有这一种族特征的古人类，就是两广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

3.其他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目前，广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化石发现的地点，已经达到50多处。例如，1956年，考古学家在距离柳江人化石地点约2-3公里处的柳州白莲洞，还发现了距今3.7万年至7千年的石器时代遗址。经多次发掘，该遗址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大量的动物化石、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结合柳江人化石的发现，表明壮族先民已经在此持续生息繁衍了数万年之久，该发现可说是重现了大段的壮族史前史，也揭示了广西旧石器晚期文化如何过渡演变成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重要历程。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中国建立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约10000～4000年前）的发现遍布广西各地。重要的遗址有桂林甑皮岩、桂林大岩、资源晓锦、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隆安大龙潭、邕宁顶狮山、百色革新桥，以及钦、防地区诸滨海遗址。这些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打制和磨制石器、骨器、陶器等，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骸，可以为旧石器时代、历史时代和现代壮侗语族之间的人类体质比较提供中介的形态，能够证明他们的体质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存也能够较充分地展现远古壮族先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情景。

例如，桂林甑皮岩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可反映广谱的采集、捕捞和狩猎的生产方式。钦州等地滨海贝丘遗址出土有蠓蛎啄石器和大量的鱼骨、贝壳庖厨垃圾，其生活方式在后世的壮族先民中仍然存在。如《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日蛋、日俍、日俚、日僚……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岭外代答》卷三“蛋蛮”载：“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蛋也。钦之蛋有三：一为鱼蛋，善举网垂纶；二为蠓蛋，善没海取蠓；三为木蛋，善伐山取材。”邕宁顶狮山遗址的发现，内涵丰富，能够形象展现出古先民的独特葬俗及宗教观，可复原当时的稻作农业、制陶手工业及广谱采集渔猎捕捞等生活情景，被学术界命名为“顶狮山文化”，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百色革新桥遗址，是罕见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能够展现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工艺流程，填补了华南史前石器工业研究的空白，因而也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资源晓锦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栽培稻遗存，为研究广西壮族先民的史前稻作农业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实物资料；隆安大龙潭的大石铲祭祀遗址的发现，也揭示了壮族先民宗教祭礼的重要方面；钦州那丽独料遗址出土的陶祖器，也是壮族先民由母系氏族社会演变成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标志。

上述表明，壮族的古史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去追寻她的历史的。

二、考古学研究填补了壮族历史时代研究的许多空白

（一）先秦考古

考古发现表明，广西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较早，如那坡感驮岩遗址就发现了冶铸青铜器的石铸范，类似的青铜文化遗存也见于邻近的越南冯原文化遗址和香港、珠海各地，年代在距今3500年左右。广西兴安、武鸣勉岭出土的商周式青铜卣，与湖南宁乡炭河里文化的铜卣如出一辙，炭河里遗址有城址、青铜器生产作坊，这意味壮族先民的“桂国”、“（西）瓯”、“路人（骆越）”、“苍吾”等酋邦方国，至迟在商末周初就与中原王朝进行了交往，可证《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等有关记载并非向壁虚造。耐人寻味的是，武鸣勉岭出土的商周式青铜卣，上面的铭文有“天”字族徽，系人体正面站立的象形字，这也见于广西北流出土的西汉晚期俚人北流型铜鼓的鼓面，此鼓为今存之最大铜鼓，号称“铜鼓王”。此“天”字与近代水族的水书“人”字及水族马尾绣图案的“人”字纹装饰主题也十分相似。可见，上述广西青铜文化的考古发现皆为壮侗语族先民的文化遗存当无可疑。

此外，广西各地都普遍发现了几何印纹陶与青铜器伴出的越族文化遗址和墓葬，较典型的如有武鸣马头墓葬群，这里出土了大量具有地方特点的越式青铜器和石铸范，有偏刃铜钺、越式短剑、铜灯炬等。根据文献记载的族名和地望，广西学者认为这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其年代上限可追溯到西周中晚期。又如，桂西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出土有石寨山型铜鼓、曲刃一字格短剑、东周式铜戈、越式玉玦等遗物，表明当时的壮族先民与各地人民已经有了密切的交往。

