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妹

摘要：林纾的声誉来自“林译小说”，五四以来的毁誉也源于此。对于林纾，后来研究者需要摆脱五四遗留下来的道德义愤，以对传统的无差别心乃至敬畏心给予一种了解之同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林纾在小说译著中不再使用笔名而用真名，打破了人们对于小说的鄙视，是一种开风气之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林纾自己也看重令其名利双收的小说译创。在林纾的心目中，小说与古文始终有着价值的高下之分，小说是“小道”，古文才是“大道”。林译小说能够博得当时社会中上层知识阶层的青睐，不但在于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介入小说化解了士林阶层阅读小说时伴生的道德焦虑。更在于林纾以古文的笔法和小说家的天赋共同造就的“林译小说”独有的品味和趣味。

关键词：小说；古文；大道；小道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4-0092-05

林纾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中的声誉是通过他的小说翻译建立的，“林译小说”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而林纾自五四以来的毁誉也源于此。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阵营对于林纾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林纾的翻译，五四新青年带着“时代正义感”的嬉笑怒骂，致使进入现代文学史中的林纾定格为一个可笑的顽固佬的形象，以致于“‘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文学史的书写同样充满了戏剧性，正如一位学者所发出的疑问那样：“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存在着诸多的迷思，人们还缺乏对于先前传统重新认知的耐心和智慧。对于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资源之一的林纾，我们正需要摆脱五四遗留下来的道德义愤，以对传统的无差别心乃至敬畏心给予一种学理的、精神的、生命的深度理解。

一、从“冷红生”到“林纾”：笔名与真名的纠结

众所周知，林纾与友人对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是他用来排遣丧偶之痛的一种消遣，但无心插柳之举却使林纾走上了译著小说的“不归路”。陈衍在为林纾写的传记中这样描述林纾晚年的生活：“纾有书画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肋，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属文，左案事毕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也。作画、译书，虽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然纾颇疏财，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林纾晚年靠作画和著译两项收入颇丰，但这并不意味着林纾本人就看重小说翻译并心甘情愿地成为世人眼中的小说家，事实恰恰相反。

