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超

进入到1944年以后，敌后抗日战场的形势有了全面好转。各个战略区，包括新四军在内都已经取得了对日伪军的主动权，并已开始进行局部的反攻作战。但当时日伪军仍然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我军的局部反攻作战往往是与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交织在一起的。葛庄伏击战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的。

1944年上半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先后进行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使日伪军遭到严重打击，仅被歼灭的伪军就达14000人以上，夺取日伪军据点200余处。我军局部攻势的胜利，引起了驻山东日军的极大恐慌。为了实施报复，同时也为了阻遏我军攻势的发展，日军开始策划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扫荡”。

1944年8月中旬，日军调集第59师团2个大队、独立步兵第1旅团4个大队各一部、独立混成第5旅团2个大队、第65师团1个大队，外加各路伪军共计10000余人，在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的指挥下，兵分13路开始“扫荡”我滨海抗日根据地，企图合击位于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和正在参加军区军事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同时摧毁滨海军区后方基地以破坏我方反攻准备。在日军出动之前，其还派出驻日照的日伪军600余人进行佯动，扬言要“扫荡”日照以北地区。

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的罗荣桓，当时正率领军区机关驻在滨海根据地内。从红军时期就久经战阵的罗荣桓很快察觉出日军声东击西的阴谋，立即决定军区机关和参加军事工作会议的人员迅速南下，进到鲁苏交界地区与日军周旋。同时，罗荣桓命令滨海军区和邻近的鲁中军区立即开展反“扫荡”作战，胶东军区和渤海军区则乘日伪军抽调兵力“扫荡”滨海的有利时机，立即展开秋季攻势，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作战。从这一部署可以看出，罗荣桓决心以滨海军区反击“扫荡”之敌，而以邻近的鲁中军区部队支援滨海区的反“扫荡”作战，其余2个军区则利用日军注意力和兵力集中于滨海区的有利时机，发动秋季攻势进一步打击当面之敌。

日军于8月21日开始向我滨海军区推进，实施分点合击，但连续多次合击均扑空。随后，日军开始进行“清剿”，主要是破坏滨海军区后方设施和掠夺物资、牲畜，并抓捕壮丁。我军区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事先转移至外线，除了在外线打击日伪军外，还派出部分部队挺进内线，组成3个反“清剿”区。每个反“清剿”区内配备约1个团的兵力，在民兵配合下打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

8月26日，滨海军区北部根据地莒南县大山一带，我方来不及转移的1000多名群众和军区野战医院数百名伤员被日伪军包围。罗荣桓立即命令滨海军区第6团火速前往救援。该团2连在团长贺东生率领下与20倍于己的日伪军激战，打退敌多次进攻，击毙日伪军80余人，掩护群众和伤员南撤脱险。该连牺牲30余人，其中2排5班战至弹药打光后全部跳崖牺牲。此时，日伪军在我根据地内既找不到我军主力，又因连续遭到我各反“清剿”区的打击，加上我方实施坚壁清野而吃喝困难，被迫于8月29日开始陆续撤退。至此，我滨海军区取得了反敌13路“扫荡”的胜利。

就在滨海军区取得反“扫荡”胜利、日伪军开始被迫撤离之际，罗荣桓命令鲁中军区、滨海军区和鲁南军区派出部队截击撤退的日伪军，夺回被抢走的物资和牲畜。本来就担负配合滨海军区反“扫荡”任务的鲁中军区主动抓住有利战机，展开了对撤退日伪军的又一次歼灭战。

9月2日，从滨海区撤退的日伪军一部约2500余人，从莒县出发准备沿着沂水至博山公路向北撤退。当日晚，日伪军在沂水城东南方的四十里铺一带宿营。得到这一情报后，我鲁中军区为了对后续作战行动创造条件，同时也为了查明敌情，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宿营的日伪军。在这次夜袭行动中，俘虏了一名伪军。据其交待：这股北撤的日伪军分为2路，其中左路为伪军第3方面军吴化文部第47师4个营和独立第1旅陈三坎部等，共计1200余人，撤退路线为由沂水城以西渡河回撤;右路为日军第59师团第43大队（因大队长为草野清，所以也称为草野清大队）450余人，加上滨县伪警备队300余人和吴化文部47师200余人，共计1000余人，准备沿沂水至博山公路北撤。

通过被俘伪军的供述，我军已经基本掌握了这股日伪军的兵力配备情况和撤退路线。这股日伪军兵分两路孤军深入我根据地内部，其选择的撤退路线沿途山峦叠嶂，而且青纱帐正值茂盛之际，整个战场态势对我有利。因此，军区政委罗舜初和参谋处长胡奇才随即决定歼灭这股日伪军。

