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正平

摘要：作为正史之一的《北史》，现存的信州路儒学大德刻本有重要价值。然而其版本项尚存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经过对史料的分析比较，可知：该书的刊刻时间当为大德九至十年之间；刊刻地是信州路儒学、下属县学，以及辖区内的书院；主持者当为时任信州路儒学教授的戴表元。刻版由元入明，入南监，递有修补现存印本已残缺。

关键词：《北史》；版本；考证；信州路；大德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4-0113-04

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上承南宋国子监本之十七史，下接明南监本之二十一史.这些本合在一起被称为正史之几个汇刻本中之正系，在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之源流古极重要的地位。其中的《北史》在今上饶地区辖区内刊刻，依据不同的命名标准，分别称之为：大德本、元大德本、信州路儒学本、元大德信州路刊本、元大德丙午刊本、元大德间信州路儒学刊本、元信州路学刊本等，或者与同期刊刻的其它史书合称为：建康本十七史、大德九路刊本、大德九路本十七史、大德九路本十史等。虽然大德本《北史》刻版存在一些缺点，如于敏中评价该书时感叹：“独惜其摹印草草，较宋刊则远甚矣”；傅增湘也认为它“写刻粗率”。但其学术上的优点也为人称道，如瞿镛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举证后说：“信旧本之足贵也。陆心源认为：“较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颇有胜处。”傅增湘进一步肯定其价值，“知南监翻雕以后，沿讹踵缪正多，若非得元本殆无以矫正之，况此帙为元时摹印，义前于瞿、陆所藏，弥足珍异。”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将其纳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并且在后跋中举出很多字词优胜的例子后评判：“其他单词只字之较胜者，尤不可指屈。然则此本虽非最上，抑犹不失为次也。”此后大德本《北史》更加受学者重视，然而原有的版本项记载或有阙漏，或过简略，近年也无相关讨论，故就版本项作梳理补正。

一、刊刻时间

《北史》刊刻的起止时间，《北史》本身无明文交代，当时典籍也无记载。后世书目大部分只说“大德年间”。大德，元成宗年号，始于1297年，终于1307年，前后历十一年，时间跨度太长。也有学者进一步明确地将《北史》直接定为大德十年（1306），如赵连稳、朱耀廷认为：“大德十年，……信州路儒学刻印《北史》100卷。”“陈彬稣、查猛济编的《中国书史》提出：“‘信州路儒学，大德丙午，刻《北史》一百卷，钱《日记》、《瞿目》、《丁志》、《陆跋》、《缪记》、《陆志》都见。”然而陈、查未交代判断依据，查阅了他们所提及的目录著作，也没有找到具体年份记载。因此就间接资料做一些推测

大德本《北史》刊刻的背景，孔文声在同期刊刻的《汉书》跋中做了交代：“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以《十七史》书艰得善本，从太平路学官之请，遍牒几路，令小路以《西汉书》率先，俾诸路成取而式之。”《两汉书》的刊刻时间是“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终是岁十有二月廿四日。”大德乙巳即元成宗大德几年（1305），从开始刊刻到竣工不足八个月。同时，不待《汉书》刻成，其它史书也相继开雕。如由宁国路刊刻的《后汉书》，河南云谦在《后汉书》跋语中说：“宛陵郡学分刊《后汉书》。自大德乙巳孟夏刻梓，至仲冬书成。”再看《南史》，张元济在跋元大德刊本《南史》时提及“《列传》第七十末叶版心下方题‘桐学儒生赵良楶谨书，自起手至阁笔凡十月小字二行”，可知《南史》历时十月完工，具体竣工时间在蒯东寅的序中有交代，乃是“丙午立夏”

依照以上两条材料推算，则《南史》开雕时间也是在乙巳五、六月间，即大德九年（1305）。开雕的当年就竣工的，还有如下一些：“据现在所知：大德九年（1305年），……瑞州路儒学刻印《隋书》八十五卷；建康路儒学刻印《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晋书》一百二三十卷、《新五代史》七十四卷。”以上提及的诸史都在《汉书》刊刻的当年开工，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北史》也在《汉书》的同一年开始刊刻。