总之，先秦越族文化遗存在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分布，这是复原壮族先民方国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

（二）秦汉考古

从广西平乐银山岭秦汉墓葬群等遗址的发现来看，当时的土著越人社会已进入了铁器时代。这些遗址中出土有大量铁器、秦人兵器、越式几何印纹陶、越式靴形铜钺等遗物。铁器的使用和秦人主持兴安灵渠的开凿，表明大规模的农田开垦、水利灌溉和交通设施建造成为现实，这标志着广西土著民族社会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发展，也意味广西各族先民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例如，桂西西林发现的西汉前期铜鼓墓，出土遗物可分为两组：一组是以铜鼓为主的地方性器物；一组是汉式器物，如有骑马俑、博局棋盘等。故有可能该墓就是汉朝句町王的墓葬。再如，合浦汉墓群是全国罕见的大遗址，长达20多公里，宽约3公里，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不胜枚举，充分展现了当时东西方人民在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交流的盛况。汉代桂东南的合浦郡等地和交趾郡地区，其主体民族都是壮族先民——越人，这些汉代文化遗存，也能充分反映越族先民参与丝路交通的情景。例如，包括铜鼓在内的各种精美的錾刻花纹铜器行销各地，其制造中心就在合浦和交趾一带。又如，当时名贵的西方玻璃器经南海丝路输入中土，也是当地越人最先学会了制造玻璃器。

（三）三国至南朝考古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大动荡与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时期。一方面，壮族先民为首的地方土著民族文化仍然在传承发展。例如，铜鼓文化在此期间派生出新的家族，除了前期的北流型铜鼓，还流行灵山型铜鼓、冷水冲型铜鼓，这些壮族先民——俚僚人的铜鼓文化还影响到西南和东南亚地区。《太平御览》卷785引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贵铜鼓”；《陈书·欧阳颁传》载：欧氏家族成员多任岭南交州地方长官，“南征夷僚”，“威惠著于百越”，每每贡献朝廷的方物都有铜鼓。汉至南朝时期广西与越南北部，均系中国王朝郡（州）县属地，考古学者在河内北部发掘的古螺城、龙编城遗址，都有冶铸铜鼓的作坊和铸范发现，表明汉官统治是以越人“故俗治”，这时越北的一些铜鼓很接近广西的北流型和灵山型等蛙饰铜鼓，表明两地的先民有着密切的交往。

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儒学、佛教和道教相继传入岭南之后，对土民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考古发现也反映出儒学和佛教、道教并行发展的现象。儒学是官方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各地葬俗皆有反映，此不赘举。又如佛教，广西恭城等地出土的三国至南朝的随葬瓷器，装饰花纹上就多见佛像、莲花纹等佛教文化因素。贵县出土的“黄龙元年神兽纹铜镜”，梧州出土的南朝“明如日光神兽纹铜镜”，都有明显的道教文化因素。

（四）隋唐至明清考古

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广西各地的中心大邑建立了郡（州）县制度管辖地方，同时也采用羁縻制度管辖边远地区的各族人民。研究羁縻制下的古代壮族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也是壮族史研究的重要任务。1934年7月，广西博物馆成立，该馆开始肩负服务地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任，派员广为搜集民族历史文物资料，如有为数不少的历代铜鼓、艺术品、唐宋明清的碑碣和石刻拓片入藏该馆。

新中国建立以来，广西学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壮族历史文化遗存，内容包括墓葬及其随葬品、碑记、石刻艺术、各式壮族村寨及建筑、土司衙门遗址等，结合传世文献考证，他们对羁縻制到土司制时期的壮族社会做出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代表作有：钦州隋唐俚僚豪酋宁氏家族的墓葬与墓碑的调查与研究；上林县唐代智城峒遗址与韦氏土官的调查与研究，其中的《智城峒碑》、《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是现存的唐代壮族碑刻罕见的精品L4j505。此外，在广西文物考古学者的努力下，明清时期现存的土司衙门遗址和土司宅邸，现已经被地方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研究学者也逐渐增多。2014年8月，中外学者在壮族莫氏土司衙门所在地广西忻城县，召开“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广西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三、考古学研究加强了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考古发现开拓了壮学研究的新领域