9月2日下午，各参战部队指挥员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埠前村召开了作战会议，部署有关作战行动。此次作战行动，鲁中军区调动了军区直属的第1、第2、第4团和特务营，以及第4军分区12团和警卫连参战，并有部分其他部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作战。第4军分区12团是在时任军分区司令员的孙继先率领下参战的，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将位于沂水城以北沂河两岸的葛庄一带作为伏击地域。葛庄位于沂水城西北20km处，西、北两面靠山，东面是金牛官庄，地形十分险要。以葛庄为中心，从东到西是长1.5km的一片狭长洼地，东临跋山，西面是乔山和松山，南面则是无儿崮，北面是通往卞山的一条山沟。这样的地形，日伪军只要进来就很难全身而退，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经过研究决定的作战部署如下：第1团在葛庄以东跋山一带金牛官庄公路两侧埋伏;第2团的伏击阵地位于葛庄以西乔山坡李家营一带;第4团1个营和军区特务营埋伏在沂河南岸草沟附近地区;第4团1个营和第4军分区警卫连隐蔽于葛庄西南无儿崮和河套村;12团则位于葛庄北侧乔山坡一带。此外，鲁中军区还以一部兵力在莒县至沂水间的四十里铺一带隐蔽警戒，准备阻击莒县可能来援之敌，掩护伏击部队的两翼安全。

就在鲁中军区部署葛庄战斗之时，军区指挥员突然获悉由莒县出发沿莒县至益都公路北撤的日伪军800余人，已于9月1日晚在柳树头一带宿营。这股敌人距离我方预伏阵地较近，战斗打响后有可能对我作战行动造成一定的干扰和威胁。我军随即于2日晨向其发动攻击，以一部分主力部队突然向这股日伪军的侧后发动突袭，造成这股敌军一时首尾难以相顾，只得退守杨家庄。战至下午2时，这股日伪军在我军的紧逼下经沂水县马站、穆岭关向临朐方向逃窜，退出了战场。至此，该敌对我葛庄伏击战的威胁终告解除。

那边经莒县撤退的日伪军遭到我军打击后已经逃出了战场，而这边并没有感到什么危险的草野清大队和伪军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北撤。9月3日晨，这股日伪军分两路沿着沂河两岸开始了北撤行动。因为两路日伪军是隔着沂河分头撤退，因此葛庄伏击战的战场也分为两处。

首先来看一看全部由伪军组成的左路敌军的情况。这支伪军部队出发后，先是由沂水城西面渡过沂河，然后向着西北方向前进。该敌不与右路一同撤退，一方面对日军草野清大队可以起到侧翼掩护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道路狭窄难以同时容纳这么多部队撤退的缘故。左路敌军行进到下午，到达草沟、岳庄地区时，遭到在此地设伏的我军第4团1个营和军区特务营的迎头痛击。八路军以一部兵力占据草沟以西的高地从正面阻击敌军，主力则迂回至其侧翼发起猛攻，将伪军全部压缩到沟内。伪军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而且多次向我阵地发动反击。我军先后击退伪军发动的规模在100人到400余人的4次冲锋，挫败了伪军突围逃跑的企图。

战至下午16时，伪军眼看突围无望，只得退到西草沟庄内构筑工事进行抵抗。跟踪而至的鲁中军区部队于18时发起总攻，很快突入庄内与伪军进行激战，歼灭了部分伪军部队。随着我军攻势的加强，伪军逐渐感到支撑不住。他们发现突围继续向北撤退已经不太可能了，只好调转方向改为向东南方向突围。伪独立第1旅旅长陈三坎集中2个营兵力进行突围，终于在4日12时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始向沂河方向逃窜。我伏击部队立即展开追击，一直追到沂河岸边，将逃敌大部歼灭。伪旅长陈三坎也被我军击毙，1200多伪军最后只有200余人逃回莒县。就这样，左路敌军已经全部崩溃，且大部被我军歼灭。

与左路伪军同时出发的右路敌军，也按照原计划沿着沂（水）博（山）公路向北撤退，并于3日14时进入到我军的伏击圈内。早已严阵以待的我军部队随着指挥员攻击命令的下达，立即从三个方向向日伪军猛烈射击。原本按照队形行进的日伪军顿时一片大乱，但很快就在日军大队长草野清的指挥下稳住阵脚开始了反扑。草野清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向西撤退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命令部队掉头向东南方向抢占阵地准备固守待援或伺机突围。此时，日军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迅速抢占周围的有利地形。草野清一面命令炮兵向葛庄以东的我1团阵地轰击，同时命令日军2个中队和大部分伪军在公路北侧抵挡我1团2营的攻击，另1个中队占领葛庄西北角的水母娘娘庙抢修工事。