再考虑竣工时间，这批书籍的刊刻，或者是没有刊刻，“结果只有七路刻了十史，……而《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没有刻。”或者速度非常快，如《西汉书》的刊刻，“当时以百卷之书，仲夏开雕逮腊月而即蒇事”，在《西汉书》刊刻后一年内竣工。除了上文提及的《南史》十月内就竣工外，尚有《三国志》的雕版速度也很快，桐乡朱文锡在《二三国志》跋语中所署的时间是“大德丙午日南至”，“日南至”即是冬至，可见《三国志》在大德十年（1306）冬季竣工。依据以上所述，《北史》最大可能是在大德几年（1305）开刻，大德十年（1306），即丙午年竣工。

二、刊刻地点

《北史》刊刻地点，书目多载为信州路，详尽完备记载的莫过于傅增湘的《元大德本北史跋》：“以全书详检之，卷一至五十刊者为信州路儒学，有方洽、周益、周己千、周之冕、孙粹然校正等字。卷五十一至七十二刊者为象山书院。卷七十三至八十刊者为蓝山书院。卷八十一至八十三刊者为道一书院，有杨燧校正、聂则迁校正、陈志仁校正等字。卷八十四至九十刊者为玉山县学，有郑道宁、王烈校正等字。卷九十一至九十三刊者为永丰儒学。卷九十四至九十六刊者为弋阳县学，卷九十七至九十八刊者为上饶县学，卷九十九、一百刊者为贵溪县学，皆无校正人名。”然而傅增湘所见为递修本，“盖卷六十至七十二乃以补刻版配人也。”他也提及“惟醑宋楼本据《仪顾堂题跋》，刊书之地尚有稼轩书院，余别藏残本亦有之”。今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的百衲本《北史》比照，应当是：卷五十一至六十七刊者为象山书院，卷六十八至七十二为稼轩书院，版心上方阳叶记刊书地名，有“信州路稼轩书院刊”、“稼轩书院刊”字样。

信州路得名，《元史》记载为“元至元十四年，升为路”，信州路下辖五县，“上饶县、玉山县、弋阳县、贵溪县、永丰县”，一直到“明洪武二年改日广信府”，信州路之名方废除。刊刻地之中，信州路儒学以及信州路下管辖的玉山县学、永丰儒学、弋阳县学、上饶县学，无疑是属于信州路范围。主要考虑提及的几个书院：象山书院，原名象山精舍，在贵溪县，“旧在城南六十里应天山，宋陆文安讲学于此，始名象山。……绍定五年，江东提刑袁广微以山间不近通道，改建三峰山下之徐岩，具以本末上于朝，有诏赐额‘象山书院，元季毁于兵。”蓝山书院，“在弋阳县水南地。元初张卿弼隐居教授于此，来学者甚众，其门人杨应桂、申益章为作书院以处之，虞集有记。”道一书院在贵溪县，《贵溪县志》载“宋程月岩绍开建”，绍开是信州贵溪百丈岭人（明正德间划归新置之万年县），直到延佑间（1314—1320）还有徽州婺源胡炳文担任道一书院山长。以上提及的书院在刊刻书籍的那个时间段，皆隶属于信州路，有相关书证，无需置疑。

但卷六十八至七十二的版心出现的刻书地名称——“信州路稼轩书院刊”，留下了一些疑问。因为《大明一统志》记载了稼轩书院的时候，只记载其地在铅山县，“稼轩书院在铅山县南二里，宋辛弃疾读书处。初名瓢泉书院，后以其号名。”然而幸有戴表元的《稼轩书院兴造记》，详尽地叙述了稼轩书院由宋入元的沿革：“济南辛侯幼安居北关，地最胜，洪内翰所为记‘稼轩者也。……辛氏亦不能有之。辛未岁，太守会稽唐侯震，……才成夫子燕居及道学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阳李侯雷初至，遂始竟堂寝斋庑门台诸役成，而扁其额曰‘广信书院，甲戍岁春也。书院成之二十五年，是为大德二年戊戍，官改‘广信书院额还曰‘稼轩，……义五年，北谯朱侯霁至，……即属山长新安赵君然明.极力经理。”戴表元明确交代稼轩书院就是宋洪迈《稼轩记》所记载的地点，兹节录洪迈原文如下：“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存，三面传城，前枕澄湖如宝带，其从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济南辛侯幼安最后至，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度财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它日释位而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综合考察以上两篇文章，可知元代刻书的稼轩书院是在信州路的郡治北面的原址.没有迁移，并且在大德七年（1303）受到朱霁、赵然明等地方官员重视，故而在稍后有参与《北史》刊刻之举。

