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艳红

摘要：俄远东开发初期，当地居民生活必需品匮乏，中俄两国陆续签订通商条规，中俄边境易货贸易随之兴起，旅俄华商由沿江地区向俄中、西部地区发展，足迹遍布俄国各地。19世纪末旅俄华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20世纪初，俄国开始排挤、驱逐华商，其贸易活动逐渐走向衰落。旅俄华商在为俄国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也为中俄两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俄国；华商；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5-0080-04

本文所限定的旅俄华商为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到俄国谋生、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中国人。1858年《瑷珲条约》规定：“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居住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随后，两国陆续签订一些通商的条规，其中规定：通商后两国人民卖货，俱不征税，保护当地居民交易并允许两国臣民越过国境100华里（35英里）进行自由贸易。受这些政策的影响，两国边境开放，边民贸易频繁。19世纪60年代，在远东开发的初期，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满足俄国移民的生活所需。可是俄远东地区物质匮乏，粮食和日用品奇缺，居民所需物品大多从中国输入。另外，俄国远东地区的贸易发展缓慢，从工业中心城市运来的商品因路途遥远价格不断提高。这时，华商利用俄国远东地区商业不发达的契机，为俄国当地居民和华侨输送所需商品。在最初的20年里，每年都有来自山东、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地的华侨走出“国门”到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商品贸易活动。

一、早期旅俄华商的经贸活动

（一）华商的籍贯、分布及类别。十月革命以前，在俄华商来自国内各省，按原籍分为四大帮：山东为东帮，河北、东三省为北帮，江浙为南帮，广东为广帮。在四大帮中，山东商人无论是在店铺数目、从业人数还是资本额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是在俄远东华商的主体。

1885年，曹廷杰将远东华商分为三类：一类为各立门市坐贾营生者，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红土岩、双城子（乌苏里斯克）、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彦楚河五处，共计大小商店三百余家。第二类名虽坐贾，实则行商者。此类华商自三姓（今依兰）贩运货物，通行黑龙江至东北海口，行乌苏里江至穆棱河以上，共二百余家，皆于沿江盖有房舍，以货物易各处鹿茸、鱼骨、狐皮、貂皮等，分售伯力、三姓等处。第三类为自三姓往乌苏里江、黑龙江以货易货春去秋回者，每年亦有千余人。第一类属于坐商。坐商就是自己开店，经营买卖。第二、三类属于行商，主要是通过从中国采购各种商品，贩运到俄国，再收购当地的产品卖往中国，也有贩卖私酒的，把禁运的白酒偷运去俄获取高额利润。

（二）华商经销商品种类及经营方式。华商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今新西伯利亚）等俄国较大的十几座城市里都设有商行，销售中国的丝绸、茶叶、大黄、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和生活必需品，买回俄国的金沙、呢绒、皮货、毛毯等。

华商中以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为主，他们采用赊账、代销、易货等各种灵活手段，生意做得很红火，在商业和企业经营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海参崴的中国商店数量与年剧增，华商广泛从事小本生意。1893年11月1日，南乌苏里地区的长官在给滨海省驻军司令的第9763号报告中说：“中国人在我境的企业犹如一个庞大的网络，笼罩了全省。在这个网络中有一个巨大的中心商号在海参崴，它的年交易额在10万～15万之间。由此向各处辐射，设立了一些年交易额在0.5万～1.5万的支店。同样，这些支店又分设一些年交易额在0.1万～0.5万之间的小铺，最后还有赚点蝇头小利的小挑贩。”。华商在远东阿穆尔省、滨海省建立的小零售商店和经营网络延伸到俄远东地区最遥远的角落。

华商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华商之间联系非常密切，统一商品价格，低价销售商品，低工资雇佣劳动力。为了减少开销，一些店铺老板和雇佣的劳动力生活在一起，把支出费用降到最低点，具有俄国商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俄国各大城市包括乌苏里地区都有华商向外贷款。一些较大的华商企业以信贷方式支持那些在俄国市场尚未站稳脚跟并随时都可能面临破产危机的小型企业。

由于华商经营的企业具有资金周转灵活、薄利多销、雇佣劳动力工资等支出成本较低等优势，俄国企业无法与之竞争，华商零售批发业迅速占领并垄断远东市场。在1883-1893年间，尼科利斯克一乌苏里斯克地区共有20名俄国商人面临破产，被迫关掉自己的企业。与此同时，华商新注册了69家中国商店。

