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

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是1995年的12月15日，在新加坡的Istana王宫独家专访他。我们开始时用中文寒暄、话家常，但一谈到哲学和政治的抽象观念时，他就立刻改用英文。

他说其实自己非常重视中文，坚持每个星期六都上中文课，由专门的老师补习。他说他看好中国的发展，尽管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被西方指责，但他在专访中表示：“只要中国保持15年到20年的和平稳定，让经济发展，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0年后的今天，重读当日的对话，就觉得他的判断非常精准。看到中国在稳定发展中带来的和平红利，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高铁大国，并且要从昆明建造高铁到新加坡。最近由中国牵头的亚投行更突破了美国的金融垄断，影响21世纪的未来。

而中国这20年来的发展，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新加坡，就是如何实现高度的效率和繁荣的经济。新加坡强调良好的管治，重视效率与竞争力，在全球化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体现“大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老百姓解决生活的种种问题。

这也是政治学者所说的威权主义，重视“社会第一，个人第二”。李光耀反对“西方式民主”和“绝对的自由”，指出实施英美式民主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陷入秩序混乱和经济不佳的困境。

但李光耀重视社会公正，他在专访中说“政策的试金石是看实际执行的成绩”。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就是典型例子，它让八成多的新加坡人都可以“居者有其屋”，而背后是政府强大的管理能力，避免让住宅成为炒作的商品和财团垄断的工具。

中国发展的路径，也要面对社会公正的呼唤。新加坡的法律，重视程序正义，更雷厉风行，反贪反腐，从而化解反对派的挑战。这和今天中国的反腐形势，都若合符节。

多年后，李光耀的历史轨迹成为中国发展的启示录。（摘自《亚洲周刊》）（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