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

摘要：庞德为何要为法西斯做宣传又同时要为中国文化张目？这两个问题及其答案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在笔者看来，它们的答案是同一个，即庞德具有浓重的乌托邦意识。他之所以为法西斯做宣传，是因为他有实现乌托邦的冲动；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张目，是因为在社会乌托邦的建设努力破产之后，转而致力于文化乌托邦的建构。

关键词：庞德；社会乌托邦；语言乌托邦；语言法西斯

中图分类号：11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4-0082-06

一、社会乌托邦

乌托邦是一种向往，是一个虚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大凡都是现实世界的对照或反面，现实之所缺正是乌托邦之所有——所应有。要了解庞德所设计的乌托邦有什么特点，首先要知道他所认为的现实世界的问题和缺陷是什么。

庞德认为，现实世界是龌龊的、黑暗的，尤其是他所处其中的美国，除了法西斯国家，其它欧洲国家也不过如此。他把资本主义世界比成“喀耳刻的猪圈”。喀耳刻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魔女，曾把希腊士兵诱入她所管辖的猪圈。“人们躺在喀耳刻的猪圈里/我走进猪圈/看见灵魂的尸体”，庞德认为，世人都在猪圈里，而且是躺在里面，可见都是猪或类似于猪，包括他本人。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出去，这是他真实可贵之处。人成了畜生，成了行尸走肉，因为他们丧失了灵魂，或者说，灵魂已经死了。庞德对人的界定，即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灵魂。

庞德认为，在工商社会，极端实用主义的，是摩根索家族那样的金融家。他诅咒说：“该死的银行从无造有/榨取利息；十足的邪恶。”（《诗章》第74）而其中最恶劣的是高利贷者，他们以利息为业，而且以高利息控制别人乃至控制政府和社会。所以，庞德称坐收渔利者为“畜生”，他说：“以正义赎回锡安山，/以赛亚说。不是出去收利息，大卫王说。/这个大畜牲。”（《诗章》第74）那样的人、那样的行为是正义的敌人。

犹太人热衷于而且很善于以钱生钱。所谓理财大师，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正如庞德所说：“‘最大的骗局/是转换币值/犹太人最擅长干的。”（《诗章》第78）。在他的心里，犹太人无异于魔头，他们信奉经济中心主义乃至金融中心主义，通过掌控金融业来掌控全世界的经济命脉，让全世界的人们为他们打工，受他们剥削。在他们控制的世界里，一切都商业化，连空气都要买卖，“境内的亚拿突，花了6.87元/去买乔可鲁瓦山上的清新空气”（《诗章》第74）。犹太人甚至还卖人呢，而且是像牲口一样地宰了再卖。庞德曾以戏仿的口吻嘲骂他们说：“犹太人是兴奋剂，非犹太人大部分/是畜牲，乖乖地被宰了/很好卖。”庞德不反对甚至提倡国家信贷，但极力反对私人信贷，因为追求利润的本能和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必然导致私人追逐高利贷，而且无法控制恶的作祟。犹太人被庞德简单地贴上了高利贷者的标签。他自己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反犹太分子。

《乌托邦》的作者摩尔认为，私有制乃万恶之源，所以乌托邦应该排除私有制。庞德大概是引此以为同调的，私人信贷是私有制最新发展的恶果，所以，在他的乌托邦里，首先要根除的就是私人高利贷。其主体是犹太人，所以他同意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清除出去的法西斯叫嚣，从而同情、支持并敬重法西斯主义，直至迷信并崇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摩尔还认为，社会不公的一大表现是工、农之间的不平等，即城乡差别。在他的乌托邦里，没有专职的农民，农业生产只类似于手工业者的业余兴趣。在他那个年代，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手工业（类似于我们古代的“百工”）是礼会生产的主力，当时有数不清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所以，摩尔特别看重手工业。手工业的最大特点是亲历亲为、自产自销，从生产过程到产品出现，都在劳动者个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而且具有同步性和完整性，产品的每一个犄角都留着劳动者个人的感情、感受和人格精神，总之那是人的带有个性的产品。

