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晓庆+何柳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其1977年的作品《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被誉为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2014年10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杜亮副教授之邀，洛伊丝·韦斯（Lois Weis，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资深教授，全球经济、阶级与教育关系方面的重量级学者之一）与威利斯一起以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为切入点展开对话。

《街角社会》是威廉·富特·怀特于1936—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进行研究的成果，是一项有关非正式群体组织结构与活动方式的经典研究。作者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此次对话围绕《街角社会》讨论了关于民族志、质性研究的诸多有争议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也对书本身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一、课堂应成为知识生产而非知识传递的场域

威利斯教授一再强调研讨班是一个生产知识的场域，讨论者要做的是共同参与探寻真理而非接受已有的知识，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观点。而通过阅读经典民族志作品，讨论者就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民族志，站在“山顶”的那些研究者做了什么？他们曾遭遇何种困惑？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会成为经典？世人应该如何批判性地解读？这些都是帮助思考，形成个人洞见的关键。对话是为了不断推进研究者对某些问题的思考与认识。不致力于寻求确定性的答案，有些问题也无确定性可言，这也是威利斯教授一直强调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

二、什么是民族志

许多质性研究教科书中都有关于民族志的具体定义，但民族志、质性研究、叙事研究、扎根理论、行动研究等诸多术语还是会令许多人一头雾水。例如，研究者利用民族志方法从事的研究与纪实小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民族志与质性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威利斯教授认为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民族志与质性研究最终获得的数据性质也许是一样的，如观察、访谈资料、文本等，但民族志比质性研究更丰富，研究者必须采用多种方法，全方位、长时期、深入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生活，体会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意义的阐释。而质性研究或许只采用访谈、观察就能获得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志更为深度，它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心智品质，体现了人们看待问题与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他也指出，这仅是个人的观点，每个人基于个人的研究经验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三、与主要信息提供者（key informant）相关的问题

《街角社会》中帮助怀特进入街角帮，获得资料的关键人物是多克，学术界对《街角社会》的批判以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部分与多克—这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key informant）有关。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关键的信息提供者？如果需要，他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如何判断信息提供者讲述的真实性？他的讲述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有学者批判怀特利用了多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研究伦理，研究者如何回报研究对象，尤其是像多克这样的关键人物。

这里所指的主要信息提供者应该不同于许多质性研究教科书中提及的“守门员”（gatekeeper）角色，守门员是指允许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的人，如学校校长。而主要信息提供者应该是帮助研究者认识、深入了解具体研究对象的人，在某些情形下两者可能会是同一人。有人认为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应该是群体中有权力的人，比较外向，认识并能够联系到很多人，拥有一定的洞察力。至于是否一定需要一个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如何选择，这需要研究者针对具体的人群，特定的情境而定。以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研究中对白人信息报道员的认识来说明信息提供者对于资料真实性的影响也许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为多数信息提供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可能没有种族差异，但马林诺夫斯基提及的白人信息提供者对土著人的偏见—“白人居民习惯沾沾自喜、轻浮自满地对待的东西中，往往包含着民族志学者真正关注的东西，在他们评价极低的内容中蕴藏着科学的宝藏”[1]，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信息提供者的个人经验、地位、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信息的真实性。至于如何回报研究对象这一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仅基于善意建立起研究关系是否就足够了？研究者是否应该给研究对象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回报？如果研究者因一项研究获得了盛誉及丰厚的物质财富，但这样的作品在研究对象看来毫无价值，又该如何处理？韦斯教授结合她自身的经验指出，在美国通过出版著作获得的物质财富是比较少的，她只是每次给研究对象准备一些小礼物。在与研究对象充分接触的时间内，如果有机会，她会适当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四、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与个人表现之间的关联

参与讨论者还就《街角社会》这本书本身探讨了与非正式群体相关的问题。非正式群体有何特征？怀特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他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女性非正式群体吗？怀特指出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与其个人表现（书中是指保龄球成绩）之间是有关联的。同时，他以多克的头晕病为例分析了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联。当多克失业或没有钱花的时候，他的头晕病就会发作而且无任何器质上的原因可以解释他的症状。怀特指出，“由于他在他的街角青年中间曾居领导地位，这种地位所要求的行为与他身无分文必然造成的行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他需要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按照他已经习惯的方式来行动”[2]。本书主要探讨了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联，不同学者对于结构的理解是不同的，这里，怀特明显认为结构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怀特对个体与结构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如一些农村学生升入高中或大学后的不适应可能与他们在群体中不再是佼佼者有关，与个体在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有关。

这次对话氛围异常活跃，讨论者积极发言，虽然很多问题并没有找到统一、确定的答案，但讨论、思考的意义恰恰在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许多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西

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9：导论，5.

[2]威廉·富特·怀特. 街角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5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