1.壮族科技史研究。稻作农业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因此研究稻作农业史一直都是显学。20世纪60年代丁颖院士借助考古学、语言学资料结合生物学研究，首次提出栽培稻的发明者是壮族先民。此后，渡部忠世、游修龄、游汝杰、覃乃昌等中外专家，都先后对东亚南部民族的稻作农业史作过有益的探索。然而，前人的推论，都要接受考古发现的检验。迄今考古专家在湘桂走廊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广东翁源青塘、广西南宁豹子头、资源晓锦等史前遗址，都发现了距今11000～6000年前左右的栽培稻遗迹。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前人的真知灼见，也为南方民族稻作农业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岭南壮族先民的园圃农业种植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例如，距今10000～7000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就出土了一批史前先民采集或种植食用植物的证据，如有栎属、棕榈属之类的果实；有薯、芋类等块茎植物；瓜果类的植物利用包括杨梅科、葫芦科等。广西各地汉墓中也出土大批植物种实，其中的黄瓜、橄榄、荔枝等种属都是中国最早的记录。广西汉墓还出土有铁冬青、金银花，这是先民使用中草药和饮用凉茶的确证。

可以说，从考古资料探索壮族的古代科技成就，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冶金考古，有北流铜石岭汉代铜鼓冶铸遗址的研究、平南六陈汉代冶铁遗址的研究等。再如，贵县罗泊湾汉墓已经出土有针灸医具，后来在广西武鸣马头墓葬又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这就印证了《素问·异法方宜论》：“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记载，从而将壮族先民——瓯骆人发明针灸医术的历史上推到了西周时期。类似的工作将来仍然大有可为。

2.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这是壮学中新出现的研究分支，李富强、朱芳武《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是系统研究壮族古今体质传承问题的第一部著作。该著立足于广西考古发现的人体遗骨，结合现代广西多民族的活体测量数据比较分析，论证了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在血缘上与其他侗台语民族十分相近，而且其远祖还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此外，该成果还可以为与壮族同根生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提供科学依据。目前，专家已经把分子生物学的DNA检测方法运用到壮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当中。

3.铜鼓学成为南方民族考古的显学。过去，研究壮族史的先驱，一般都是使用文献、语言学和调查资料。不过也有例外，如奥地利学者F·黑格尔，他当时广搜我国岭南及越南等地的传世铜鼓和相关资料，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于1902年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其成果影响极为深远。因为该著不仅为铜鼓研究提供了划分类型和断代的基础，还指出铜鼓的起源地应当是在东亚南部一带，其后才流传到东南亚各地。这表明，F·黑格尔是开了壮学研究新领域——铜鼓学的先河。后来，我们在徐松石于1938年出版的壮学名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中，就看到列有“铜鼓研究”一章，其中论述就涉及了岭南和越南的铜鼓。该著力图将出土文物结合民族史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承前启后，一是继续夯实了铜鼓文化研究的基础，二是在方法论上也为后来的壮族史研究提供了示范。