此时，葛庄东面跋山突出的一个山岭——镢头岭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镢头岭好像是从平地凸起的一块完整的巨石，地势十分险要，沂（水）博（山）公路就从岭下经过，是控制公路的重要制高点。公路西侧则是一片干涸的沙河滩，这里原来是沂河的一个小河汊，名字叫南阳河。我军战前即指定隐蔽在金牛官庄的1团2连，在战斗打响后立即抢占镢头岭控制公路，堵死日伪军向东南方向突围的退路。而日军也命令第5中队务必抢占镢头岭。因此，双方各1个连都将作战目标对准了镢头岭，必然会爆发一场激战。

当我方2连冲到镢头岭下时，日军第5中队也攻到了岭下，双方就在南阳河滩上发生了遭遇战，随即展开了白刃格斗。我军1团2连官兵们手中的100多把明晃晃的刺刀，与日军的刺刀碰撞出耀眼的火星。2连副排长侯玉俊连续刺倒4个日本兵，吓得一个小个子日军扔下枪支投降，成为此次战斗中第一个被俘的日军士兵。眼见自己部下在白刃战中处于下风，日军中队长冈田健急红了眼，自己挥刀冲到阵前。亲自上阵的冈田健立刻被我军3名战士团团围住，最后头部被我军刺中倒地而亡。白刃战结束后，50多名日军丧命在我军的刺刀之下，剩下的日军只得后撤。我2连随即顺利控制了镢头岭。

草野清看到第5中队败下阵来，至关重要的镢头岭又被八路军控制，立刻组织第1和第4中队的200余人向镢头岭发动反扑。2连顽强坚守阵地，待敌冲到近前时即发动反冲击，与敌展开白刃格斗，连续击退日军5次冲锋。日军见难以得逞，就在炮火掩护下退到河滩西侧的临时工事内与我形成相距百米的对峙状态。3日黄昏时分，我军在统一号令下发起全线攻击。依托临时构筑的简单工事，日伪军难以抵挡我军进攻，只得向西退往李家营。结果，日军又遭到我2团1营迎头打击并转而北进，随即被我12团堵住。日军在我多面夹击下伤亡惨重，其残部300余人只好全部退到水母娘娘庙负隅顽抗。

跟踪而至的我军部队立即将水母娘娘庙包围起来。水母娘娘庙位于葛庄西北角矮小的桔岭上，这里原来是日军的一个据点。日军占据后将庙的后殿拆毁，周围修筑了石头围墙。日军撤离该据点后，我民兵对这个据点进行了破坏。这时，草野清大队占据水母娘娘庙后又抢修工事企图固守。

我军包围水母娘娘庙后，当地群众和支前民工一致要求尽快拿下这一阵地。在日军占据葛庄期间，日军曾在庙后山坡上一次用刺刀杀害31名无辜群众。面对群众的要求，鲁中军区并没有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对战场形势作了周密分析：首先，白天战斗进展比较顺利，被围残敌只剩300余人，而我方伤亡轻微，士气高昂;其次，水母娘娘庙缺粮断水，日军不可能长期固守;第三，根据上级情报显示，驻莒县日伪军正举棋不定，还没有前来解围的征兆;第四，水母娘娘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残余日军还有较强的火力，贸然强攻将会付出较大伤亡;最后，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日军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必然会孤注一掷地突围，且向南突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根据以上情况，鲁中军区决定：当夜以车轮战法派小部队不断袭扰疲惫该敌，不对水母娘娘庙进行强攻;从12团和1团抽调一部兵力，在沂河北岸两侧隐蔽待命，准备夹击突围南逃之敌。当晚21时，我后续部队换下已激战了一下午的一线部队，并以火力向水母娘娘庙进行袭击，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并使其惊恐不安难以得到休整。因为水母娘娘庙内没有水源，几个日军提着小桶外出找水，被我军击毙后再也不敢派人出来找水了。就这样，打打停停的火力攻击持续了整整一夜。

