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华

非典型性“搭档”

如果说搭档也是一种姻缘，为陈、粟牵线的“月老”便是毛泽东。

1938年3、4月间，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安徽南部岩寺集中，第四支队东进到达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疃地区集中。当时，中央把苏南确定为主要发展方向。那里，国民党正规部队大部溃退撤离，日军占领了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沦陷区的农村、山区包括边远县城处于空白地带，正是中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最佳地点。

新四军决定派出一个支队前往苏南侦察。4月24日，毛泽东批准这一计划，在复电中特别叮嘱：“先派支队去溧水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谁是“有军事知识之人”？

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项英找军长叶挺和分会副书记兼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商量。

“第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不二人选！”陈毅推荐。

“为什么？”叶挺对当年手下的小班长并不熟悉。

“两条理由。”陈毅说，“第一，他曾任红七军团、十军团参谋长和挺进师师长，有指挥主力作战的丰富经验;第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长期战斗在浙西南地区，对江南地形、民情熟悉。”

副参谋长周子昆在一旁插话：“我从延安来南昌时，毛主席特意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千方百计找到粟裕，说他在井冈山时就是青年军事家。”

陈毅的建议得到项英首肯。军部决定组建先遣支队，任命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挺进江南，进行战略侦察。军部还决定，陈毅率第一支队随后跟进。

先遣支队400余人，分为司令部、政治处和3个侦察连。组成人员来自十几个单位，均是军中精锐，一律高职低配，连侦察员都是干部。

陈毅更是掏出全部家当，全力支援，甚至将手下最得力的3名干将，即副官曹鸿胜、侦察参谋张铚秀和测绘参谋王培臣，派到粟裕身边听用。

粟裕非常感动：“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来给我了！”

4月28日，粟裕率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5月中旬顺利到达南京附近的日占区。当时，苏南百姓对支队能否发挥应有作用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于是，粟裕决心打一个胜仗，取信于民。他盯住了韦岗。

韦岗位于江苏丹徒境内，卡在镇江与句容公路的中段，距镇江30里，每日有五六十辆日本军车通过。军车进入韦岗丘陵地带后，道路崎岖多弯，必须缓行，便于设伏。侦察连报告，每日上午8时至9时和下午傍晚前后日军来往车辆最多，由于距离镇江很近，军车行进时根本不做防备。

6月17日拂晓，粟裕亲自带领百余人赶至韦岗设伏。上午8时许，镇（江）句（容）公路上开始忙碌。在放过几辆军车后，粟裕盯住了一个小型车队，车队前面是一辆黄褐色的高档轿车，估计里面坐着日军高级军官。

粟裕下令：“开火！”第一辆轿车被炸翻，仰卧在路中央。紧接着，第二、第三、第四辆卡车中弹，燃起大火，车上日军跳下，寻找有利地形抵抗。第五辆卡车及时刹车，日军小分队试图救出前面被围日军，遭到阻击后，调转车头，向镇江方向逃窜。

粟裕命令部队冲下公路，与被围日军展开白刃战。这时，危险向粟裕逼近。对当时场景，时任第一支队第二团连长、后来成为解放军十大独臂将军之一的童炎生记忆犹新：

日军大尉梅泽武四郞中弹后，于混乱间躲入车底，伺机反扑。当粟司令冲到车前时，他蓦地窜出来，举起闪着寒光的指挥刀狠狠地向粟司令脑后劈过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眼明手快的警卫员手起枪响，顽敌应声倒地。

韦岗伏击战激战半小时，击毙日军10余人，伤数十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规模虽小，但在政治上投下了重镑炸弹。粟裕侄子粟刚兵在采访中连用4个“震惊”形容其影响：

规模不大，但是它石破天惊，震动很大。老百姓震惊，我们的部队震惊，日本人也震惊，国民党政府也很震惊。

挺进江南第一仗使粟裕显山露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新四军军部发来嘉奖电：“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项英致信陈毅：“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的基础，我们正在全军表扬，号召全军学习。”陈毅诗兴大发，口占七绝一首：“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938年6月，陈毅率第一支队主力进入苏南，粟裕在完成先遣支队任务后回到第二支队，后任代司令员。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这是粟裕与陈毅在一个战斗单位合作共事的开始。

严格说，正副指挥既可视为上下级，也可视为左右手。这种兼有上下级意味的搭档关系，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许多非典型性特征。