（三）华商在海参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参崴是俄国远东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华商数量居外国人首位，与各国相比，资本最多，商号最多。“我华民在崴之贸易资本额，计一千数百万，较各国为巨”。清政府档案记载：1881年，海参崴地方有华民六七千人，该处工商民户，中国人十居七八。

据俄资料记载：1893年，在海参崴有中国小店铺127家，俄国店铺23家。1909年，在海参崴有中国店铺447家，俄国店铺99家，到1910年，双方的数量分别为625家和18l家。而在1883年以前，这里尚无一家华商的店铺。1909年双城子有华商店铺245家，俄国店铺48家；到1910年，这里的华商店铺为272家，俄国店铺106家。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1917年的商务报告中称有华商店铺121家，在伯力华商店铺的从业人员共计695名，山东籍华商最多，为663名，占95%；奉天、直隶、吉林三省华商店铺拥有的从业人员仅33名。

从资金总额统计资料可见华商经营规模。吉林省档案馆《驻扎海参崴总领事官呈报该地及领辖各处华商大略情形》记载：据1908年不完全统计，20万资本以上华商共有十六号，2万资金以上华商约有百余号，千元、百元以上者约四五百号。而俄方资料显示：1877年底，南乌苏里地区和海参崴港口的居民数达到15106人。按贸易额计算，每位居民每年花费近20卢布来购买中国的商品，当时南乌苏里地区只有26名俄商，可见该地区的贸易都掌握在华商手里。华商在海参崴商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参崴商业的盛衰是以华商的盛衰为基础的（见表1）。

国内土特产在华商店铺的销售额约占20%～30%。以山东肉牛为例。多年来，山东省胶州湾、威海等地的肉牛因肥壮、重量足、肉味鲜美而久负盛名，每年大量向海参崴输出。1904年，山东向俄国出口肉牛达2000头，1909年高达5252头，且多输向海参崴。

由于贸易量增大，华商有出口专用的码头，有30余艘载货30吨的大型商船，年经营出口货物总值在5万卢布以上。其中，仅1878年就达到83350卢布。有资料统计，俄国企业的流动资金约9亿卢布，而华商的流动资金仅相当于俄国企业的2.6%。这不意味着华商企业作用的降低，尽管在贸易额上华商较少，但在企业的数量上却占有绝对优势，一些走街串巷，从事小本生意的华商早已深入俄国商人还未光顾的偏僻乡村。

（四）俄国远东滨海地区华商的烧酒作坊发展迅猛。在寒冷潮湿的远东滨海地区，烧酒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年消费量较大，华农和作坊主则成为当地烧酒的最早供应者。烧酒作坊一般都建在华侨承租的土地上，通常与农舍毗连。1878年，在南乌苏里地区共有126家年产量超过63320升的烧酒作坊，在各行各业中有97家年营业额高于33670卢布的企业。1879年，南乌苏里地区有128家年产量超过64840升的烧酒作坊，北乌苏里地区有35家酿酒厂。酿酒产业发展态势好，从1887年到1906年，乌苏里地区酿酒厂由143个发展到204个，白酒产量从75290升提高到107120升。自1879年起，南乌苏里地区每年白酒的产量就已经达到当地居民人均16瓶的程度，酒精度为50～60的白酒在当地售价15～20戈比。

华商在俄远东地区广泛生产和销售中国白酒，严重阻碍了俄国酿酒业在当地的发展。从1907年起，俄国政府尤其是国家的监督机构明令禁止华商生产和销售白酒，开始强拆华商的酿酒厂，没收他们商店里的库存酒精，并把为生产白酒而种植高粱、小米、小麦的土地收回。此后，华商酿酒厂的生意遭到严重破坏。

（五）华商在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经营广泛。早在19世纪中后期，中俄两岸居民由最先的集中经商改为分散自由经商，于是华商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自行选址，进行贸易活动。黑龙江沿岸地区的俄国人用皮货、人参、鹿茸以及其他商品向中国人换取酒精、鸦片、便宜的装饰品和日常用品。类似的不等价交换为中国商人带来丰厚可观的利润，易货贸易迅速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黑河对岸的海兰泡华商经营活动广泛，到处可见华商开设的店铺。据《瑷珲县志》记载，有华商经营的店铺500余家。