4日上午8时，预料之中的日军突围行动开始了。日军突然集中炮火向我北面的阵地进行猛烈轰击，而后有30多名日军展开队形向北攻击，造成假象要向北面突围。早已估计到日军可能要实施佯动的我军坚守阵地，不为所动。果然，向北攻击的小股日军被我击退后，日军于9时许突然以全部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从水母娘娘庙冲下，向南面我军阵地开始了猛烈攻击。按照预定部署，水母娘娘庙南侧阵地上的我军部队且战且退，引诱日军脱离工事。当日军全部离开水母娘娘庙后，其他阵地上的我军立刻展开了跟踪追击。

当日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沂河时，我追击部队也到达了沂河北岸，随即展开攻击。已先期调至沂河北岸侧翼阵地的12团和1团各一部也沿着河岸进行东西夹击，原来部署于无儿崮和何奎村的4团1个营和第4军分区警卫连也迎头打来。日军随即陷入了前有河流，后面和侧翼有追兵的境地之中，聚集在不到500m长的狭长河滩上和湍急的河水中被动挨打。很快，这股日军就大部被我军歼灭，只有40余人逃往莒县，重武器大多被丢弃在河水之中。战至下午18时，除了草野清带领的50多名日军和100多名伪军乘双方激战之际，冲破我军拦阻爬上了无儿崮外，草野清大队大部被我军歼灭。至于逃到无儿崮的残余日伪军再也不敢贸然突围了，他们在无儿崮一直待到9月6日，才在莒县日伪军1700余人的接应下逃到莒县。

葛庄战斗中我军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其中包括3名中队长，俘虏日军31人，毙伤伪军1000余人，俘虏367人。我军缴获的武器装备包括山炮2门（其中1门被打坏）、迫击炮2门、机枪21挺、战马37匹及其他枪械一批。被日军抢掠的物资和牲畜也大部被我夺回，其中就包括骡驴57头。相对于日军的伤亡数字，我鲁中军区部队仅负伤260人，牺牲49人，可以说打了一场代价小战果大的歼灭战。

鲁中军区进行的葛庄伏击战是以我方相对很小的伤亡代价取得的，战斗中有着不少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葛庄伏击战发生的背景，是鲁中军区部队在配合滨海军区部队进行反“扫荡”时进行的。当时，我军得到的命令是截击回撤途中的日伪军，夺回被其抢掠的物资。而撤退途中的日伪军是处于运动状态之中的，要想对其进行伏击就要掌握其准确的行动路线和行动时间。鲁中军区部队并没有消极等待上级情况通报，而是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以获取相关情报。当我军获悉从滨海区撤退的日伪军一部约2500余人，从莒县出发准备沿着沂水至博山公路向北撤退，并于9月2日在沂水城东南方的四十里铺一带宿营的情报后，为了搞清楚这股敌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鲁中军区即派出小部队夜袭该敌。这样的行动实际上是几乎贯穿于整个作战过程之中的，一方面可以起到杀伤消耗敌军的作用，一方面也可以起到袭扰疲惫敌军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小规模行动获取相关情报。鲁中军区正是从一名在9月2日夜袭中俘虏的伪军口中获知了日伪军下一步的撤退计划。事实证明，如果当时我军未能得到被俘伪军供述的情报，那么葛庄伏击战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积极主动地获取情报是保持己方作战主动权和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军在葛庄伏击战中，选择的歼击目标是对我滨海区“扫荡”失败后北撤的敌军。选择这样的敌军作为歼击目标，起码有两方面的优势。

一方面，我敌后抗日战场在进行反“扫荡”作战时，通常会使用所谓的“翻边战术”。即在日军向我根据地内部进行分进合击时，我军主力部队会在敌军已经展开、但尚未对我形成严密包围之际，从各路敌军的间隙中突出包围圈，而在根据地内只留下少数部队和民兵抗击敌人保卫根据地。当日伪军在我根据地内找不到我方主力作战，只能烧杀抢掠后撤退时，我方主力部队即选择其较为孤立薄弱的一路或数路进行攻击，以达到歼灭敌有生力量的目的。这种行之有效的战术决定了我军不能在作战初期与日伪军进行正面的“硬碰硬”式的作战，而是要选择敌军疲惫后撤之时发动攻击。

另一方面，从敌军战斗力状态来看，“扫荡”初期日伪军气势正盛，其战斗力也处于最强的时候。而到了“扫荡”扑空后回撤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日伪军在我根据地内因我方坚壁清野不仅吃喝无着，而且连续遭到我方袭扰和打击而精神紧张，疲惫不堪。此时，日伪军的战斗力就会远远不如“扫荡”初期，成为较为容易被歼灭的目标。加之，日伪军“扫荡”结束撤退时携带抢掠的大量物资和财物，这时部队的心态就会由“扫荡”初期的主动寻歼我军部队，转变为“赶紧带着东西回去享受”，造成部队作战意志和士气受到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回撤途中的敌军属于较为好打的目标。我军选择这一时机进行伏击战，可以说达到了“避其锋芒、击其惰归”的效果