在按出版者讨论的版本记载中，只提《北史》的刊刻单位是“儒学”，然而在《北史》的九个刊刻地中，除了一个路学和四个县学外，尚有四个书院参与。“儒学本”和“书院本”是同属于官刻本的两个类型。因此，并提两个刻书单位较妥，如《元代书院研究》所述：“如大德年间（1297—1307），信州路的象山书院、道一书院、稼轩书院、蓝山书院受肃政廉访司之命，与信州路儒学、玉山县学、弋阳县学、贵溪县学和上饶县学合刻了《南史》和《北史》。”

三、刻写主持者

主持刊刻的责任者应当是版本项中的重要一项，然而信州路刊刻的《北史》，缺少主持者的相关记载，因为“传统的著录条例不把与本版有关的责任者著录于版本项。”即便著录，对于官刻书，通例是“官署刻书著录官署名称”，但刊刻责任者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例如作为中国国家标准的《古籍著录规则》，在“著录项目细则”下的“版本项”里，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一项，规定：“著录刻本、活字本时，……出版者指刻印书主持者（刻书主持者室名堂号斋号等信息可与其名称一并著录）。”更有学者指出，“规定信息源未题抄刻地和（或）抄刻者，可查考有关资料，将所得结果著于‘[]内，并在附注项注明来源；若无从查考，可分析考证，将所得结果著录于‘[]内”，这对版本学研究的精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七史》是作为一个整体工程来刊刻的，整个工程的发起，孔文声在《西汉书》跋中做了交代：“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以《十七史》书艰得善本，从太平路学官之清，遍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汉书》率先，俾诸路咸取而式之”。具体负责人也有一些线索可寻，瞿镛在记载《太平路新刊汉书一百卷时》，“跋后列衔名二条，……一为巾顺大夫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副使伯都提调。”伯都，就是整个工程的总负责，但这样的一个大工程，一人之力。必不能兼顾。分刻的九路，定还有专人负责诸如学术质量的把关、工作量的分配以及刊刻费用的发放等工作。每一路由哪种身份的人来负责分刻的史书？信州路的《北史》具体刊刻主持者为谁？

先从元朝文化制度层面考察，负责的不会是地方行政官员，因为“地方各级行政机构（行省、路、府、州、县）下面部没有专门的出版机构，一般也不过问书籍出版事宜”，“元代地方官刻主要以各路儒学为主”。具体来说，“……地方的学校（包括各级官学和书院）在书籍出版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书院盛行，也得到官方的认可，因此，“书院除了执行教育的职责外，也进行大规模的刻书活动。”依据当时制度，学正、山长、县学教谕等学官都归儒学教授管理，《元史·选举志》有记载：“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敞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宣慰司札付。凡路府州书院，没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学录、教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举充之。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授义历一考，升路教授。”当然，儒学教授也同时对上面负责，“故儒学既属于儒学提举司管辖，同时又是诸路总管府的司属——即总管府管辖儒学。儒学提举司负责管理本区的儒学，而具体负责本路儒学的教学管理的则是儒学教授、学正、学录。”因此从制度上看，负责又化的是信州路儒学教授，《北史》的刊刻自然也不能例外。

