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糯稻；发展人类学

[作者]王宇丰，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讲师。广州，51064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5-0064-007

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区之一，栖息着众多的稻作民族，并保存着独特的稻作文化，全球唯一的糯稻栽培圈北半部就位于滇桂黔山区。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力量和统一市场的逐步渗透，今天西南山区的稻作农业格局变得更为复杂，随之带来了一连串冲击和隐忧，值得发展的规划者进行反思和调整。针对“糯改粘”（粘：音zhan，与糯稻相对的非糯性稻种，多为籼型）、“糯改杂”（杂：即杂交稻）等稻种变迁导致的农业发展问题，流行的研究角度有农学、史学、生态学等，但只有人类学和民族学认为这是文化碰撞问题，并通过田野工作来发现和理解族际的文化差异。发展人类学则进一步将发展视作不同文化间的谈判与对话，强调任何发展项目都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实施的，选取该视角能帮助我们全面检视并重新评估农业发展项目对当地自然环境和族群生活的综合影响。

一、西南山区稻作农业的特点

本文所指的西南山区泛指云贵高原上海拔400～2000米的亚热带丘陵区，在云南、广西、贵州及湘西等地均有分布。该区具有土层薄而贫瘠、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质特点和降水较多、阳光较少、气温偏低的气候特点。生态环境因地形差异而呈现多样性，形成了相互区隔的众多小气候带，每个小气候带内都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小生态系统。

滇桂黔山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当地农业的特点。第一，该区采取“丘陵稻作型”生计；第二，稻作农业需与山林保护、水源涵养及鱼鸭养殖结合起来，经营综合立体农业；第三，稻作品种要具备感光性好、抗寒、耐浸、耐贫瘠等特性，同时必须拥有丰富的水稻种质资源以适应多元的生态环境类型。

因此，当地多个世居少数民族在悠久的稻作历史中，不约而同地培育出大量特化的地方性稻种，这些稻种几乎都是高度适应高海拔生境的糯稻。西南山区处于绵延至东南亚的古“糯稻栽培圈”范围内，在外力取缔之前，稻作中糯稻栽培占绝对多数，几乎每个村寨都曾保有几十个传统糯稻品种，每个品种都对应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1979年的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贵州黔东南州拥有糯稻399种，其中性状各异的香禾品种就有20个，今天该州黄岗村仍保存着28个传统糯稻品种。云南则是中国糯稻种植面积最大和品种资源最丰富的省份，据1978～1981年的普查数据，共收集到糯稻品种1351个。以“三江大糯”、“靖西大香糯”为代表的广西地方稻种也是闻名遐迩，1978年仅三江一县就有农家糯稻品种64个。

由于粮作居于农耕民族文化的核心位置，稻作品种上看似细微的糯粘之分却产生了两种显著不同的稻作文化。正是糯稻长期孕育和滋养了西南山区诸多糯食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之区别于汉地和坝区的粘稻文化。这些民族除了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要围绕着糯谷和糯米，同时还赋予了糯以丰富厚重的文化意义。例如：壮族和布依族在“三月三”、“四月八”等隆重节日里必备五色花糯饭，亲友间礼仪往来必备糯米制成的糍粑或粽子，祭祀也只能供奉糯米，因为糯米中的“谷魂”最多，驱邪仪式只能用糯亦因其具有“神力”；傣族不管有多少谷米，只要糯米不够就说“缺粮”，有的傣区还认为“吃糯米饭的就是傣族”；侗族视糯米为富足和安稳的象征，改吃粘米的北侗人会被仍嗜食糯米的南侗人笑称不是“腊更”（侗族人）而是“腊嘎”（客家人，汉族人）。

二、农业发展措施导致的困境

当今滇桂黔山区的稻作农业问题与近代以来的改换粮种政策息息相关。不迟于清初，在官府支持下粘稻从汉地引入西南，并在坝区先行推广开来。进入民国，为了增加田赋收入、强化军粮征收，政府大力倡导“糯改粘”，即转种单产更高且为汉地接受的粘稻（北侗人改食粘米即发生在此期间）。激进的粮作改革措施继续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先是“文革”时期地方政府在推广粘稻时“一刀切”式地强制淘汰糯稻，后有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农科机构和种子商推行“糯改杂”的联合攻势，即大力推广少数几个主流的高产杂交稻品种（此时南侗人也开始改种粘稻）。整个历程一直伴随着推广外来粘杂稻的官方与保卫传统糯稻的民众之间的进退博弈，但总的趋势是糯稻栽培面积萎缩和品种减少。