首先，它不是同级搭档。组建江南指挥部之前，陈毅不仅是第一支队司令，而且是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副书记，党内军内威望高于其他三个支队司令。组建江南指挥部之后，陈毅又是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分委书记，党内、军内职务均高于粟裕。

其次，它不是军政搭档。中共领导的部队中，实行军政首长并行制，相互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林（彪）聂（荣臻）”、一二？誘师的“贺（龙）关（向应）”、一二九师的“刘（伯承）邓（小平）”均为典型的军政搭档，职级相当而分工有别。而陈毅与粟裕则是前者主管政治和战略，后者主要从事战役和战斗指挥;前者兼有上级领导和政委的两重角色，后者兼有参谋长或副手的双重身份。

再次，它的合作内容不是官定的。新四军任命他们为正副指挥，并没有对内部分工进行界定。他们如何合作，一是看陈毅的分工，二是看两人的禀赋。陈毅有诗人气质，重直觉，有瞬间抓住问题实质的才能;粟裕有精算家的风格，重计算，总是在反复排队各种不利因素之后，选择一个最佳方案。陈毅行事率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粟裕行事谨严，板正规矩。陈毅从大处着眼，举重若轻;粟裕从细处做起，举轻若重。更重要的是，他们一个长于政略，一个长于军略，具有“和而不同”的天然互补性。

粟裕关注军事问题。他与第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合作，撰写了《实战经验录》，提出了一系列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原则。

在战略上，粟裕主张积小胜为大胜，提出“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的原则，只要能打胜、有缴获，哪怕只打死一个敌人、只缴获一支枪都是好的，只要天天有胜利。

在战法上，粟裕认为，日军武器精良，新四军拼他不过，要多打夜战、近战、白刃战、伏击战、袭击战，打得他意想不到、措手不及。

在目标选择上，粟裕提出避强避止，即一般不打驻止之敌，而是选择运动中的敌人，打弱敌或强敌的薄弱环节。

在战术要求上，粟裕做出“两个小时为限”的硬性规定。他认为，江南多丘陵、平原和水网，必须更加注重速战速决，战斗动作最多两个小时，否则必须立即撤离。

这本小册子传到延安后，毛泽东阅后大喜，指示翻印给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教材。

陈毅考虑的重点则主要在战略和政略上。

南京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军从华东撤离，日军主要兵力沿铁路和长江水道布防，江南沦陷区地方武装最为活跃。陈毅把他们分为十类，即：国民党军队派遣的游击兵团;拥兵自卫的土皇帝武装;帮会和绿林武装;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队;两面派武装;反正的部队;刀会、枪会等封建迷信武装;民间未成军的武装;抗日分子人士组织的武装;含有党派性的武装。

对于这些“司令如毛”、不同种类的武装，陈毅提出“剿、帮、化”策略，即坚决打击投日武装，热心帮扶抗日武装，对于素质好的抗日武装，通过联合作战、派军政人员进驻、援助军事物资、协助训练等方式，逐渐掌握其领导权，实现“党化”。

1940年春，鉴于沦陷区的发展形势，中央要求江南陈毅处向苏北发展。为此，江南指挥部决定以苏北为轴心，打通与南下的八路军的联系，开辟苏北，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

粟裕向陈毅陈述意见：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全局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具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军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战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响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

他的结论是：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必须先下手、早作为、抢先机。

陈毅同意粟裕的分析，但新四军决策核心项英对此有不同看法。

起初，项英赞成向华东敌后进行战略展开的方针，但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施加压力，他希望通过谈判谋求在国民党第三战区范围内有一个好的“防区”，因而把重点放在皖南，不愿意增兵江南，反将原来隶属于江南指挥部的第一团、第三团调往皖南。陈、粟能用之兵由4个团减为2个团。

陈毅、粟裕仍派叶飞率领以原第一支队第六团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前往扬中，拟与管文蔚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会合，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

这时，项英致电陈毅，强调北进超出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沿江上下均为日军重镇或封锁线，铁路、公路、水网密布，我军陷入其中，恐怕会被消灭。

陈毅找来叶飞，问：“你看怎么样？”

叶飞一时木然，不知所问何事。

粟裕说：“陈毅同志问你，到苏北会不会被消灭？”