如果说手工劳动是与自我亲近，那么农业劳动就是与自然亲近，工业劳动则两者都不亲近，相反，大规模工业生产严重戕害自我的健康和自然的和谐，所以，身处工业社会中的庞德却向往手工时代，更向往农业时代。他说：“大自然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天堂，而是越来越像一个工厂。”这话有两层意思：大自然本来像个天堂（译为“乐园”更贴切），在大自然里比在人类社会里更有建设乌托邦的可能；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大自然成了一家工厂，工厂是与天堂对立的，所以不再有建设天堂的可能。庞德在这里一方面强调了乌托邦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对这种关系的丧失的深深不安和莫大失落：“我曾试图写出天堂/别动/让风说话/那就是天堂。”（《诗章》第74）“风”是自然的象征，“让风说话”就是让自然呈现出自然，但工业化往往遏制自然而然的现象，机器成了自然的克星，机械时代的大繁荣注定自然主义乌托邦的不可为；然而，庞德似乎就有那么一股子拗劲，偏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非得要“让神祗进入实际的社会领域”。以至于到最后，他参与了被万人唾弃的拜神乃至造神运动。没有神的乌托邦似乎不是他所想看到的。而他一开始所幻想建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乌托邦，或者说乌托邦社会。

尽管庞德一再地说。“天堂不是人造的”，但他曾有雄心在人间建立天堂，为此他曾钻研政治经济学，曾写过有关方面的专著，并想象着诗歌能发挥现实教化功能，能够像孔夫子说的那样“兴观群怨”，甚至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历史的进程。他的乌托邦设计跟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一样，有简单、片面、超前和书生气之嫌，既不准确，也不具备操作性，不可能实现。

庞德最先寄希望的当然是他出生成长于其间的美国。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祖国离自己的理想太远，根本没有建立乌托邦的基础。美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什么情况呢？“站在甲板间的奴隶贩子/和所有的总统/华盛顿、亚当斯、门罗、波尔克、泰勒/再加上出生在卡罗尔顿的卡罗尔，还有克劳福德/掠夺民众以谋私利，蛊惑/每一个贴现银行都是十足的罪恶/掠夺民众以谋私利/包括美发喀耳刻的，啊！她让它们吃烈药/既没有狮子也没有豹子伴随/可是毒药，毒药，在每个国民的血管里/若被麻醉了，毒则流进这些血管里”（《诗章》第74）。这几句诗概括了美国社会的几大方面。首先，经济命脉掌握在银行家手中，他们以谋私利为第一要务。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区别不大，只不过奴役的手段变成了金钱，比如货币、股票等等。其次，庞德毫不客气地把几任总统跟奴隶贩子放在一起，表现了他对权贵甚至权威的轻蔑，因为他觉得美国历届政府都在为有钱人说话，是富人的同党、同谋甚至是金钱的奴隶，受财主们的摆布。说起美国政府和当时的首脑罗斯福，庞德仿佛气不打一处来。罗斯福当时正大张旗鼓地实行所谓的“新政”，向老百姓许诺经济萧条将很快过去，天堂般的日子将要到来。可是，事实如何呢？至少在庞德看来，是这样的：“实施新经济政策却陷于灾难/把人当机器的牺牲品/运河工程和大批死亡/（或许如此）/故意低价倾销，以搅乱虚股/在高利贷者的鬼天堂里/这一切都通向死囚室”（《诗章》第74）。原来，“新政”的结果不是天堂，而是地狱，那个天堂是假的、恶的；如果真有，也只属于高利贷者，属于魔鬼，所以说是“鬼天堂”。作为诗人，庞德觉得再也不可能在美国呆下去了。心中的乌托邦冲动还是那么强烈，他得另谋出路。

于是，庞德来到了“日不落帝国”，到了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伦敦。丘吉尔当财政大臣时，曾实行一种名为“金本位制”的经济政策，弄得好多老百姓口袋空空，怨声载道，只好中止。庞德用“腐败”来形容这种制度。没想到，丘吉尔当上首相之后，执意恢复那种实效糟糕的“金本位制”。统治者通过这一制度，对国内外的百姓展开搜刮，赢得了丰富的利益。“而地方上放债的寄生虫借助外国银行，从印度农民身上榨取/以丘吉尔式辉煌上升的高利/如当他，尤其是当他/恢复腐败的金本位制时”（《诗章》第74）。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损失惨重，不啻灾难来临。因为随着金本位制的恢复。“每个农民要用双倍的谷物/支付税和利息”（《诗章》第74）。