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知当前困境集中体现于：在遭到当地少数民族抵制的情况下，官方如搁置“糯改粘”和“糯改杂”进程，政府的善意和农业的现代化均无从落实。如继续推行该政策，又要面对改种粘稻杂交稻的地区将受到以下三个层面的冲击。

（一）在经济效益层面，致使增产神话破灭

当初，推行粘杂稻的最大理由就是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粘稻的品种特性和杂交稻中的现代科技含量可以保证实现这两点。可是，外界许诺并未在西南山区顺利兑现。

粘杂稻对温度和水肥要求严苛，在条件好的平坝区的确有显著产量优势（一般可增产五成以上），但在山地栽培却会起反效果。贵州省黎平县农技站所做的产量调查表明，在山地林区冷、阴、锈田中，不服水土的粘稻产量普遍比糯稻低两至五成左右，在其中一类田中竞比糯稻低61.3%。并且，长期扎根当地生境的糯稻表现出远高于外来粘稻的抗逆性和稳产性。当地俗谚就讲“禾田种谷，饿死一屋；谷田种禾，胀死老婆。”（禾为糯禾，谷为粘谷）另一方面，多个品种能够有效分摊因地形复杂、水土各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一块地的偶然减产并不会影响大部分田块的收成。反过来，单一品种的粮食生产体系更为脆弱，不顾因地制宜原则的糯改粘不一定能保障粮食安全，反会带来产量波动。此外，种糯稻的经济收入未必就低，糯谷虽产量较低，但其市价一直比粘谷高。

不仅如此，糯、粘之间纯粹的单产对比还掩盖了整体的真实状况，比如：两者的总投入和总产出。杂交稻种是不能自繁的商品，品种属性不宜稻田养鱼，其高产也建立在施用大量化肥农药和透支地力的基础上；传统糯稻是自留种，种植在一个已很成熟的立体生态系统之中，农林牧副渔间保持着互惠的关系和良性的循环。具体来说，糯稻田可以同时放养鱼鸭，免施化工产品（只需施农家肥）。这样一来，种糯稻不仅节省了购买种子、农药和化肥的成本，而且实现了稻谷、鱼、鸭的多种经营，令其综合净产出大幅超越粘杂稻。罗康智特地在湘西阳烂侗寨做过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种高秆糯稻因适宜稻田养鱼，每亩总收益为1032元；种杂交稻如勉强养鱼，总收益为617元/亩；单种杂交稻总收益更降至496元/亩（均以2006年物价折算）。

显然，如果粘杂稻事实上未能给西南山区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安全的粮食供应，那么大力推行它的合法性理据将不复存在，继续推行势必受阻。当地稻农将怀疑现代科技而重新依靠地方性知识。

（二）在生态效益层面，致使生态环境恶化

粘杂稻的许多品种属性并不利于山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片面追求产量的代价是破坏了稻田与山林、水稻与鱼鸭、生物与水土的和谐关系，结果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物种数量减少。例如：它需要较多阳光，不耐阴，需种于远离树林的开阔地而导致砍伐山林；矮秆，需气促根，不耐长时间深水浸，只能保持浅水，导致涵养水源功能低下；因不耐水浸且需排干晒田而不适宜放养鱼、鸭，导致无动物粪肥，需施用大量化肥；同时缺害虫天敌，需施用有毒农药。林地面积缩减还使得山泉水量下降，导致需蓄深水的糯稻田减少。

许多生态人类学家都注意到西南山地民族的宝贵生态智慧和传统稻作的巨大生态价值。罗康隆和杨庭硕的估算曾得出一个惊人结论，即珠江流域2300多万山区农民的约6000万亩稻田若全种上传统糯稻，则带来的湿地效应可在暴雨季节获得高达200亿立方米的蓄洪能力，几乎相当于另修了一个三峡水库；而在枯水季节也保有20亿立方米的储备，可均衡持续地向珠江下游输水。崔海洋针对同一地区的计算结果则是雨季蓄洪可超过75亿立方米，再加上森林和鱼塘，总蓄洪能力将超三峡水库。