华商进货渠道非常广泛，从国内外均可进货，品种繁多。如和盛义经营的商品大部分从哈尔滨、天津、青岛、上海进货，有的从日本大阪通过海运进货。俄布拉戈维申斯克还有很多中国的手工业者，开设皮鞋店、成衣铺、帽子铺、照相馆等。

从表2中可以看出，滨海地区华商人数要比俄商人数多；而阿穆尔省则相反，俄商人数要比华商人数多。1910年资料显示，俄阿穆尔州共有67家流动资本超过2644000卢布的华商企业，滨海地区有1078家流动资本过3643020卢布的华商企业。与此同时，该地区还新成立了1144家流动资本过24987920卢布的俄国和欧洲企业。从这些比较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企业规模较小，每位华商平均只有3192卢布的流动资金，俄国商人是21755卢布。俄国商人的数量多于中国人。尽管如此，华商企业在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六）中俄界江的舢板交易。华商还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边广泛开展舢板交易。华商在松花江沿岸的三姓、白都泊（今松原）等地居住，雇用船员，管理舢板，为舢板贸易提供资金支持。这些舢板把农产品沿着黑龙江运到俄国华商居住地。1893-1895年，从东北出发的中国舢板沿着松花江，为俄伯力运输小麦、大麦、高粱、粟米、豆类、面条、油、烟草等等。每年松花江上的舢板交易给黑龙江沿岸的俄国居民运去819万公斤的产品。1894年，通过舢板向伯力运送了268.6万公斤的农产品，第二年增长20%。从伯力出发的舢板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把货物运输到俄国其他居民点，与当地人进行交换。

华商促进了俄国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刚性需求。从1907年起，华商的经营活动开始呈现衰弱趋势，其原因在于大量的华商店铺、仓库以及类似的贸易企业受到俄国更加严格的检查，经营者要提供产业活动的私人证明以及卫生许可证明，一些华商被迫关门。加之受欧战影响，大批华商回国，华商人数锐减。

二、旅俄华商在祖居地和旅居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华商促进了祖居地的经济发展。有实力的华商不仅开设总店，还设立分店，楚彦河的吉林籍华商刘福一家就有多处分店。1907-1911年间，每年由东北向远东输出面粉和牲畜等大宗货物不下1500万卢布，而由俄境输往东北的商品只有300万卢布。随着华侨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大，其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许多人从小商小贩逐渐发展为实力雄厚的商业资本家。如伯力的纪凤台、叶华林等人因合资生产啤酒，每家不仅积聚数万俄国羌贴资产，还在伯力、海参崴、哈尔滨等城市购置大量不动产。

随着华商经济活动的发展壮大，他们向国内汇款逐年增加。据俄方统计，1889年滨海省华侨的资金汇兑额为1579675卢布，1893年增长到4010228卢布，增长了1.5倍。1889-1893年，汇款总额13594347卢布，年平均汇款2718869卢布。华侨汇款的主要方向是山东。另据《远东贸易报》记载：“山东地方，向称人民输出货物在西伯利亚，为有名之地。每年由此人民寄归金额甚多，烟台市场，现存俄币约4万元。华商还促进国内地方经济的发展。他们不忘祖国和家乡，回国后大力发展工商业，如黑河旅俄华商毕凤芝、邵宗礼、金秉恒等时刻不忘家乡，把赚到的钱都投入黑河早期的经济建设中。他们兴建大片房屋，投资建厂，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创建旅俄华侨联合会的刘泽荣的父亲刘峻周就是爱国华商的杰出代表。他早年受俄国政府之聘到高加索阿札里亚指导种茶，是阿札里亚种茶的创始人，苏联政府于1924年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1924年他放弃优越条件回到阔别30年的祖国。

（二）华商促进了旅居地的经济发展。华商在远东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解决了俄国居民的生活所需，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为远东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09年到1910年前后，华商总体经济实力已经占当地经济总量的1/3强。

1909年和1910年华商经济实力情况和当地俄国人及其他国家侨民经济情况参见表3。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本来就落后的远东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从中国进口商品成了远东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哈尔滨海关下属同江、瑷珲、绥芬河、满洲里各口岸土豆出口的主要方向是俄国远东，1914年哈尔滨海关出口总值16486849海关两，1915年上升到19967804海关两，1916年为320413021海关两，1917年为30775426海关两。1917年与1914年相比，出口额增加了87%。

[责任编辑：白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