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浩

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从我的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对医学科学研究很有一些兴趣和某种狂热。但凡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在课题研究上。那时招募不到人体研究的志愿者，我常常自己身兼数职，是研究者，也是对照组里的研究对象。

一直记忆犹新的是在1986年自行设计做支气管激发试验，肺功能技师于辉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组织胺吸入的剂量，吸入以后剧烈咳嗽，到最后胸痛，脸都涨成了猪肝色。所以我现在对患者的症状非常同情和认真，因为我体会过剧烈咳嗽的滋味。

1993年起我先后去了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和美国马约医学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在研究的道路上继续捶打和历练。期间最让我满意和心怀感谢的事情是我对科研工作的热情始终像火一样在心里燃烧。这期间我发表了数篇高质量的论文，首次揭示了嗜酸粒细胞和哮喘之间的因果关系，崭露头角，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

2001年，我回到自己的老东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到2008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中间整整过了7年时间。这7年时间是我和我的团队快速成长的过程。从最初省部级的基金资助，到国家级的资助项目，实验室建设和发展很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也开始进入我的视界。它在我脑子里就好像是一枚标杆，从最初的遥远模糊到清晰可辨，始终鞭策着我们的团队前进。这期间我们的主要工作成绩之一是发现了生命早期多次接种卡介苗对小鼠支气管哮喘有着长程的保护作用。论文发表在Allergy杂志上，这一研究结果一发表，NEW YORK（Reuteys Health）当天就在头条报道了这一成果。此外我们在哮喘骨髓发病机制方面，发现了哮喘骨髓CD34+祖细胞-CCR3-Eotaxin调控机制学说，同时发现了激素对这一通路的作用，提出并完善了哮喘发病机制理论。这些研究让我对自己的科研工作充满了自信，信心满满递交了“杰青”的申请书。这里还有一件趣事，我在申请“杰青”那一年，Allergy杂志刚刚录用了我们又一篇论文，临到申请书最终版提交前一天才拿到这篇论文的SCI收录证明，真是非常之巧。

得益于“杰青”的资助，同时也缘于“杰青”对所资助项目研究内容相对自由宽松的政策，我们团队的研究方向有了较大的拓展，尤其在临床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成果。我是一名临床医生，大部分时间为病人的痛楚所包围和困扰。解除病人的病痛始终是医生的终极目标。早在2004年，我所在的医院来了一位来自丽水的14岁“怪病”男孩，四处求医未果，被家乡人认为是“邪气附身”的不吉利之人，全家为此独居山上草棚。男孩日夜需要母亲在他胸前揉搓。全家走投无路之下找到《钱江晚报》求助。我仔细询问了这个男孩的起病经过，根据他打篮球后起病这一微小的细节线索，联系揉搓胸口这一现象，将他接到医院肺功能室，在自己的监护下，冒着风险做了气道激发试验。结果显示这个孩子气道反应性重度增高，患有支气管哮喘。经过针对哮喘的治疗，孩子的体重迅速增加，痊愈出院。这个曲折而结局完美的求医经过后来被CCTV《走进科学》栏目所报道。结果那段时间我的门诊类似病例突然增多，天南地北的，都是胸闷找上门来的。这样看来，以胸闷为唯一症状的哮喘并不少见啊。我们的团队在数年时间里，收集整理了这批病人的资料，从心理量表、支气管镜病理标本、气道反应性等多个方面追踪剖析了这些病例的特质，最终在2013年提出了“胸闷变异性哮喘”（CTVA）这一新的哮喘表型。

这是几百年来业内对哮喘表型分型现有的3次发现和突破之一。全球哮喘防治指南（GINA）科学委员会主席艾瑞克·贝特曼（Eric Bateman）高度评价了我们的研究发现，认为这是哮喘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哮喘分子机制研究方面，我们的团队也是多点开花，斩获颇丰。项目主要的研究进展有：1）在原有卡介苗（BCG）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BCG保护哮喘炎症的分子机制；2）开展细胞自噬在哮喘模型中的作用机制以及Cav-1对细胞自噬的调控机制研究；3）发现Cav-1调控氧化应激的作用机制；4）研究了雷帕霉素及mTOR在哮喘气道炎症的作用机制；5）研究IL-17对哮喘的调控机制。

回顾这10多年的光阴，我的团队从小到大，研究场地和仪器也更新换代，面目一新，有2名分别从哈佛和牛津引进的专职PI和我的同事、学生为团队努力拼搏，欣欣向荣。我由衷地感谢我心里燃烧着的对科学研究的那一片热爱，由衷地感谢国家，特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我科研事业的鞭策和资助，成长了我的事业和人生。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像鼓满着风的帆船，将借助风和大海的力量，继续在科学和医学的海洋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