林纾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也正是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大转变时代。对于小说，学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它的启蒙人心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倡小说创作，最著名的如严复在1897年即著有《本馆复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也在1898年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他们都从改良社会的角度提及小说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小说观念并不因为一两个英明之士的一两篇文章而发生彻底改观，或者说“小说乃小道”的观念在林纾初涉译坛的时代依旧是一个社会性共识，知识分子还不肯降低身价去认同其价值。因此，林纾在发表令他暴得大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时候，随手使用了—个“冷红生”的笔名。著（译）小 说而使用笔名，这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史上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也几乎成了一个习焉不察的惯例，但是近代小说作者使用笔名和现代小说作者笔名的运用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小说”摆脱“小道”的地位成为被社会认可的一种堂皇的文学样式之前，笔名的运用显然有隐藏作者真实身份的意味。直白地讲，小说作为“私衷酷好，阅必背人”的小道，乃至“诲淫诲盗”的歪门邪道，是为人所轻视、所规避的，小说家自然不肯署真名而自毁身价。林纾身为正统的古文家，对于此类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虽偶一为之，自然也犯不上署真名。即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作者也依旧不肯现身，而是任凭好事者去猜测考证。邱炜萲在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评述中即谈及作者的真实身份问题：“黄黻臣为余言，此书实出吾闽林琴南先生所手译，其题曰‘冷红生者，盖不欲人知其名，而托为别号以掩真，犹夫前日撰《闽中新乐府》，署名‘畏庐子之意也。”以“笔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非是林纾个人过于爱惜羽毛，而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情形，这种情形甚至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小说进入文学之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一概念不像今天有些时候那样，仅限于‘创造性或者‘现象性的作品，它意味着社会中被赋予高度价值的全部作品；既有诗，也有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不是其虚构性——十八世纪严重怀疑迅速兴起的小说的文学身份——而是其是否符合某种‘纯文学的标准。换言之，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体现某个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和‘趣味的作品具有文学资格，里巷谣曲，流行的传奇故事，甚至也许戏剧在内，则没有这种资格。”较之英国18世纪的情形.近代中国人对于“小说”的贱视有过之而无不及。摩西1907年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曾讲到“小说”在社会上的恶劣名声：“昔之小说，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可见，“托为别号以掩真”是小说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性手段，林纾也不例外。但是仅仅两、三年之后，当林纾于1901年译著《黑奴吁天录》时，便一改常态开始使用真名——林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当然，这两二三年对于“剧变”中的中国而言也非同寻常.先是“庚子事变”，随后是“辛丑条约”，件件都是关乎到国族命运逆转的大事件，亡国灭种的危机所激发的是知识阶层更为急切的救亡浪潮，“西学”已逐渐成为世所公认的救亡途径，林纾正是于此时转变了对于小说的看法，认识到译介西方小说不但不是“小道”而且是“爱国保种”之大道。在《黑奴吁天录》的跋语中，林纾充满自信地讲：“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同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在认定“翻译”为救国之道的同时，林纾更发现，在西方世界，小说的地位与中国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小说固小道，而西人通称之日文家，为品最贵，如福禄特尔、司各德、洛加德及仲马父子，均用此名世，未尝用外号自隐。”由此，林纾甚至认为《迦茵小传》的译者不肯用自己的真名而使用“蟠溪子”的笔名是一种遗憾：“蟠溪子通赡如此.至令人莫详其里居姓氏，殊可惜也。”既认定了“翻译小说”是有益于家国之举，署真名也就不再有所顾忌，这也正显示出了林纾的勇气。众所周知，此一时期与林纾同样创作或者翻译小说的小说家或者社会名流所使用的几乎都还不是自己的真名字，如李宝嘉创作于1903—1905年的《官场现形记》署名“南亭亭长”；吴趼人印行于1903—1905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署名“我佛山人”：曾朴发表于1905—1907年的《孽海花》署名“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1903年连载于《绣像小说》的《老残游记》署名“洪都百炼生”：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时署名“饮冰室主人”。创作是如此，翻译也是如此，梁启超在1902年翻译的小说《十五小豪杰》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陈独秀在1904年发表小说《黑天国》时使用的是“三爱”的笔名，他与苏曼殊合作翻译的《惨世界》于1904年出版单行本时署名“苏子谷、陈由己”；鲁迅在1903年发表小说译作《哀尘》时署名“庚辰”；周作人发表于1905年的翻译小说《玉虫缘》署名“碧罗”。译著小说而使用笔名同然可以算是一种风尚，但是联系到当时“小说”在中国社会中“卑贱”的身份和地位而言，作者不使用真名就别有意味了。甚至有很多小说即便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作者依旧还是个谜，著者似乎根本就不愿意认领靠小说创作而获得的声誉。由此可见，林纾的举动算是勇气可嘉，郑振铎就对林纾的这种开风气之举有过高度的评价。林纾在小说翻译使用真实姓名后，“冷红生”笔名的使命并没有就此完结，林纾出版于1913的小说《剑腥录》和1914年的《金陵秋》再度启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而此时的“冷红生”已经不再是林纾涉足译坛时用以掩饰真实身份的面具，而是已经成为了林纾的另一张名片，尤其是林纾自叙传式的《冷红生传》一文出来后，更使这一笔名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悬揣林纾重新使用这一笔名有两个用意：一则用此来区别他的自创小说和翻译小说；二则因为这些被称为“时事小说”的创作所涉及的都是当时发生的真实事件，其中的人物事件也都有迹可寻，用笔名也可以约略起到一种遮掩作用。

二、“古文”与“小说”的心理价值差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胫而走，风靡一时，林纾的译著和译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林纾作为翻译家的价值时，林纾却并不以为然，他所看重的仍旧是自己的古文和身为“古文家”的声名。“古文”与“小说”在林纾心中始终有着不同的价值等级。