其实，西南山区因引种而致生态灾害在近代史上已有前车之鉴。清政府曾在西南大规模推广玉米，在初期确实明显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公认的一项“德政”。但由于外来玉米的生物属性与当地山区特殊的生态环境不相契合，多年以后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大范围水土流失，直接造成了今天滇桂黔山区的石漠化。这告诉我们，改种粮作是一把双刃剑，大规模种植新作物的生态后果是滞后显现的。

（三）在社会效益层面，致使传统文化断裂

在民族地区推广作物良种不仅是个农业技术问题，还是个民族文化问题。人类学告诉我们，基础的物质与技术层面上的文化特质如果发生更替，将依次引发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变迁。一个作物品种作为一项基础的文化特质，它的消失或转换必将引发连锁的社会变迁，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糯稻代表着丘陵稻作民族的传统文化系统，而粘杂稻象征着外来文化系统。政策强制推行糯改粘、杂将难免引发两种文化间的冲突。

以广西和贵州的南侗为例。首先，糯稻早已深入到侗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敬神祭祖都离不开，并与族群意识紧密相连。淘汰糯稻必将使得侗家的“禾晾”（晾禾架）、摘禾刀、糍粑、甜酒、油茶、“犏米”、“霜降节”、“添粮”祝寿、稻崇拜等一系列特有物件和文化习俗深陷传承困境，因它们的存在和运作都基于糯稻的种种不可替代的特性；同时，支持稻鱼共生的糯稻田在改栽不利养鱼的粘稻后，昔日以鱼为媒的各项习俗也将跟随“禾花鱼”消失，引发新的文化震荡。侗族文化是围绕着稻和鱼的“双核文化”，若“饭稻羹鱼”景象不再，整个侗族的传统文化结构就会在双重震荡下堕入严重危机。陷入类似境况的还有苗、水、壮、布依、傣、毛南、仡佬、仫佬、哈尼、阿昌等多个西南糯食民族。

事实上，广西和湖南的侗寨已难觅“禾晾”等糯文化标志，要外出务工的侗族年轻人也没有条件去种费时费力的糯稻。具有深厚糯稻情结的侗胞本以糯米为主食，自称“糯娃”；籼米则用于交公粮或喂鸡鸭，也被称为“汉家谷”。老一辈侗族人因此将强力推广杂交水稻理解为不准他们吃“人食”，民族情感受到了伤害，他们还担忧新一代不吃糯米饭会威胁到民族身份认同。外人也很难想到，染侗布工艺和“踩宝梁”仪式消失的罪魁祸首会是粘稻——是它驱走了工艺和仪式中必需用到的糯稻及糯米制品。

我们知道，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是全面评估一项政策是否有效的事实标准，由此看来糯改粘、杂的政策效果很不理想；也说明糯改粘、杂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或农业技术问题，而且是生态环境问题和民族文化问题。这迫使我们对该项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呼唤面向发展实践、兼具宽广视野和深邃洞察力的新角度。发展人类学就是这样一个视角，它完美地结合了理论反思和实践行动，擅长于评估并改善族群或区域发展项目。

三、发展人类学的反思

在发展人类学看来，发展总是在具体而特殊的文化情境中开展的，它并非一个公式化事件，发展项目即是族际间文化碰撞和对话的过程。因此，在实施“糯改粘”和“糯改杂”之前必须看到外来粘稻文化与本地糯稻文化的不同，而理解该文化差异是发展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在宏观上，发展人类学家探询：确实需要发展吗？若需发展，那究竟是谁的发展？有没有另一条发展道路可走？微观上则关注：发展项目如何运作？它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何影响？为何项目执行未达预期目标？等等。

（一）到底是谁的发展？

具体到糯改粘、杂，该问题就变成了淘汰糯稻的“良种”到底是谁的良种？或者说“良种”的“良”是对谁而言的？这里的“良”已不是客观、固定的科学概念，而是随主体情境不同而变化。如上所述，实施的结果是：除了平坝区之外，增产增收目标落空，并搭上了巨大的生态后果和社会文化代价。看来，粘稻和杂交稻似乎并非滇桂黔稻农的良种。