庞德在英国同样看不到乌托邦的影子。于是，他来到了法国。20世纪的巴黎号称世界文化中心，但庞德似乎对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有好印象，把它比成了“奥格阿斯牛圈”。他在《诗章》第74章中说：“小H的主意来自巴黎的奥格阿斯牛圈，/有西夫看护着。”根据古希腊神话，“奥格阿斯牛圈”里养了3000头牛，但有30年未清扫，因此，它在西方语境里向来象征着“藏污纳垢”。“小H”指的是亨利·摩根索，银行世家出身，曾任美国罗斯福政府财政部长；“西夫”则是商人。庞德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法国和英国，都变成了工商社会，“小H”就是工商业主的代表，他们引领社会的主流观念，惟利是图，见利忘义。因此，庞德恶狠狠地称这些新贵为“鬼族”，称他们以及沾染了铜臭的所有人为“实用主义的猪”。

就在庞德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普遍失望之际。法西斯提出了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口号：“国家社会主义”，而且确实采取了有效手段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致力于打击以犹太人为代表的高利贷者，比如屠杀犹太人甚至非雅利安人的所谓“劣等民族”，等于是替庞德做到了他做梦都想做的事。因此，庞德不仅为种族灭绝大屠杀进行辩护，还为希特勒进行开脱。尤其让庞德感动乃至感到乌托邦理想寄托有望的是：墨索里尼向他挥手致意了，显得温文尔雅、礼贤下士，跟罗斯福—那个“对唐史一无所知的傲慢的野蛮人”迥然不同。这让彷徨中的庞德受宠若惊。

也许是病急乱投医，也许单纯的庞德真相信法西斯的夸夸其谈，真心认为意大利是他建立乌托邦的开始。于是，他答应跟墨索里尼的宣传系统合作，进行法西斯宣传，哪怕在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后，哪怕在美国向轴心国宣战之后，他这个美国人照样利用广播宣传实施攻心战——攻的是美军将士的心。谁也无法让他闭上他那张一旦张开就滔滔不绝的臭嘴。也许，他意识不到攻击祖国是多么愚蠢而危险，也许，在他的心目中不存在普通人意识中的祖国的概念，哪里能帮他实现乌托邦理想，哪里就是他的祖国。墨索里尼被俘虏，又被希特勒劫狱救出，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叫“萨罗”的地方建立了风雨飘摇的傀儡小朝廷。庞德到了那时还死心塌地地追随到那儿，满怀深情地称萨罗是“梦想共和国”，仿佛那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现实版。他以勤王的姿态为墨索里尼献计献策，在报纸和电台上赞美这个袖珍理想国，却大肆咒骂美国——他的祖国。在最没有可能实现乌托邦的地方他居然认为能实现。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墨索里尼彻底灭亡之后，他也曾反思意大利的问题并表示极大的愤怒、感慨和惋惜：“炫耀，虚荣，盗用公款，使2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他还执迷不悟地怀念墨索里尼的好处，把那个恶魔描写成壮志未酬的英雄：“以完成的工作为基础，以人们的需求为准绳/在一个国家或制度里/按照使用和磨损的程度/定量消除/如在维戈尔。据说他，他对此得/考虑一下/却被倒挂着吊死了，在他对此建议的想法/有效地付诸实施以前。”请大家注意，“定量消除”这几个字之前的几句话直接引自《乌托邦》一书。可想而知，庞德认为，墨索里尼是帮他实现乌托邦的不二人选，墨索里尼内心也有高远的乌托邦理想。庞德那么智力超群的人判断力居然显得如此低下，简直是鬼迷心窍，也显示了法西斯具有多么大的蛊惑力。

总之，从兴趣和抱负而言，庞德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兴趣驳杂而抱负宏大，期望学以致用，在修身养性之后去治国平天下，在各个社会层面建功立业，他倒不是要去担任部长或董事长，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判断的结果，去影响政治的进程和经济的走向，而且是直接快捷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如论者所言，庞德曾经“积极地（满怀希望）参与改进西方文化和社会”，但他在政治经济方面思想的简单和信仰的单纯使他并不比村夫高明多少，而他所信仰或者说梦想的对象——乌托邦却过于庞大、沉重，甚至压弯了他的双肩。当然，真正牵着他的鼻子的，是他自己内心的乌托邦冲动。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庞德寄希望于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理由和激情”，这种冲动不可能随着法西斯的灭亡而土崩瓦解，只会发生变异。

