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玲

论词籍校勘对创作的影响
——以晚清四大家为例

李惠玲

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并称“晚清四大家”。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留意于四大词人词籍校勘的思想、方法和意义，鲜有关注校勘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长于填词，为参与词籍校勘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郑文焯致称：“不工词者，先失其信好之笃，更不足与言校词。”[1]指出精于填词者，必对词有着特殊的偏爱，这就为校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填词需要范本，在校勘过程中对宋元刻本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促进词人词风的形成和提高填词的技艺。况周颐在《餐樱词自序》中言：“（王鹏运）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2]指出了词籍校勘对创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晚清四大家词籍校勘活动与创作实践的考察，揭示词籍校勘对创作的作用。

晚清四大家的词籍校勘

晚清四大家都既工于填词，又积极参与词籍校勘。他们以夯实的创作基础投入校勘实践，对词籍校勘不遗余力，大倡词籍校勘之风，开创了近世词籍校勘之学。

王鹏运是最先对词籍校勘表现出浓厚兴趣的。他曾在给缪荃孙的信中称：“吾辈蠹鱼身世。使一日不与线装墨本为缘，如孺子之失乳，行客之无归，怅怅惶惶，不可终日。”[3]表达了对词籍校勘的痴迷。缪荃孙在《宋元三十一家词序》中亦称王鹏运：“仇校忘夫昏旦。”[4]王鹏运从事词籍校刻始于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十四年（1888）《四印斋所刻词》成，后又续加增补，共收入词集及词学著作二十四种。又于光绪十九年（1893）刻成《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后又续校《梦窗甲乙丙丁稿》《樵歌》及《草窗词》等，于1900年、1901年陆续付梓，1904年重加校刻。王鹏运醉心于词籍校勘，为之倾注了二十四年的心血。

况周颐受王鹏运的邀约参与词籍校勘。光绪十四年（1888）况周颐由蜀入京，同官内阁的王鹏运邀请他参与校词。况周颐曾参与《东山寓声乐府》《梅溪词》《乐府指迷》等的校字工作，与邓鸿荃共同校勘《南宋四名臣词集》，协助王鹏运、朱祖谋校勘《梦窗词》，承担王鹏运《宋元三十一家词》中的《逍遥词》《秋崖词》《梅词》《章华词》《燕喜词》《樵庵词》的校勘，还独立校刻《断肠词》和《蚁术词选》。[4]

朱祖谋也是受王鹏运的邀请参与词籍校勘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鹏运约朱祖谋同校《梦窗词》。之后，朱祖谋陆续校《梦窗词》长达二十余年，历四次校勘而后定稿，使《梦窗词》成为最精审的版本。宣统二年（1910），朱祖谋在笺注《东坡乐府》时另创凡例七条，严格区分诗词之别，删除调下滥增的标题，以编年体例重编东坡词等，使词籍校勘愈趋成熟与完善。在重校《梦窗词》及编年笺注《东坡词》的基础上，朱祖谋积三十余年之功，辑校刻成《彊村丛书》，包括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三种（总集五种，别集一百六十八种），共二百六十卷。该丛书以其网罗宏富，校勘精审而享誉学林，与明末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清末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明本词》同被尊为“四大丛刻”。在词籍校勘方面，相较于王鹏运，朱祖谋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郑文焯在光绪辛巳年（1881）就开始批校词籍了。据孙克强、杨传庆辑校的《大鹤山人词话》《白石道人歌曲》中有一种批校本注有“光绪辛巳岁中春，郑叔问校读，时客苏州”。此后，郑文焯又历时多年反复多次校勘《白石道人歌曲》。郑文焯还批校过《乐章集》《清真集》《花间集》《梦窗词》《东坡乐府》《唐五代词选》等唐宋人词集数十种，为近代词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郑文焯对《梦窗词》的校勘也起于王鹏运的属意。与王鹏运、朱祖谋一样，郑文焯也热衷于《梦窗词》的校勘，他手校《梦窗词》达四五本之多，且十余年间未曾中断，用力之勤不让王、朱两家。现存郑文焯《梦窗词校议》和《郑文焯手批梦窗词》都是研究吴文英词的珍贵文献。

在王鹏运的倡导下，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都积极参与词籍校勘，遂开近代词籍校勘风气，词籍校勘之学也成为专门之学，并日益精进。

一定时期校勘对同期创作的促进

词籍校勘与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却常常被忽略。若细心考察晚清四大家一定时期的校勘和同期的创作，可看出校勘对创作的影响。

《双白词》是王鹏运最早校刻的词籍之一，刻成于光绪七年（1881）。王鹏运早期的词多学姜夔。《袖墨集》中经常使用白石自度腔，如《扬州慢》《长亭怨慢》《淡黄柳》《暗香》《疏影》《惜红衣》《秋宵吟》等。王鹏运不但按其曲调，宗其词笔，连小序也模仿白石，如《惜红衣》小序云：“城阴积水清浅，蒹葭弥望，人家三两，偃映丛薄间。霜天弄晴，光景奇绝。软红香中，不易得也。” 此序之情景、意趣类于姜夔，故将此词置之于姜词集中，人故难辨真伪。王鹏运还在词序中直接道出对白石词的倾慕之情，如《袖墨集·长亭怨慢》序云：“白石道人自制曲一卷，高亢清空，声出金石。丁亥秋日，约同畴丈、鹤公、瑟老，依调和之。他日词成，都为一集，命曰城南拜石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白石词的服膺与膜拜。