再退一步说，即使改种对当地人民并无明显补益，但推广后若能利于国家大计，仍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发展政策。政府有着很好的出发点，将之视为农技下乡的“民心工程”和帮扶生产的“惠农措施”，同时将实施依据与某些宏大叙事结合起来，“保障粮食安全、缓解人口压力”就是其中一个常用叙事。但田红等发现：从清代乾嘉、咸丰，到民国抗战，再到“文革”、改革开放，历史上西南山区的糯改粘政策有五个推广高潮。其中，乾嘉年间和改革开放后都是全国粮食供应十分充裕的时期，并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中间三个阶段正值全国局势混乱，但滇黔桂山区本身仍然保持人少地多的状况，即当地并没有缺粮的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力推糯改粘的动因其实与人口压力、全国粮食供应形势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和局部的政治经济形势。况且，局部地方的暂时政绩可能在若干年后转变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很难说有利于国。

该项政策真正的受益方除了当地基层政府、农业管理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之外，还有种子制售商、农资经营商、农科研究机构。封闭山区本是自然经济的最后堡垒，而方便交易的大宗粘杂稻是市场力量攻陷它的利器；而农业科技界也是操控农民应该如何种田的知识霸权。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以居高临下的科学观念为依据的农业技术革新“不仅仅是生产的战略，也是控制和占有的手法”。在所有政策相关方中，政府官员通过行政命令、种子商人通过专营渠道、科研人员通过专利垄断牢牢把持了主动权；而本应作为发展主体的稻农地位反被边缘化，“为自己生产”变成了“为他人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沦为发展的受害者。

在这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早有教训。例如，印度卡达旺迪村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引进了杂交稻种和转基因棉种，广泛种植后，引发了诸如债务加重、环境污染、化肥农药依赖、女性地位下降、传统农艺失传等深刻的社会生态危机，村民命运被操在孟山都等大财团之手。披着先进外衣的现代科技正无情地排斥着世界各地的地方性农业知识。这类地方性知识本为农民所有，并赋予他们一定的地位、尊严、与外界谈判的能力。

（二）政策是如何实施的？

地方政府多以“一刀切”的方式大规模地革除旧品种。“文革”期间西南地区曾强制性地推行“糯改粘”，已经插上田的糯稻秧苗都要耙掉以改插粘稻，违令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近年来行政强制少了，但唯产量论的影响依旧，官员仍以种植面积和收成上的糯消粘长为政绩。

观念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实施方式。当前的主流发展观是一种生产效率至上并奉西方科技为神圣的进化主义思想。如此一来，外来的粘稻尤其是杂交稻代表着先进与科学，而传统稻作模式被斥为落后与过时。这正是农业科学家、政府官员、农资商人、媒体记者等共同建构的舆论基调，当中没有照顾到糯稻中凝结的民族感情和文化。既然认为传统糯稻生计是不科学的和落后的，当然就应当全盘否定和彻底淘汰，这就为激进的强制推行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

发展人类学家不被表面的增长数字所迷惑，而是借助项目民族志等定性研究方法和丰富知识储备去揭示那些易于被经济学家和农技人员忽略的重要方面。他们认为：现代科技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智慧，也非不经本土化就可以强加给世界各地原住民的知识。应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智慧，这类地方性知识成果往往经历了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经验总结和不断提炼，与当地的特殊背景长期互动并深度磨合，而成为最适合解决当地人某方面问题的策略。联系到稻种更替，发展人类学家指出：粘杂稻和糯稻并非纵向进化上的优劣关系，而是横向上相互竞争以供农民自由选择的平等关系。事实上，云南哈尼族的山林一梯田稻作模式、广西和贵州侗族的稻-鱼-鸭-林共生模式等都是生态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人类学主张发展规划者要倾听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多方声音，在地方性知识面前保持谦逊的态度。一些发展人类学家作为理解当地文化的他者，选择了代弱势的当地农民群体发声，另一些则认为自己并无权力代言。如能超越主流观念和狭隘利益的束缚，我们可以发现要推广的新良种也许是可怕的“生物污染”，而要淘汰的旧糯稻却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的现代科技农业和地方性、个性化的传统生态农业应该可以共存，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种田选种上一味追求“大一统”的本质是生物上的“纳粹”主义，结果只会激化与生态和与文化的矛盾。