自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兴起古文运动以来，就牢牢地设定了“文”与“道”的一种血脉关联，“因文见道”、“以文明道”成为历代古文家遵从的铁律，这种“文道合一”的规定性实际上也建立了古文家更加重要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正是“文以载道”的规定性才使得“道德文章”成为一种庄严的事业，而以文章经世正是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价值所在，古文家们也从来都是以“道统”与“文统”的自觉继任者自重和自豪的，林纾也不例外。对他而言，古文是一种庄严而神圣的事业，是安身立命之本。尽管除了古文，林纾在小说、诗歌、绘画方面的创作才能和成就并不逊色，甚至在这些方面的声誉超出了他作为古文家的声名，但林纾从没有发生身份上的认同错位或者认同危机，相反，林纾对于自己的古文有着清醒的定位和充分的自信，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曾说：“石遗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钱基博在文学史中曾多次谈到林纾作古文与译作小说时的不同状态：“纾早年论文崇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者，然每为古文，则矜持异甚，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独其译书则运笔如风落霓转，而造次咸有裁制，所杂者，不加点窜，脱手成篇，此则并世所不经见者已。”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林纾在译作小说方面的天赋，另一方面也正可见出在林纾的心目中，小说和古文是有着不同的分量的.因此，译作小说和做古文完全是两种状态，同时也是两种心态。林纾做古文时“矜持异甚”说明了林纾对于古文遣词造句的一种慎重，同时也暗示出了林纾对于古文所持的一种近乎仪式般的敬重。道德与文章的一体化，使古文作者在创作时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肃穆庄严的状态中，决不能随随便便。林纾在《春觉斋论文》的“意境说”中即讲述了为文时的一种境界：“文字之谨严，不能伪托理学门面，便称好文字。须先把灵府淘涤干净，泽之以诗书，本之于仁义，深之于阅历，驯习久久，则意境自然远去俗氛，成独造之理解。”文章的意境取决于为文者的人格心胸，而要想达到海阔天空的大气象，那么在写作之前，为文者则必须进入一种状态：“须讲究在未临文之先，心胸朗彻，名理充备，偶一着想，文字自出正宗。”因此，林纾在《（春觉斋论文）述旨》的最后一句总结说：“真能古文者，固不轻易为文也。”可见，林纾虽然在译著小说、绘画、诗歌等方面都成就斐然，但是古文才是林纾的终极至爱，精神所托。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曾道出了林纾的这番苦心：“琴南号畏庐，多才艺，能画，能诗，能骈体文，能长短句，能译外国小说百十种。自谓古文辞为最。沉酣于班孟坚韩退之者三十年。所作兼有柏枧袢湖之长，而世人第以小说家目之，且有深诋之者，余常为辩护。”林纾曾于报纸的一则广告上得知“国学扶轮社”辑录清代千家文时把林译小说的“序言”也收录其中，连忙写信要求更换并说明原因：“伏读文汇广告，列我朝文家千余，乃末座亦及鄙人，读之骇汗服栗，如冬嚼冰，如夏就火也……纾虽译小说至六十余种，皆不名为文。或诸君子过爱，采我小序入集，则吾丑益彰，羞愈加甚。不得已再索败箧，得残稿数篇，尚辨行墨，寄呈斧削。果以为可留者，请将已录之拙作削弃，厕此数篇，虽非佳作，然亦丑妇之涂抹者也。”林纾非常严格地区分了自己的古文创作和小说翻译，作为“小道”的“小说”是永远无法能够和作为“大道”的“文”相比肩的。可以说，在林纾的心中，古文是庄重事业，而译著小说（包括绘画）不过是其副业，而越到后来越成为他的自娱自乐活动。林纾在《鹰梯小豪杰》“叙”中曾说：“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本非小说家，而海内知交咸目我以此，余只能安之而已。”林纾的这一番话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无奈。由此也可以理解，当五四新青年们喊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叫阵口号时，既不是桐城派的嫡传，也不是选学派的林纾却挺身而出与五四新青年论战，与其说是为“桐城派护法”，不如说是“为古文护法”，抱着“力延古文之一线”的悲壮.孤军挑战群雄。在林纾看来，古文只有正宗不正宗，而不论派与不派：“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后人尊惜抱为正宗，未敢他逸而外逸转转相承，而姚派以立。仆生平未敢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径端而立言正。”因此，把林纾与新青年的论战说成是“身为桐城边缘的林纾邀宠于‘正宗”，未免是妄猜。林纾与恫城派的关系最初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最后更是同命相连，以致于同归于尽。

但是社会和文化思潮的转移使得“小说”作为“庄严的事业”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作为小说翻译家的林纾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价值。而作为古文家的林纾却日益面目可憎，如王富仁《林纾现象与“文化保守主义”》一文所说：“林纾为什么仍然受到我们的重视，为什么仍然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呢？不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外国文学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更加高度的重视吗？不是因为中国现代的翻译文化得到了更长足的发展吗？没有这些，他作为一个最早的文学翻泽家对于我们又有什么价值呢？他不就成了破坏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罪魁祸首了吗？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文化，拯救了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也拯救了林纾。”也许，这种后来者一厢情愿的“拯救”并不是林纾想要的，倘若林纾地下有知，恐怕也是断不会领情的。

三、古文的品味与小说的趣味

以古文笔法译小说是五四新青年阵营批判林纾的关键所在，但实际上，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介入小说并以史汉笔法翻泽小说，无疑抬高了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份，从而引起了中上层社会阅读外洋小说的兴趣，这一论断已成研究界共识。但是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同一时代。大力提倡小说翻译并亲身介入小说翻译的社会名流不仅仅只有林纾，梁启超、陈独秀、苏曼殊等都可以作为最鲜明的例证，但是唯独林泽小说能够“不胫走万本”，为读者所青睐，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或者说，林译小说是从哪个角度契合了包括后来成为“五四新青年”在内的广大读者的口味呢？