从古至今，铜鼓都是壮族为首的南方民族的珍贵文物，是这些稻作民族的文化载体。近代以来，传世与考古发现的铜鼓在滇、桂、越地区都有大量的保存。因此，铜鼓研究在国内外都先后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但其真正成为显学，却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广西学者利用本身的优势，先后发表了一批铜鼓研究的重要成果。1980年中国古代铜鼓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后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蒋廷瑜先生写作的《铜鼓史话》，1982年出版后获得全国优秀历史读物一等奖。这都是南方民族铜鼓学形成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此后，广西学者的《铜鼓艺术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壮族铜鼓研究》等佳作不断问世。多学科专家通过对铜鼓的研究，在历史、宗教、民族与民俗、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就，这些研究不仅促进了民族考古学、民族学和壮学的建立发展，而且也为保护传承广西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二）考古研究加强了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1.左江流域崖画的发现和研究。广西左江花山壁画是宏伟的历史画卷和民族文化艺术的宝贵遗存，20世纪50年代已被发现，但其年代和族属不易判断，经覃圣敏、覃彩銮诸先生实地调查和研究，用考古类型学的比较方法，确定壁画中多见的铜鼓、羊角钮钟、短剑、环首刀等都是先秦两汉器物，又以画面人物作裸体、髡首、赤足、跳蛙姿舞等形象，结合民族史志考察，从而断定壁画遗存的族属，就是断发、文身的裸国人——骆越先民。这就为壮族文化艺术的追根溯源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2.广西考古发现促进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壮族学者覃圣敏主编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这部5卷本的巨著采用了不少考古资料，由多位中泰考古学者和民族学者合作完成，对广西壮族和泰国泰族及其历史文化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成果影响巨大，对中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壮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研究。壮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只有考古学研究才能为重现壮族灿烂的古代文明提供可能。为此，广西学者都先后做出了努力的探索。这些民族考古论著都是采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民族语言学、民族史志文献和人类学方法，去论证壮族先民方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历史时期壮族先民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

例如，桂林甑皮岩和大岩、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等史前遗址，已经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陶器。百越先民及其后裔也一直以制陶工艺著称于世，两广地区考古发现的越式几何印纹硬陶、东汉青瓷，都足以证明古越人卓越的陶瓷工艺成就。但如何运用实验考古学方法去揭示当时的制陶工艺，是一个学术难题。民族考古学者通过调查靖西等地现存的壮族古老手工烧制陶器的状况，通过细致的比对研究，复原了先民制陶工艺的一段流程，从而为解决壮族制陶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民族志依据。

研究壮族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发展，更离不开考古发现。例如，目前广西学者已经用充分的考古资料证明，青铜时代是壮族先民由原始社会解体过渡到方国酋邦社会形成和繁荣发展的时期。

又如，岭南先后发现过一批历史时代的城市遗址，有些城市应当是壮族先民建立的，如越南河内北部发现的古螺城，一般认为是安阳王（蜀王子泮）率军南下在骆（越）王故城的基础上再建的王都。更多的城址，则是中央王朝在岭南各地推行地方郡（州）县制的反映，也是壮、侗等各族先民与汉族先民互动、融合发展的古代社会缩影。例如，《后汉书·马援传》说：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又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可见东汉初期各郡县治所有城邑已是十分普遍。同传又载：马援在平定交趾地区的叛乱后，“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再如，广西浦北县南流江畔的越州故城遗址，就是南朝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越州刺史陈绍伯建立的，在隋唐时期仍然十分繁荣。《南齐书·州郡志》载：“越州，镇临江郡，本合浦北界也。……元徽二年以（陈）绍伯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这是在州县制下，汉地方官统治当地壮族先民的写照。

又如，广西各民族酒文化丰富多彩，在先秦两汉，岭南酿酒业已有较大发展。据蒋廷瑜等诸先生研究，广西武鸣、兴安、恭城等地就出土了一批商周青铜酒礼器。贵县汉墓的《从器志》载有“厨酒十三罂”，还出土一件酿酒工作灶台模型，十分形象地展现了酿酒作坊生产的过程。《楚辞·九歌》记载：广西古越人以肉桂所酿之桂酒在战国时已被楚人用于祭奠之礼。上古汉语又称“酒”为“醪”（《说文·酉部》云：“醪，汁滓酒也。”），而今之壮语的“酒”发音为“lou”，与上古汉语的“醪”（lou，来纽幽部）读音相同，两者当为同源词。这意味着壮族先民应当是中国酿酒的最早发明者之一。