其次从大德九路本《十七史》横向角度考察，也可以从某种程度说明问题。先看太平路负责刊刻的《汉书》，后有孔文声跋，跋中详尽交代刊刻起因、起止日期、对汝、重校、以及十七史的总负责，假如没有亲身参与，是不可能了解如此详尽情况的。孔文声跋中没有明言自己对《汉书》的实际负责，只署了他自己的身份“太平路儒学教授”，其身份不如刘遵，伯都，然而比做具体一项工作的学正、耆儒要高许多，他在刊刻《汉书》中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题写后跋的本身，也说明了问题。再看宁国路刊刻的《后汉书》，傅增湘在《元大德本后汉书跋》中记载：“前录景祐元年牒文，文后有‘……宁同路儒学云教授任内刊”字样，“云教授”即是当时的宁围路儒学教授云谦，而且，“每卷末有宁同教授题名”，假如不是付出大量劳动，是不会有这些文字的。此外如池州路负责刊刻的《三国志》，“前有大德丙午桐乡朱天锡跋云：‘郡博士孔淳孙，式克奉命，董提以底于成。”明确说明孔淳孙以儒学教授身份执行刊刻《三国志》的具体任务。情况类似，《北史》的实际工作负责人，自然应该是当时信州路的儒学教授。

大德几、十年刻书期间，信州路儒学教授是奉化州戴表元。《元史》记载：“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戴表元的学生袁桷所撰写的《戴先生墓志铭》也有提及，“先生讳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世为庆元奉化州人。……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会执政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满，授婺州，以疾辞。”然而孙茆侯的《宋元戴剡源先生表元年谱》“元大德六年壬寅（1302）五十九岁”条下，判断“是先生此年任信州教授”、“则先生在本年为信州教授无疑矣”。虽然戴表元出任信州儒学教授的时间有些遗留问题、但其在大德十年离任，没有争议。大德八年至夫德十年，戴表元任信州路儒学教授，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从任职时间和刊刻时间重合的角度考虑，应当是戴表元在儒学教授任内的大德九、十年之间，具体负责了由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分派的《北史》刊刻工作。

四、版式及书版流传

元大德刊本《北史》的版式，按照要求，和同期刊刻的史书一样，“以太平路《西汉书》为标准版式，均为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傅增湘对其作了极其详尽的描述：“黑口，四周双栏，版心下方间记刊工姓名，上方阳叶记刊书地名，阴叶记字数。”潘国允、赵坤娟补充了标题特点，“大题在下小题在上，尚存宋本旧式。”《北史》书版完工后，便成为了一套史书的一员。对于它们的版本学价值，田建平认为：“《十七史》上接南宋监本，下启明南监《二十一史》。”其流传过程尚有一些可考的线索，曹之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中提及：“据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著录，集庆路儒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诸史版片”，对其来源也有交代，其中一个来源就是“归附后于诸路裒集”，其中多种版片数目与大德《十七史》合。曹之义举《龟巢集·募朋友置十七史疏》例证后指出：“谢应芳所藏《十七史》是后至元五年（1339年）在集庆路儒学印造的”，并且判断“一种可能是集庆路（即今之南京地区）地处交通要道，九路诸史既竣，版片一并汇集于此，以便四方过往学者刷印流传。”元代灭亡后，“各学之版，明初入南监。正德、嘉靖递有修补。”对其中包括《北史》在内的六史的修版情况，严绍璗记载更加详尽，“此‘六史的刻板明初时藏于南京国子监，从成化年间开始，历经弘治、正德、嘉靖和万历，即起自1465年迄于1620年，在此一百五十年间凡数次修版。”修补之后，原版渐失其真，如施廷镛在《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中描述：“嘉靖修补后，版心‘路学等字已十不存一矣。”大德本和南北监本的关系，叶德辉已有论述：“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涣，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监本重刊，谬种流传，深可怪叹。”

元大德间信州路儒学原刻本现已无完本，“国图（存卷二至五、二十五至二十六、三十八至四十、四十七至六十一、七十八至八十五、九十四至九十七）南京（存卷一至十二、十八至八十二、九十七至一百），”两相考校。尚缺卷十三至十七、卷八十六至九十三，递修本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