林纾作为古文家论及小说时也以“古雅”为最上乘，他在《（践卓翁小说）自序》中说：“计小说一道，自唐迨宋，百家辈出，而翁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为文昌子，文笔奇古，乃过其父，浅学者几不能句读其书，斯诚小说之翘楚矣。宋人如江邻几，为欧公所赏识者，其书乃似古非古，胶沓绵覆，不审何以有名于时。”“古雅”既是林纾的一种小说评判观念，也是其译创小说的一种追求。

而这种追求同时也代表了与他同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共同的阅读品味。李定夷曾在《文学常识》中援引苦海余生对林译小说的评价：“琴南说部译者未多，然非尽人可读也。……曷为而言琴南之小说非尽人可读也？琴南之小说不止凌轹唐、宋，俯视元、明，抑且上追汉、魏。后生小子，甫能识丁，令其阅高古之文字，有不昏昏欲睡者乎？故曰琴南之小说非尽人可读也。”林纾以古文笔法翻译小说，追求古雅，以至于“非尽人可渎”恰是林纾小说能够吸引、折服当时知识阶层的一个关键，因为只有具备相当的古文素养的人，才能读懂林译小说，“林译小说”是与“文章”、“学问”同样的东西。因此，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进入小说界、译西书而绳以古文义法的做法不但化解了小说作为“下流小道”的可鄙身份，使这些传统士林中人去除了以往“阅读小道”自然连带出来的道德焦虑，而且更进一步，古文在社会上的至高地位和林纾作为文章大家的社会影响使得读林纾的小说和读他的古文一样，成为一种学养与品味的标志，以至于到了1926年还有人为之辩护：“林琴南先生为近代文章大师。其文坚实精醇，戛戛独造，士林莫不宗仰！生平所译西洋小说，往往运化古文之笔以出之，有无微不达之妙！”但是仅有“古雅”，对于小说这种文体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对于情感丰富、思维活跃的青少年读者群来说，更是如此。众所周知，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译笔可谓“古雅”，但终因行文生硬而失去了更多读者。因此，“品味”以外，“趣味”更是一个迷人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前者偏重于后天习得的古文素养，那么后者则更近乎小说家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情，近乎于一种天赋。钱基博就评价“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诙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同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林纾做正经古文尚且如此.而一旦放下古文家的正经严肃面孔而以轻松的心态进入小说翻译，就更能游刃有余，轻轻松松就能做到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趣味天成。很多“五四新青年”都在“有趣”与“无趣”的比较中谈及自己当年耽读林译小说的情形。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回忆：“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Lamb的《Tales from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也承认林译小说的精彩趣味：“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彩。”林纾正是以自身精湛的古文素养和小说家的天才赋予了林译小说古雅的古文品味和生动的小说趣味.成为当时中上等知识阶层嗜好的读物。胡适也曾批评林纾的小说翻译：“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般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我是用古文译过小说的人。故敢说这话。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胡适的“平心而论”确实指出了林译小说的局限——“不能普及”，但是这所谓的“不能普及”并不应该全部归结于“古文”。众所周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学所使用的是胡适所主张的“活文字”——白话文，但所面临的同样是无法普及的困境。因此，文学能否普及与文字有关，但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与整个社会的知识状况、思想状况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鲁迅所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诚然，不识字的文盲可以通过教育的普及来解决，而所谓文学，在常态的情况下，终归是属于少数人，而且文学的品味和趣味也无法普及划一。林纾正是要借助自己的古文修养保持林译小说的品味与趣味，“普及”并不是他的追求，因此，当东亚病夫（张若谷）提议林纾改用白话进行翻译时，遭到了林纾的完全反对，理由是“用违所长，不愿步《孽海花》的后尘”。林纾不肯用白话固然有他的固执与成见，这也是他被五四新青年阵营所大加挞伐的一面，但是林译小说以独有的品味与趣味吸引着当时较高层次的士林中人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围绕一些林译小说引发了当时文人名士们（如高旭、汪笑侬、夏曾佑、高吹万、黄侃、陈衍等）大量的题赠、唱和，显然，林译小说已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一种精神消费品，更不用说后辈知识青年尤其是五四一代新青年所受林译小说的普遍熏染。如今，我们自然容易分辨五四新青年们对于林纾的讥讽是包含着时代正义感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如何破解后人对于五四意识形态的执著与执迷，真正以平常心和无差别心对待当时共时态的各种文学景观和精神现象，真正达到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恐怕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