“你们问这个问题呀！”叶飞轻松起来，“我们有把握，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有发展。”

陈毅一听，盯住叶飞的眼睛，问道：“噢！你有把握？”

叶飞爽快地说：“敢立军令状！”

陈毅半是对叶飞半是自语：“那好，你们按原计划行动。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

军部要求江南指挥部将主力向皖南靠拢，江南指挥部建议军部将皖南主力向苏南转进，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中央。

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和参谋长罗忠毅等联名致电中央，提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完全迫使我进入平原，我们应该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5月2日和29日，陈毅、粟裕又连续致电中央，建议新四军主力力求集中，将发展方向由皖南转向苏南，突击发展苏北，打通与华中八路军的战略联系。

毛泽东采纳陈、粟建议，于1940年5月4日向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电，明确要求新四军军部、后勤机关及皖南主力向苏南转移，新四军主力发展方向应为苏南、苏北广大敌后，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这一电报，史称“五四指示”。

接到五四指示后，项英犹豫不决，这是导致新四军皖南兵败的潜因。而放手向苏北挺进的陈、粟，则因为叶飞一时孟浪从事，也面临空前危机。

刘少奇、陈毅同道不同术

1940年3月，半塔集——苏皖交界处的一个山区小集镇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进攻部队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所部8个团，主攻部队为韩部王牌部队独立第六旅。

这次进攻时机拿捏得非常巧。当时，淮南根据地新四军主力部队（第四、第五支队）由张云逸率领全部越过津浦线，向西挺进，后方机关兵力空虚，韩部突然出手，一下围住了以邓子恢为首的党政机关。

还有一点，韩德勤也没有想到，他还网住了一条“大鱼”——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正在半塔集坐镇指挥的胡服（即刘少奇）。

刘少奇一面飞调路西的第四、第五支队回救，一面紧急向陈毅所部求援。陈毅致电距离最近的叶飞部，电文就5个字——“救兵如救火”。

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叶飞亲率4个主力营，两天两夜急行军数百里，于25日赶至距离半塔集约10公里的马集。26日大早，趁着晨雾，向半塔集搜索前进。

刚出马集，前卫连第一团第六连连长汤万益向叶飞报告：“‘梅兰芳部队来了，密密麻麻像蚂蚁似的。”

叶飞问：“确是‘梅兰芳？”

“梅兰芳部队”指的是韩德勤的独立第六旅，该旅兵员足，精神好，火力强，特别注重军容仪表，韩部称其为“梅兰芳部队”。

汤万益回答：“捉了个俘虏，证实是第六旅第十三团和十六团。”

叶飞下令：“抢先攻击！”

遭遇战讲究反应快、动手早、攻势强。汤万益因在战斗中打瞎一只眼，人称“汤瞎子”，是员猛将。他亲自抱起一挺机枪，带领全连冲向敌阵。第一团参谋长廖政国下令全团机枪手集合，一字排开，发起冲锋。

激战3小时，叶部全歼1个营，击溃独六旅，从东南方向解除了半塔集之围。三天后，张云逸、罗炳辉率第四、第五支队从路西返回，与叶飞部配合，击退韩德勤所部。

此战不仅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磨擦，还打开了皖东和江苏交界一带抗日新局面，建立起嘉山、来安、天长和六合、仪征、高邮、金湖、盱眙8个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刘少奇、邓子恢喜出望外。刘少奇连说：“天降神兵啊，我要见见领兵的神将。”

叶飞由邓子恢带着，来到刘少奇房间。

见面后，刘少奇露出惊奇的目光：“哦，好年轻啊！”

叶飞生于1914年，时年26岁。

一谈就是两个小时。

当时，刘少奇正在构思一盘谋夺华中、拔除韩德勤的大棋。叶飞回忆道：

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所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经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从而使顽固派充分暴露，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

这盘棋的基本思路是楔入苏北、引顽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胜负的关键在于坚守部队能否顶住顽军优势兵力的围攻和增援部队能否及时赶到。

刘少奇希望叶飞纵队担负起诱敌和坚守任务。

叶飞十分犹豫。他的纵队只有两个团，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主力还在江南，而韩德勤有十几万人，如果一下子扑上来，自己孤军独守，能坚持多长时间没有把握。

刘少奇问：“你能守多久？”

叶飞说：“守一个星期还可以，一个星期以后没有把握。”