二、语言乌托邦

在法西斯灭亡之后，庞德如梦初醒似地意识到：他误托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府的社会乌托邦理想流产了，于是，他不再到处寻找实践乌托邦的土壤，只满足于在文化的层面上自我安慰和自我想象，在那之后写的《诗章》里，“他不得不把他地上的乐园降位到更抽象的理想所在，最后他简直不能使他的作品得出他所坚信的结论”。关键是，那种“更抽象的理想”既不属于西方社会，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对西方世界彻底绝望了，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他从不曾踏上一步的中国。此时的他对物质现实不仅不抱希望，而且兴趣不大。他的目光在中国现实层面只停留了一小会儿，“宋子文来路不明的贷款也骗不了人/说白了，我们觉得宋子文自己有些钱”（《诗章》第74）。从这两行诗句里的嘲讽调侃语调可以感觉出，庞德对以宋子义为代表的达官显贵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跟罗斯福、丘吉尔等是一丘之貉。

此时庞德关注的是文化，他带着他的乌托邦想象，迅速滑向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怀抱。不过，表面上他是孔孟的信徒，实际上是在让孔孟给他的乌托邦意识抬轿子，“四书”只是他的乌托邦理论的注脚，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只撷取了符合他的期待视野的成分，或者说，他用乌托邦视角对巾同义化进行了改写和美化.从而在语言的沙滩上建构他的乌托邦大厦。这样的大厦在巨大的现实力量下显得非常脆弱，因此不会有真正矗立起来的可能。

诚然，中同语文曾经给与庞德无与伦比的灵感和力量，正如休·肯纳所说：“身陷囹圄的庞德，目晰时光飞驰，一去不返，本应哀叹，但是孔夫子的稳健泰然鼓舞着他的心。正是孔子的这些精辟之语使庞德保持内心的活力。”他俩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两个乌托邦有一些相同的构造和特征，两者相遇使庞德成为孔子的异邦隔世知音。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庞德只愿意（也是出于无奈）在心里重建破碎的乌托邦，如非洲索宁克传说中曾经被毁灭过四次的神奇城市，或者被刚刚打败的意大利，“被出卖的意大利/如今在不灭的心灵里”（《诗章》第74）。

庞德把孔子的理想，那些没有实现过的，压根就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当作他的理想，或者，他根本就不关心那些理想是否曾经实现过或是否有可能实现。其实，庞德也知道，孔子提出的许多美德要求确实很好，但是自古至今，加以实践的很少。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去“推销”他的这些原则，不仅没有得到诸侯的采纳，反而受到奚落。他的这些原则被公认为是好的，但不实用，而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大部分人尤其是统治者，还都是实用主义者。但是，庞德依然争取要把孔子的主张塞给政府.作为治国安邦的良策和基石。他说：“政府不会信赖这个/‘诚这个字已造得/完美无缺/献给国家的礼物莫过于/孔夫子的悟性。”（《诗章》第76）庞德宁愿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完全服膺孔子的价值取向。他把孔子的理想进一步美化.把中国社会想象成了儒家乐园，显得极为单纯、迂阔而执拗。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庞德过于或故意强调孔子由小吏到宰执的亨通（事实上孔子的官运来得很晚而且很短），一般只选择性地引用或化用那些美好的、惬意的话语、片断或场景，而孔子还有许多批判的、痛苦的、失望的乃至绝望的时候，但庞德笔下基本上没有出现。

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乌托邦也是庞德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超级简单化理解的结果，几乎不涉及经济层面，最多转达一下孔子的义利之辨.强调义远大于利。乌托邦社会所排斥的私有制、剥削等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前面说过，摩尔的乌托邦以手工业为中心.而庞德以农业为中心，可能部分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钟爱中国文化，因为中华传统文明是农耕文明，在孔子之前，尤其如此。当然，他更看重的是中国文化对自然的强调。这样的文化符合他对乌托邦的设想。

整个《比萨诗章》中，我个人觉得写得最动人、最纯粹、最神秘、最抒情的是第79章中的“山猫之歌”和“森林女神之歌”，饱含着原野的自然气息，与工业文明是对立的，是在摒弃工业文明之后展现出来的，“更不用提右安密金矿的投资/和相似的企业/小型武器和化学制品/哦，山猫，我的爱，我可爱的山猫，/看好我的酒壶，/守住我山上的酒窖/直到神仙浸入我的威士忌”。诗中有多处对自然景色的想象和赞美，如：“躺在崖边柔软的草地上……而驯服的野兽/缀满宝石的原野，与小鹿，/与豹一齐向右转/矢车菊，蓟和剑花/草长半米/躺在崖边……”有时还带有浓厚的牧歌情调，如：“东风来了，作为安慰者/日落时分放猪的小牧女/赶猪回家，美发的女神。”只有在宗教狂热背景下的田园诗歌里.放猪的女孩子才会被称为女神。因为喜欢自然和田园，他连带着喜欢田园诗人，如中国田园诗的祖师陶渊明：“陶潜听到旧朝之乐/可能在桃花源/那里滑软的草地间夹着清流/银光闪闪，分流而淌。”