（三）为何政策未达预期目标？

“糯改粘（杂）”政策的初衷是农民增产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但实际上却出现了三大负面的非预期效果，尤其是“扶贫”只扶到了本并不贫的商人和专家身上，使得政策实施陷入困境。通常我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社会文化结构都是非常复杂的，政策制定者很难完全了解其中的错综关系和众多变数，导致政策执行时总会冒出意想不到的种种问题，结果不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

发展人类学将之解释为本文没能顺应情境。人类学家能区辨发展项目的两大部分：在一般意义上的文本（text）与在特殊意义上的本文（texture）和情境（context）。一个发展规划具有独立于具体情况之外的运作程序和技术结构，即文本；文本在方式上的具体表现被称为本文，如项目推行力度大小、是否强制等；而实施发展规划的具体文化背景则是情境。相对于管理学家只考虑文本，人类学家意识到发展项目虽始于形式化的计划，但它会迅速转化为实质情境。同一个文本，因情境不同，与之相适应的本文选择就不同。南方汉人以粘米为主食，但粘米并非汉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允许实施力度较大的水稻改种措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以糯米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该文化情境决定了不能强制推行糯改粘、杂。

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发展决策缺乏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参与协商，而只是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糯改粘、杂的政策出台就没能倾听稻作生产主体——当地农民群众的想法和意见，而由外界单方面地代稻农认定外来稻种一定能促进发展、利国利民。不难理解，一项没有农民参与和支持的农业政策，是难以成功的。

为了令政策目标能顺利达成，发展人类学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并引入参与式（panicipatory）发展的理念。一方面，政府常考虑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发展大计，人类学家则擅长于从事微观层面的社区工作，两者高度互补。另一方面，通过当地农民、政府、商家、农技科研部门、学者及媒体等相关各方的共同参与、反复互动，努力协调和化解对立，逐步建构出一个共同认可的、既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又不妨碍农业经济发展、既尊重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和意愿又能顺应不可避免的全球现代化的农业政策。“参与式”理念使发展规划者跳出了民族中心主义窠臼，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深入田野了解地方性知识、当地居民的真实需要和意愿，使之与现代科技知识、政府政策目标融合互补。其核心是向发展主体赋权（empowennem）、由当地人主导、并与参与各方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四）有无另一条发展道路？

美国发展人类学家博德利（John Bodley）归纳出全球粮食生产体系的三个模式：人口压力模式、最优模式、安全生存模式。前两个模式均追求效率，认为每单位空间必须生产越来越多的食物以应对人口增长的压力，并尽可能地采用最节能省力的新技术。由西方发明、依靠现代科技、在我国汉族地区行之有效且正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的那套农业生产方式就属于本模式；相较之下，侗族等西南山地民族的传统农业经济则属“安全生存模式”的典型代表。此模式最关心的是群体长远的生存安全，面临生存危机时将不惜成本地做出有利于安全的决定，遵从风险最小化原则，追求以最小的努力去维持尽可能稳定的生存。三个模式代表着三条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

文化情境的差异决定了发展道路的分歧。鉴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不认可，在西南山区施行的“糯改粘（杂）”政策有待于从客位强推调整为主位自决。要现代化，但更要由当地少数民族自主选择一条适合自身山区实际和文化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要发展，但不能由外界单方面来定义什么才是发展。

四、结语

西南山区稻作农业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综合系统，我们看到其发展困境中交织着政治经济与生态文化、传统与现代、本地与外来、地方与国家、长远与当下、多元与单一、可持续与不可持续等诸多矛盾，迫切要求我们从多元视角去探讨、从新锐视角去突破。经济学能看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紧迫性；农学能看到传统稻作生计的低效性；生态学能看到山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而发展人类学以其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兼能看到：原有传统稻作生计的可持续性，西南山区的生态一粮作品种一民族文化多样性，依赖单一作物品种的粮食生产体系的脆弱性，农业发展政策非预期效果的滞后性，发展项目的文化情境性和共同建构性，还有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在农业发展中的主体性。同时，该学科的应用导向又能为走出困境提供知识与方法上的有力支持。总之，发展人类学能在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两方面为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做出贡献，人类学家应该成为发展规划团队中的一员，以便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付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