“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刘少奇兴奋地站了起来，“一个星期以内是你的责任，一个星期以后就不是你的责任了。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南部队增援可以到了。”

叶飞率部返回吴家桥后，开始实施刘少奇构思的战略计划。一个月后，机会来了。

1940年6月，在韩德勤挑唆下，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部大举进逼，限令叶飞部三日退出郭树。

陈毅不主张与“二李”对垒。他应对苏北局势有个基本策略，叫“击敌、联李、孤韩”。陈丕显回忆道：

陈毅同志对苏北四种力量的强弱作过具体的分析，简略地勾画了敌、顽、我力量对比的图景。他认为，日军居第一位，韩德勤居第二位，李明扬、李长江等国民党军队地方实力派居第三位，我新四军则是名副其实的老四。陈老总根据这样的情况，提出“击敌、联李、孤韩”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苏北根据地的方针，先着重做好联李的工作。

从这样的政略出发，陈毅主张改善与“二李”的关系。他致电叶飞：苏北形势的特点是我在日、顽、“二李”三方包围中，我力量较弱，如遭到三面攻击则必然失败，目前应积极与“二李”亲善。

叶飞不听，决心在郭村打一仗，他将计划分别电告刘少奇和陈毅。两处做出截然不同的指示。

刘少奇主战，再次提到坚守待援的预案。复电指出：“由于你们积极行动，顽固派必然迟早会向你们进攻，你们要准备与选择适当地形位置，能够固定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这份电报同时给项英、陈毅并报中央。

陈毅避战，在复电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尽量避免与“二李”冲突，以待江南主力打退冷欣进攻北渡长江，抑止战乱;中策是如果避免冲突和拖延不了，要打退到吴家桥打，那里背靠长江，可以机动;下策是在郭村打，易受四面包围，态势不利。

叶飞召集纵队领导人开会，研究陈毅方案，都认为不妥，理由是吴家桥不易坚守，还是在郭村迎敌有利。

陈毅再次来电，语气坚决：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吴家桥若不好守，万不得已则暂退江南，然后卷土重来！

这已经是第三次来电了。三道电令，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

叶飞压力重重，召开纵队和苏北特委领导人联席会议，几乎一致反对退守吴家桥。

“就这样决定了，在郭村打。”叶飞胆子也大，断然拍板。他还想出了说服自己的理由：“陈司令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在这里，而且他只到过吴家桥，没有到过郭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群众条件、敌情。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的向陈司令负责！向党负责！”

打着陈司令反陈司令！陈毅气坏了，发来电报：“（我于）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候我到时再议！”同时电令淮南陶勇苏皖纵队火速增援！

6月28日，陈毅渡过长江，到达新老洲，与前来接应的苏北特委副书记惠浴宇会合。

“情况怎么样？”陈毅焦急万分。

“战斗已经打响。”惠浴宇汇报，“我们以一团和特务营守卫郭村，派四团前往接应准备起义的陈玉生支队。”

“什么？你们只有两个团，要抗击李部七个团，本来又兵力悬殊，现在又分兵了？！叶飞这个冒失鬼！”

陈毅预感事态危急，致信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

激战3天，战斗呈僵持状态。叶飞还在打如意盘算，再守4天就能完成刘少奇交给的任务，那时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和新四军第四、第五纵队就会如约赶到战场。

30日，机要室送来刘少奇29日拍发的电报：八路军五纵队（黄克诚部——笔者注）因日寇“扫荡”不能如期赶到，新四军五支队也因大刀会所阻，无法增援。

一盆冷水将叶飞浇得透心凉，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郭村作战的基本思路是固守待援，现在北面的援兵黄克诚部和第四、第五纵队来不了，南面的粟裕主力远在江北，无法投入战场。两头落空的郭村成为孤村，被淹没在了李长江的优势兵力之下。

绝望之时，陶勇救了叶飞。接到陈毅增援的电令后，陶勇率苏皖纵队日夜兼程200余里，赶到战场，30日夜进入郭村。7月1日，在第四团接应下，陈玉生支队成功起义，到达吴家桥地区。叶、陶纵队加在一起的兵力增加到5个团，局面转危为安。7月1日至2日，纵队发起反击，歼灭李长江部3个团，击溃10个团。