每种文化都有其代表人物和典型象征，在庞德看来，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典型象征是泰山，而孔子的家离泰山很近。孔子的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两者中儒家更倾向于前者。孔子的形象确实是“稳健泰然”，因此，他自己乐意被比为“泰山”。在庞德的文化乌托邦里，孔子和泰山是绝对的主角，两者的形象全是止面的、美好的。孔子是庞德膜拜的偶像，简直比耶稣还伟大、神圣，简直就是真理的化身。泰山呢，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既在无垠的空间中，也在永恒的时间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云在泰山—乔可鲁拉之巅/当黑刺玫成熟时/此刻新月照临泰山/我们应以晨星计时。”他虽然离泰山有十万八千里，但在他的乌托邦想象里，近在咫尺的欧洲乡村反而在彼处，泰山却在此处：“平坦的弗拉拉乡村看起来/和这儿在泰山下一样。”泰山也被牧歌化、观念化了。在他终于明白“天堂不是人造的，地狱也不是”之后，泰山作为文化乌托邦的象征意义就更加突出了，经过文化建构的泰山形象在我们的心灵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了。也许，它不是乌托邦本身，但它同样能起到帮助我们在苦难环境里抗御苦难的作用，庞德在被关在铁笼子里时，正是靠着这样的对泰山的信念，度过难关，达观甚至乐观地看待世事人生。“泰山下风吹得多么轻柔/在那还被永久记忆的地方/远离那个地狱/远离尘埃与耀眼的邪恶”。“泰山”成了他的伙伴，他的支柱，他的定心丸。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它成了一种拯救和化解的力量。作为文化乌托邦的象征，它比那从未曾实现过的乌托邦本身显得更加亲切、可靠。一切，包括囚笼生涯，也因为有它而变得美妙起来。

在这个文本里，语言被庞德放在了中心的位置上，而且他的乌托邦理想境界也是通过语言呈现出来的，或者说，语言本身构成了乌托邦的理想境界。在《比萨诗章》的写作中，庞德的语言调遣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了汉语、日语、俄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英语等十几种语言。《比萨诗章》是一个语言的共和国。在这个乌托邦里，不同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交互的，没有奴役、殖民和霸权，全都靠它们本身的魅力呈现并占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成为世事万物的代言者。语言成了庞德唯一能够掌控并愿意被其掌控的东西。比较庞德为构建社会乌托邦所付出的代价，他为建构语言乌托邦所做出的努力持续时间更长，才智耗费更多，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样的建构工作符合罗兰·巴特对语言乌托邦的描述：“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它紧张地朝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新性借助于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征了一个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语言乌托邦在庞德的笔下出现，是庞德的胜利，也是语言的幸运。

三、语言法西斯

“语言法西斯”是罗兰·巴特在1977年提出来的概念，大致来说，有两层含义：

第一，人在使用语言时表现出对语言的法西斯专政似的态度，把语言当作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随意颐指气使的奴隶、肆意发泄欲望的工具，狂妄地拧断能指的脖子，粗暴地扭断所指和能指之间的联系，一味强调所指的确定性乃至政治正确性，把所指弄成干巴巴的阴森森的教条。这是法西斯主义权力在无辜的语言身上的滥用，是对语言的加害和摧残，正如巴特所痛苦反思的：“有股确切的力量将我的语言拽向不幸，拽向自我摧残。”

第二，语言在被使用时表现出对使用主体的反弹乃至反抗的意志和力量，成为“异己的语言”。语言，尤其当众多语言形成某种“语言共同体”，比如“舆论”时，它会对人的思维和表达产生支配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一旦发生，人不仅无法再控制或操纵语言，甚至在受制于语言时感觉不到自己处于受制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人在应用语言，而是语言在应用人。或者说，是语言在通过人这个道具自我表述乃至自我表演，人根本无法摆脱这种成为语言载体的命运，想不说话都不行，想不那么说都不行：“作为语言结构的运用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

前者是作者对语言的暴政，后者是语言对作者的暴政，或者说暴民对暴政的疯狂报复。作者和语言相互结怨、施暴。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和必然结果。庞德在写作中，时不时显露出这两种倾向。

