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参与设计核潜艇、核研究堆。退休后，我开始探索利用中子俘获疗法治疗脑瘤的医院中子照射器。20多年过去了，我国第一位癌症患者可望很快接受中子俘获疗法临床治疗。但我有一个梦想：将来我国能有一艘核医疗舰船，里面放着治疗癌症的中子照射器，代表联合国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为全世界的癌症患者服务。

我喜欢并坚持在基层单位科研第一线，无论是退居二线，还是当选院士，都不能改变我对客观、对事实、对真理、对科学的探究与坚持。

核反应堆分两种，一种是产生动力和能量，也就是应用在核电与核潜艇上的技术；另一种就是提供中子，主要是核技术应用。核工业二次创业期间，我在原子能院主持民用微堆的开发，平时比较关注国际上研究堆的发展方向，发现国际上每隔10年，中子技术的应用都会有一次从科研到生产力的转变飞跃。到了90年代，我退休了，正好潜下心来摸索中子俘获疗法，使核能造福人类，也可以直接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1955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关村近代物理研究所后，钱三强先生组织大家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居里夫人》。影片里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细嫩的皮肤被灼伤，居里先生跟居里夫人说，既然射线能把好的皮肤辐射烂，那反过来，也一定会把癌烂的皮肤辐射好。我想，居里夫妇提炼镭，研究核科学，最终是为了使核科学、核技术来造福人类。当时，我就想过核科学怎么能为老百姓直接做点事情呢？50年过去了，直到2006年我研制治疗癌症的医院中子照射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才刚刚接近电影里说的那个道理。

目前，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科研本身，而是这项课题在我们国家尚未引起重视。医院中子照射器的临床事务，更多是依托北京凯佰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小型民营企业；另外，大陆只有我们一个自发的多家联合团队在做这项科研，迄今没有国家的相关发展计划、临床项目与资金支持。国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子俘获疗法就已经发展了，到现在，在西方国家，这项科研发展很快，美、欧、日等国都曾有十多座研究堆为百姓治疗。当前，国家和行业没有更多的精力来投入，但如果我不坚持的话，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技术上将会大大落后于世界，我的坚持，至少填补了核行业里这个课题的空白。老百姓的迫切需要的方向，也是我努力追求的方向。所以，别人理解不理解我并不重要，有方向，我不需要别人的理解。

这一路走来，帮助我的人很多，这里面有国家部委，有中核总，有长期协作单位，有我所在的中原公司，还有很多老领导、老院士、老专家、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等等，二十多年来，是大家一起推进医院中子照射器的科研发展。

2001年2月20日，我们应约与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商议医院中子照射器建设事宜，他跟我说，美国的脑瘤专家来天坛医院，想让天坛医院每年送30个脑瘤病人去美国接受中子俘获疗法的治疗。王忠诚拒绝了美国专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技术？“所以，你的东西既要好又要快，像γ刀一样放在天坛医院，北京市我可以去跑。”这句话深烙我的脑中。

做科研是需要资金的，我们中核总及中原公司为建设医院中子照射器，多次向国家提出申请，都未能获批。为争取时间，只能依靠一家民营企业来合作，就是北京凯佰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总，他的母亲和第一任夫人都死于癌症，所以他很支持我的科研项目。

资金筹措之前，我曾给中组部写了一份信。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了中组部的回讯。中组部的两位领导在我的办公室，明确告诉我，中央支持利用民营企业资金开发科学技术的实践。这次谈话之后，我就放心大胆地依靠民营资金投入科研与建设。

从毕业到退休，60年里，无论是对潜艇核动力堆本体的早期研究，还是生产堆、研究堆等堆芯与燃料元件的研究，都是接受组织安排的。这一次，医院中子照射器的研制，是我依据自己对核科学发展判断，作出的一个自我兴趣的选择，坚持做下来，看到了成果。能使核科学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这让我很欣慰。

实事求是讲，我们国家和整个行业对核技术应用的重视还不够，中子俘获疗法的研究，迄今国内涉足者寥寥。希望国家和行业能重视医院中子照射器的这项可以造福人类的研究，不应该长时间由民营企业来主导开发，核技术应用的科学发展是未来的方向。对于下一代科研工作者，我希望他们不要只立足于眼前利益，科学家应该有理想、有梦、有情怀。但梦，不是想，而是做。

做事情，要有恒心。对事业，要有忠心。我想对当下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说：“听从自己的内心，要简单，能包容；不要在乎一时得失，要执着，能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