7月3日，陈毅赶到了郭村，气鼓鼓的。叶飞敬礼，迎接首长。

陈毅一边握手一边咕哝：“本来我是来骂你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现在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在随后举行的作战会议上，陈毅否决了进攻泰州的建议：“不准打进泰州城，要留有余地。我们还是‘灭敌、联李、孤韩的方针。”

他重新派代表到泰州城与“二李”谈判，同时释放被俘的李部2000余名士兵。在陈毅的诚意感召下，“二李”同意停战，并保证在新四军和韩德勤之间保持中立。

战后，陈毅两次找叶飞谈话，算总账。

“叶飞同志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仗虽然打胜了，可是下不为例。以后你再不能这样冒险了。危险哪，如果打不赢，你就全军覆没！懂不懂？”

叶飞也觉得赢得险乎。

“你那个六团不简单，土地革命锻练出来的，党的精华啊！这些老战士九死一生，斗争经验丰富，一个人将来都可以带一个连或者一个营。把这样的部队同国民党拼掉了，我们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哪！”

叶飞把刘少奇预定方案和自己先行试阵的事情作了详细汇报。

陈毅静静地听着，思考着，末了很有力地“呣”了一声。他认可刘少奇的战略设想，但也指出这个战法的软胁：目前抗日根据地高度分散，指挥不够统一，日伪顽阻隔牵制，远道驰援未必可靠！

“还是要立足于独立应战！”陈毅用3个月的时间，对刘少奇的战法进行改版升级。

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和第二团、新六团渡江进入江北。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军分委书记兼指挥，粟裕任副指挥，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第一纵队以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二纵队以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委，第三纵队以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任政委。全军7000余人。这样，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位骁将便成为陈毅、粟裕最初的基本班底。在电报中、在命令中、在士兵中，三位纵队司令的姓被合称为“叶王陶”，以至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这是一个传奇英雄的名字。

会师之后，指挥部参谋处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扼守以吴家桥为中心的扬（州）泰（州）地区。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主张以吴家桥为中心发展扬州、泰州地区，理由是：要击破韩德勤主力，主要依靠八路军黄克诚部和新四军第四、第五纵队远道弛援，吴家桥则是这三支部队东援的必经之路。另外，吴家桥是江北物资集散地，每个月仅税收就达5万元，这对于物资短少、军费匮乏的新四军来说，特别宝贵。

粟裕不同意第一方案，提出东出黄桥，呼应者甚少。

陈毅赞成粟裕的方案，又有所不同。粟裕主张以吴家桥为后方基地，向东面的黄桥发展;而陈毅则是把吴家桥完全让给“二李”。

陈毅说了两条理由：第一，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二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必将与他们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第二，江北指挥部全部兵力只有7000余人，要与韩德勤10万人马厮杀，就要集中兵力，不能分兵把守。

叶飞心里明白，陈毅还有一条理由没有说出来，就是他已修改了刘少奇的战略方案，不把歼灭韩顽的重点放在友军来援上，而是放在独立歼敌上，所以他敢于放弃吴家桥，自断援路。这是陈方案与刘方案的最大不同。

陈毅给大家算账：“我们东进黄桥，让出吴家桥，既可以集中兵力，又可以孤立韩顽，还可以将后方和伤员委托二李保护，相当于请二李帮助看家，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听说新四军主动让出吴家桥，“二李”喜出望外，答应在新四军与韩德勤的战势中保持“中立”。

7月25日，部队出发东进，通过“二李”防区时，该部朝天放枪，如约让路。经过4日激战，新四军歼灭何克谦主力2000余人，顺利占领黄桥一带。韩德勤组织20多个团，准备发动大规模的磨擦。

刘少奇看到了实现他的战略构想的机会，立即决定黄克诚、张云逸率部南下。

消息传来，军中一片欢腾。江北指挥部有9个团，加上黄克诚、张云逸南下9个团，共有兵力18个团，对战韩德勤的20多个团，应该说问题不大。

从9月初开始，韩德勤部开始进攻，保一旅占领营溪，第一一七师打到古溪北面。陈毅要求部队撤出古溪10里，诱敌深入，留出足够的空间进行迂回包围。

陈毅指挥作战有个习惯，主管大政方略，决定之后，战场便交给粟裕指挥。

粟裕随第二纵队行动。退出没多远，王必成撺掇道：“退够了，可以反击了！”