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和才华，庞德在遣辞造句时，往往由着自己的性子和癖好，如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在指挥千军万马，为了达到他一己的野心，不惜让它们成为炮灰。他纵横自如，所向披靡。他紧紧遏制着语言，驱赶着语言，好多语词纷纷倒毙在他笔下，成为他的文化自大狂和写作暴力的牺牲者。

同时，在《比萨诗章》中，有相当数量的词语和句子、意象和典故，仿佛是莫名其妙地自己跑到文本场域之中，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东奔西突，或独立闹事，或结伴撒野，处于无政府主义的失控状态。庞德面对语言在自己笔下的暴力革命睁一眼闭一眼，似乎无能为力。他也许意识不到，是他自己把法西斯主义病菌传染给了语言，教会语言来反抗他自己。对此伯恩斯坦有比较精到的分析：“不知文化自大狂是否有这样的征兆：被一群失调、不可节制的自治性所淹没，这些碎片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拥有自己的诗，决不顺从任何独裁对它们的地位的支配划分，却要求自我作为整体出现，不顺从于庞德心目中的一致性。却遵循被移置——被分散、被玷污——的一致性。”

当然，语言法西斯的语言也包括语言所承载的内容，那就是庞德无怨无悔、至死不渝的对法西斯主义及其头子的欣赏、声援、惋惜和追怀，这些东西在诗中都有表现，或隐或显。

庞德的语言法西斯倾向还表现于他的翻译之中，他的翻译可称“二度创作”或“创作”，以至于美国的个别原创诗歌选本中还选刊他翻译的中国古诗。其实，他的翻译是误读和误解之后对原作的改写。他以改写的方式翻译的大部分是中国古诗。假定我们抛开他的工作的效果，纯粹从他工作的伦理和态度来说，他的翻泽有时可以被看作肆意地粗暴地改写，超越了翻泽工作的伦理本分，对翻译这个专业行当来说是具有很大的伤害的。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对原作施行了暴力，其思想根源是他的法西斯崇拜，而那种崇拜可以被看作是乌托邦意识的变种，或者说是蜕变后的结果。语言法两斯的恶果甚至破坏了庞德的语言乌托邦的建构。

四、结语

庞德是他那个时代最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之一。作为诗人，他极端自诩，认为自己的诗歌才华冠绝一代。对此，他的同时代人，如威廉·卡罗斯等多有描述。况且，他是有狂热理想的诗人，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在文学史上留名，他对社会理想的热忱并不亚于雪莱，有着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与雪菜一样，他也厌恶现实的种种，几乎达到了愤世嫉俗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浪漫主义者或者说是批判现实主义者。他强调意象，开创意象派诗歌，而意象派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但是，意象派只是美学策略或者说修辞手段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从思想渊源上说，它与19世纪以前的传统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庞德接受了乌托邦意识，以此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和改造社会的利器；他的乌托邦理想也是空想，跟从柏拉图到摩尔到傅立叶到雪莱的“乌托邦”一样，但是，跟历史上那些执迷于乌托邦想象的空想主义者不同的是，庞德在现实中碰壁之后，在社会乌托邦的梦想破灭之后，并没有执意要在大地上营造乐园，而是转向了语言乌托邦或文化乌托邦，也即，他后来的乌托邦意识打上了强烈的语言性和文化性，并满足于或者说放纵乌托邦的语言中心主义和文化决定论。他把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全面寄托在汉语、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上，甚至是对它们的误解和误译上。他不顾现实的真实性，甚至不顾历史的真实性。他放弃了乌托邦与实践理性和实践检验之间的可能性联系。他坚信自己的错误，倒不是说他坚信自己的错误是正确的，而是坚信自己的错误是有用的，所以始终坚持自己错误的方法和结论。

无论是从内容层面还是语言层面，《比萨诗章》都内含着乌托邦憧憬及其幻灭的因素。在人生和写作的尽头，庞德为自己设计了这个乌托邦，也许他太着迷于乌托邦幻境了，有时候，他忘乎所以地以为画饼也能充饥，不顾现实条件去寻找实现空想的平台，结果落入了法西斯主义的魔障；有时候，他知道这是难以充饥的画饼，画好的乌托邦其实当然是不存在的。他曾那么孜孜以求、念念不忘，在幻想破灭的时刻，面对乌托邦大厦被夷为平地的时候。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小人，他该如何承受？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