再如，岭南汉墓已经多见有随葬鸭子等家禽的冥器，但还不足以说明谁是最早的驯养者。后来，我们结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就可以确定，最先将野鸭驯化为家鸭的，也是壮族先民，而且家鸭的驯养是由南向北传播到中原的。这是壮族对中国古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4.壮族古代宗教与壮族麽经的研究。研究壮族先民的古代宗教，也离不开考古资料。例如，有学者就指出，左江花山壁画就是古骆越人举行农业祭祀的写照。广西柳江东汉墓出土的神人面具，就是后世壮、瑶先民傩面具的先声。壮族传世鸿篇巨制《麽经布洛陀》，其成书年代和叙事背景，它何时掺入了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因素，还有书中记载的壮族先民的穴居、人工取火、发明冶铜术等等，都必须要结合考古发现才能得到科学的阐明。

5.壮族艺术史与壮族美学研究。广西考古发掘，呈现了大量精美的民族艺术品和音乐舞蹈资料。如各遗址墓葬出土的凤灯、蛙饰铜鼓、筑、弦琴、竹笛、瓷腰鼓等，皆弥足珍贵。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蒋廷瑜、吴崇基的《铜鼓艺术研究》、郑超雄的《壮族审美意识探源》等系列论著。

6.壮族工艺文化研究。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既是古代先民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先民生产斗争和聪明才智的体现，其中的手工艺巧夺天工，门类繁多，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广西工艺文化》等工艺史论著。例如，壮族先民的陶瓷业生产历史悠久，其成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宋代，考古发现的广西陶窑及其产品众多，永福窑田岭出土的瓷腰鼓就是现存之壮族“蜂鼓”。又如，壮族先民的纺织业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广西汉墓出土有多种丝织锦缎和布料，历史上的壮锦对著名的“蜀锦”也产生过影响。而且，两广和越南北部出产的“越布”（细葛布），历代都是朝廷贡品，如有郁林的“龙凤葛”等。今后若进一步加强研究力度，是可以形成壮族陶瓷、玉石、纺织工艺学等研究分支的。

7.壮族建筑文化研究。在新时期壮学发展的过程中，壮族建筑文化研究也异军突起，如有覃彩銮等诸先生撰写的《壮侗民族建筑文化》、《壮族干栏文化》等论著。壮族建筑文化源远流长，今天仍然值得保护、传承和弘扬。《史记·封禅书》曾载：汉武帝统一岭南之后，在京城长安重修柏梁台时，就采纳了越巫勇之的建议，“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乃立神明台、井斡楼……辇道相属焉。”井斡楼就是岭南越人的干栏式建筑，其干栏建筑和屋顶的鸟饰艺术形象已见于骆越铜鼓纹饰，两广和越北汉墓出土的许多干栏建筑、城楼模型冥器，皆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也可为古今壮族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传承发展研究提供直观的实物史料。

结束语

迄今为止，前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就，限于篇幅，广西考古学研究对壮学建立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笔者也实难一一列举。在本文结束之际，笔者最后强调一下今后应当继续努力探索的方向。

事实上，要使壮学发展成为历史积淀深厚、门类齐全、可持续发展的学科，许多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需要继续夯实，许多学术理论问题尚待学者们去继续探索阐明。作为民族考古工作而言，仍然是要将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资料转化为历史性的语言。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是考古专家还需要不断地获取更多的考古新发现，另一方面，多学科的专家在立足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更要进行广泛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不断提高阐明学术问题的能力。因此，不断提升学科的专业化和整体化水平，这是建设新壮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广西学者都意识到，我们在壮学领域的许多专题研究方面，如政治制度、宗教、艺术、物质文化、天文历法、科技等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壮学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扩大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更要加强跨境跨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古今壮族的分布和社会发展是动态的，也不局限于广西地区，尤其是在东亚南部还存在着可以拓展的巨大研究时空。就此而言，今后的考古发现仍将会层出不穷。因此，考古学研究对于开拓壮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深化壮学的研究，仍然将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