“还没到10里呢。”粟裕有些犹豫。

王必成继续鼓动：“看叶飞、陶勇怎么说。”

他一个眼色，叶、陶立刻神会。

陶勇说：“可以了，部队不能再退了。”

叶飞说：“要出击，有把握。”

粟裕报告陈毅。陈毅先是“哼”了一声，然后问道：“能够切断古溪敌军退路吗？”

粟裕汇报：“三位司令员都觉得有把握。”

“那好吧。”陈毅不太情愿，“你们这样有把握嘛。”

出击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退得太浅，三个纵队只消灭了保一旅两个团，占领营溪，第一一七师一听说营溪被占，立即命令部队后撤，溜之大吉。

数里之差，歼击打成了击溃。陈毅大骂叶、王、陶：“冒失鬼，冒失鬼！”

粟裕非常自责，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这次小疏漏，让他领悟到预留战场空间，对于迂回包抄是何等重要，而且，什么叫退够，需要精确的计算，不能拍脑袋、拍胸脯。

这时，变化突起。日军对淮南大举“扫荡”，原计划南下的黄克诚部停止前进，正在向平桥急进的张云逸部紧急调回。刘少奇致电陈毅、粟裕：“目前你们的作战方针还应是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

中央也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发来指示电：“在苏北防御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指示电都强调了独立作战，作战目标都提的是“击破”或“打破”重围。这表明，战局回到了陈毅构想的“独立歼敌”的轨道上，不同的是他的胃口更大，不是击破韩德勤的包围，而是消灭韩德勤的主力。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粟裕打的第一场“神仙仗”

黄桥决战是抗战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反磨擦战争。韩德勤组织了25个团3万余兵力，分两路发起攻击。右路军由“二李”和陈泰运的部队组成，共1.2万人。左路军是进攻主力，由韩德勤的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5个保安旅组成，共2万人。右路军又分3路，第八十九军的第三十三师为左翼，第一一七师为中路，独立第六旅为右翼，这三路人马相隔不到10里，便于相互支援。

10月初，黄桥中学一间大教室，苏北指挥部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陈毅介绍形势后，提高嗓门说：“现在请粟裕同志下达命令！”

粟裕指着军用地图，说：“指挥部已经决定，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集中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专击韩顽。”

他安排陶勇率第三纵队约2000余人主守黄桥，叶飞率第一纵队、王必成率第二纵队秘密集结于黄桥西北，待机出击。

参会多数一阵惊呼，第一感觉是太险太玄，胃口太大。

紧接着，粟裕又宣布：“首战目标是翁达的独六旅。”

又是一阵惊呼。独六旅是韩德勤的主力，战斗素养最高，其排级以上军官均为黄埔生;装备最好，全旅3000余人，一色“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有9挺崭新的捷克式机枪。

从红军时代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普遍养成了谨慎初战、先打弱敌的作战思想，现在兵力本来就少，还要先挑一个硬核桃啃，能行吗？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

先打强敌是有点冒险，但好处却很多。一是“两李”和陈泰运已向我表示中立，但在韩顽进逼下顾虑重重，如果我先打翁达，把它吃掉，就可以拉开“两李”、陈泰运与韩顽的距离，稳住李、陈的中立立场，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掩护。二是翁达是韩顽中路右翼，把它消灭掉，也就把韩德勤的中路打开了大缺口，有利我军围攻韩军主力。三是翁达是韩顽的一张王牌，把强者吃掉，那些次等杂牌军士气必将一落千丈，不敢放肆了。这对于整个战役的转变具有决定性影响。

陈毅决定做这一锤子买卖。作为决策者，陈毅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战后，他对陈丕显交心：“阿丕，前几天我在严徐庄真够紧张的啊！晚上只睡三四小时，有几夜连眼睛都没有闭过。说老实话，战争这玩艺，多少有点子‘冒险，当然不是冒险主义啰。既担心外线的出击，又担心黄桥镇的坚守，还担心日寇趁机捞一把。”

粟裕也在战争回忆录中透露：

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

战斗打响前，叶飞找到陈毅：“黄桥是各路顽军合击的重点，守卫兵力太少，建议从我的纵队抽调一个团，增强防御力量。”

陈毅摇头：“这样会削弱突击力量。”

粟裕说：“兵力部署不变，我去黄桥坐镇。”

陈毅点头：“好！”