葛庄伏击战中，我军的预定歼击目标是从莒县出发沿沂（水）博（山）公路北撤的日伪军。当时，我军认为这股敌军是属于孤军深入我方根据地的好打之敌。然而，就在我军部署伏击战的时候，有一股从莒县出发的800余人的日伪军进入了我军视野之内。这股敌军是由莒县出发沿莒县至益都公路北撤的，与我军预定歼击目标的撤退路线并不相同。然而，两股敌军都是从莒县出发，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太远。这就意味着当我军对预定歼击目标进行攻击时，这股800余人的日伪军有可能在上级命令下或主动向我军侧背发动攻击。这样一来，我军对预定歼击目标的作战行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这时，我方有两个方案可以供选择，一是歼灭这股对我侧背造成威胁的敌人，二是将其驱离战场。前一方案虽然可以将该敌歼灭，但我方因兵力有限不可能同时歼灭两股日伪军，只能选择其中一股加以歼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军选择后一方案，将这支敌军驱离战场。这一处置非常符合当时的战场实际情况，使得我军在后来的伏击战过程中能够专心攻击被围敌军，而不用担心自己侧背突然遭到敌军袭击。

前文已经提到，正当我军部署葛庄伏击战时，另一股日伪军进入了我军视野。当时，我军采取行动击溃了由莒县北撤的800多日伪军，并将其逐出我预定战场，为以后我军顺利歼灭预定歼击目标提供了保障。从这一作战行动中，似乎一点也看不到我军极力提倡的打歼灭战的影子。从我军历史来看，我军一直强调打歼灭战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与我军的具体情况分不开的。我军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处于极为艰苦的作战环境之中，武器弹药匮乏，装备落后，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工业作为物资保障的依托。这就要求我军必须打歼灭战，从而通过战场获得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和人员的补充。如果打成击溃战，那么自己只有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和人员的消耗，而不能利用战场缴获和俘虏得到补充，这样的战斗是得不偿失的。这也是毛泽东提出“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的原因。但一贯强调歼灭战的我军也并不完全排斥击溃战。毛泽东就提出过，如果是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打退一部敌人而转用兵力去达成歼灭战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击溃战也是积极的。这也就是说，为了歼灭战的目的而打击溃战也是正确的。我军在葛庄伏击战中也就正确贯彻了这一点，以侧后突袭方式击溃了由莒县北撤的800多日伪军，保障了葛庄伏击战这一歼灭战目的的达成，因此是非常正确的。

当我军将日军残部包围在水母娘娘庙后，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置方式，即对其“网开一面”，目的是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当时，日军残部已经占领水母娘娘庙。而水母娘娘庙原是日军的据点，虽然被我民兵破坏过，但其基础仍在，便于修筑工事作为防御依托。此外，该庙位于桔岭上，地形方面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加上日军仍具有较强的火力，如果我军进行强攻就会付出很大伤亡代价。为此，我军在正确判断日军突围企图和方向的基础上，对其采取虚留生路，然后予以追歼的方式。第4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在给12团指挥员布置任务时，将这种方式称之为“引狼出洞”。这是一种诱使日军放弃坚固阵地，在运动途中将其歼灭在野外的方法。日军在突围时果然中计，在我军且战且退的引诱下脱离了有利地形和工事，最后被我军围歼于沂河之中。最后的日伪军残部能在无儿崮坚守2天，然后被日军主力部队接走，其原因也是占据了有利地形，使我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以较小代价将其歼灭。

与以往的伏击战有所不同的是，葛庄伏击战中我军布置了两个伏击阵地，而且这两个伏击阵地之间有一段距离，这种并不多见的作战部署实际上是与敌情紧密联系着的。日伪军分两路撤退，而且这两路敌军的行军路线又隔着沂河，我军难以布置一个伏击圈伏击敌人。就两路日伪军而言，伪军的战斗力较弱，将伪军单独组成的一路歼灭较为容易。为此，我军对于1200多伪军组成的敌左路军只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进行伏击，而对于1000余名日军和伪军混编而成的敌右路军则布置了多达3个团的兵力进行伏击，这种布置方式体现了量敌用兵的原则，在实际作战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