陈毅的指挥所设在离黄桥12里的严徐庄，粟裕亲临黄桥前线。

在黄桥，粟裕见识了陶勇战前动员的本事。

他召集各团领导开会，先是传达作战命令，然后站起，虎眼圆瞪，说道：“谁丢了黄桥一间房、一条街，要杀头！要枪毙！”

大家怵然，你看我，我看你。

又听得“呯”然一声，陶勇解下指挥刀和驳壳枪甩在桌上，厉声叫道：“杀头用刀，枪毙用枪，我这两个家伙可不认得谁是谁！”

各团长、政委二话不说，起身敬礼，赶回部队部署防御。

韩德勤原定10月1日发起总攻，但从9月30日开始天降暴雨，一连下了三天，到3日才放晴。4日，黄桥战斗打响，韩部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占领镇东面的发电厂，突破外围河沟障碍，进逼核心阵地。

陶勇一面指挥防守，一面等待第一、第二纵队突击的消息。因为只有突击部队破敌一路，才能缓解韩顽对黄桥的攻势。

叶飞等得心焦。他们在翁达独六旅必经的顾高庄、横港桥一带，埋伏了整整3天。4日下午2时许，翁旅终于露头了。他们排成一字长蛇阵，从高桥镇出发，悠悠而行，毫无戒备。

伏击战最难的是掌握出击时机。突击过早，只打先头部队，不能取得全歼之效，反而会暴露我方兵力部署和战略意图，容易遭到反噬;出击过晚，韩顽几路同时扑到黄桥，陶勇2000余人会遭到合歼。

陈毅非常慎重：“能不能再放近一点？会不会太早？”

叶飞说：“过去一个团了，现在过本队。”

陈毅态度坚决：“一定要看清楚，等独立六旅全部脱离高桥再出击。”

叶飞说：“从行军队形的间隔看，后卫该出高桥了。”

陈毅说：“‘该出高桥？还是估摸，我要确切判断。”

粟裕也在观测。他赶到北门，登上土城，看见北面两三公里远的大路上，在许多群众在惊慌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六旅的先头部队确实已经来了，于是打电话给陈毅：“翁达已经离开了高桥，可以出击了。”

陈毅还是那句话：“再等一等！”

粟裕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错过时机了。”

陈毅说：“我担心出击过早，再犯营溪的错误。”

“这次不会了。”粟裕说，“我计算，独立第六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半，全部3000多人的队形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七公里半，其先头部队到达黄桥以北的两公里半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完全进入我伏击地段。我军此时出击，正好可以将独立第六旅拦腰斩断。”

陈毅踏实了，说：“那就出击吧。”

粟裕一声令下，叶飞纵队3个团像离弦之箭，弹射出去。第一团直插腹部，第四团围打前卫，第五团截击后卫，很快将独立第六旅截为数段。独立第六旅猝然受袭，首尾不能相顾，翁达命令架设电台，摇机员不知所终，只好命令通讯军官突围向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求救。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旅主力被歼，翁达自杀。

按原定计划，王必成率领第二纵队迂回至高桥，负责攻击独立第六旅后卫部队，断其退路。第二纵队赶到高桥时，独立第六旅部队全部离开了高桥，镇上空荡荡的。

“怎么办？是回头参加战斗，还是继续迂回？”参谋请示。

王必成说：“这里用不着咱们了，继续往南插，兜八十九军的后路去。”他的临机处置，加快了战局的进程。

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不知他的部队跟上来一只“老虎”，仍然督率第一一七师第三四九旅向东南疾进。当他得知翁达被围时，没有前往救援，而是命令第三四九旅急行军，扑向黄桥，与第三十三师合兵。他判断新四军突击翁旅，黄桥兵力必然空虚，决心孤注一掷，重兵击破黄桥，扭转不利局面。

这招击中陈、粟要害。

黄昏时分，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发起集团冲锋，一举突破东面防御，攻进东门。粟裕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突击方向，手上没有预备队，战势岌岌可危。

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脱掉上衣，挥舞大刀，吼道：“把狗日的赶出城去！”他硬是以几百条性命的代价夺回了东门，暂时稳住了阵脚。

战局进入了陈、粟设计的第二阶段：迂回包抄第八十九军。就在这时，指挥部惊愕地发现担任包抄任务的第二纵队失去了踪影。

8时许，陈、粟打电话问叶飞：“与王必成联系上了没有？”

“没有。”叶飞报告，“他向南插，迂回过去了。”

指挥部赋予王必成的迂回目标是翁达的独立第六旅，现在他放过翁达，继续往南插，判断他可能奔着李守维去了。

对于王必成的大局观和临机处置能力，粟裕深信不疑。在粟裕指挥的战役中，王必成经常被当作奇兵使用。

当晚10时许，王必成派人报告，第二纵队向东南疾行，穿过八字桥插到分界，彻底截断了第八十九军的退路。

陈、粟闻讯大喜，命令叶飞集结部队，作为第二纵队的第二梯队，围歼第八十九军。

叶飞立即率第一纵队插入第三四九旅与第八十九军预备队的空隙，经过八字桥，赶到如（皋）黄（桥）公路上的分界地区，与西面的第三纵、南面的第二纵完成对第三十三师和第三四九旅的分割态势。

万事俱备，只待总攻。指挥部把总攻时间定在5日下午。5日上午，粟裕接到密报：韩军增援部队约8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如果增援部队投入战斗，将形成对包抄部队的反包抄。他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发动总攻。但是，由于电台处于静默状态，各路纵队处于急速运动之中，提前总攻的命令难以在短时间传达给部队。

粟裕心生一计，命令陶勇派一支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佯攻，引起敌人回击，造成密集枪声，用来作为同第一、第二纵队的联络信号。

作战参谋嘀咕道：“行吗？”

粟裕说：“行不行，看悟性。”

下午，沉寂的战场上突然响起持续的密集枪声，引起叶飞、王必成的注意。枪声就是命令，他俩不由分说，指挥部队发起攻击。

听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粟裕脸上露出笑容，对陶勇说：“你们纵队趁顽军混乱时，从黄桥东门及其两侧地区全线出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第三十三师，狠狠地打，这样韩德勤就输得连裤子也要送到典当铺子喽！”

第八十九军顽强防守，不时组织反击。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恶战空前”，“攀登屋顶顽固抵抗拼刺刀七八次”，“我一、二、三、四、九各团进攻猛烈，刺死敌官兵千余，敌胆始寒”。

第三十三师遭到围歼，师长孙启人被俘。孙启人面见粟裕时，仍心有余悸：“不瞒长官，我看过《霸王别姬》的戏，有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我今天尝到的滋味，比那还要严重。”

接到第三十三师被歼消息，李守维慌忙下达撤退令。“二李”部队的副总指挥、军统特务卢印泉认为这是导致灾难的祸根。他给重庆统帅部的密报称：“三十三师有一部败退，波及军部危急。（李守维）仓促间未加部署，下令全军退却，结果伏兵四起，纪律不好，人们蜂起追杀，全军覆没。”

李守维在溃逃过河时落水淹死。

当晚9时，黄桥战斗基本结束，第二纵队正在打扫战场，王必成接到粟裕命令：“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

在黄桥决战中，第二纵队行军里程最长，不断穿插、迂回、分割、夹击，疲惫至极，现在又要担任追击任务，指战员面有难色。

王必成脸色一沉：“全纵一律轻装，直奔海安！”他心里敞亮，如果不是任务紧急，粟裕不会下达“不顾伤亡、不计俘获”的死命令。

在粟裕的腹案中，夺取海安至关重要，因为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4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他对江南增援部队说：“你们才从江南赶来，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息一下的，现在任务紧急，只能先执行任务了。”

第二纵队和江南增援部队拔脚狂追，逢水过水，见桥夺桥，边打边追，顺利攻占海安，给黄桥决战画上了圆满的休止符。

黄桥战斗历时3天，新四军以7000人对阵3万余人，歼灭韩德勤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共计12个团11000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第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第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10余名和下级军官600余名被俘。据不完全统计，该役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还有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

这场令人惊艳称奇的大战，是陈毅、粟裕联手指挥的成果。前者长于布局谋势，后者精于计算筹措。前者偏重统战，后者专力军务。前者阔可走马，大思维大阵势大捭阖;后者细如刺绣，奇招奇兵奇效。两人的结合，是政治与军事的配合、战略与战役的配合、文（统一战线）与武（武装斗争）的配合。

黄桥战役，宣告中共又一对黄金搭档横空出世。○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本刊特约撰稿人）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