如果说王鹏运是早期受姜夔的影响，那么郑文焯则是一生追随白石，其对白石词的校勘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其创作。郑文焯学词也是从姜夔入手的，他在苏州结壶园、鸥隐词社，其主要目的是“专以联句和姜词为程课”，即以和白石词为乐。其校勘《白石道人歌曲》历时二十余年，而最早的批校本在1881年至1887年间校刻而成，前有郑氏所记说明在光绪辛巳年校读，后有张祥龄光绪丁亥年跋。这说明学姜词与校姜词是同时的。郑文焯最早的词集《瘦碧词》约作于1883—1888年间，此集中有《踏莎行·重别次湘，和白石道人江上感梦之作》《虞美人·丁亥秋八月十八日石湖丳月，舟中客话小红故事。时同社方和白石暗香疏影二曲，余情赋此。仍次姜韵。梦游之感，同一凄独也》《满江红·和易叔由，同白石韵》《一萼红·和石帚韵，寄怀子复京师》用“白石韵”的词作4首。另有《大酺》一词的词序云：“予与吴社诸子既联句和石帚词八十四阕。”说明了学姜之深心以及用力之勤。郑文焯自此之后，一生属意白石，《樵风乐府》中步白石韵者共有12首，其词也深得白石清空之趣，蔡嵩云评曰：“大鹤词，吐属骚雅，深入白石之室，令引近尤佳。”[5]可谓切中肯綮。由此可见，郑文焯学填词与校勘姜词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晚清四大家都致力于《梦窗词》的校勘，所以他们的词集中用梦窗韵的作品尤多，某些作品的风格也与梦窗相似，这是校勘对创作影响的又一实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鹏运邀请朱祖谋同校《梦窗词》，并将寓所名为“校梦龛”，组织词社进行唱和。因校勘《梦窗词》之故，尽管王鹏运填词不专主梦窗，但此时期王鹏运的部分词作亦与梦窗相近。如“流红春共远，梦迷紫曲，风迫海云飞”（《渡江云》）；“盘虚晕月，佩冷摇烟，幻楚云千叠。香销粉印，妆镜里、隐约眉黄新抹”（《瑶华·水仙》）都甚有梦窗意味。而《齐天乐·咏马神庙海棠》一阕，龙榆生认为：“带梦窗色彩颇为浓厚。”[6]况周颐亦曾参校《梦窗词》，因校《梦窗词》而激起创作热情，《玉漏迟·直庐夏夜校梦窗词，赋呈半塘老人》《减字木兰花·梦窗齐天乐春暮词，余喜诵之。采其意作黄钟调》《减字木兰花·校梦窗词毕书后》等都作于此时。此外，朱祖谋的《彊村丛书》中明确用“梦窗韵”的词作有15首，郑文焯《樵风乐府》中也有9首在题序标明是“和梦窗”之作。四大家在校勘词籍的过程中，或者采原作词意入词，或者步其韵、其调创作，或者模仿其词风，或者因校勘催发创作冲动，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校词对创作的影响。

由上可见，一定时期的校勘对词人的创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者在同一时期促进了相似风格作品的诞生，或者进而影响到词人一生的创作。

校勘对词人风格的影响

词籍校勘对晚清四大家的创作风格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在对宋元刻本的校勘中，或博采众长，或有所选择，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王鹏运在校勘时对宋元椠本及其他词籍刊本备极观览，所以在创作中能博观约取，合众家之长而卓然独立。学词之初，门径固不可误。王鹏运于光绪七年（1881）即着手校勘姜夔的《白石道人词集》及张炎的《山中白云词》，合称“双白词”；光绪十四年（1888）校勘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及王沂孙的《花外集》，其结集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第一部词稿《袖墨集》于白石多有模仿，对玉田也有措意，对碧山颇多敬慕，对稼轩尤为心契。王鹏运能在创作中融合各家，既学稼轩之沉郁悲壮，也学碧山、玉田之要妙深微，还补以白石之清疏，所以王鹏运一开始创作就能博采众长并走上清刚之路。谭献云：“《袖墨集》千辟万灌，几无炉炼之迹，一时无两。”[5]对王词甚为推许。客观而言，《袖墨集》只是王鹏运前期的创作，未脱模仿痕迹，有时也难免“为赋新词强说愁”，远远比不上后期的创作，但一开局就已显示非凡风采，这得益于他从对宋元刻本的校勘中探得学词途径。而纵观王鹏运一生的创作，姜、张、辛、王的影响是由始至终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词籍校勘与创作之关联。

与王鹏运的博采广览不同，况周颐之于校勘，有不同看法：“士生今日，载籍极博。经史古子，体大用闳，有志校勘之学，何如择其尤要，致力一二。”[2]由此可见，况周颐对校勘对象是有所选择的。况周颐受王鹏运之邀参校词籍，选取了《东山寓声乐府》《梅溪词》《断肠词》进行校勘。他所选校之词，颇值得玩味。这些词都偏向于阴柔一路，与王鹏运之清刚大异其趣，从中既可看出况周颐的兴趣所在，亦可看出校勘对词人风格的影响。东山词凄婉深挚，梅溪词奇秀清逸，淑真词清空婉约，况周颐将其融为一炉，形成了凄艳的词作风格。况周颐云：“余自壬申（1872）癸酉（1873）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2]性之所喜，使况周颐在选择词籍进行校勘时选取了长于抒发性灵的《东山寓声乐府》《梅溪词》和《断肠词》，而词籍的校勘，又反过来影响到他的创作。如其评史达祖词云：“《寿楼春》，梅溪自度曲，前段：‘因风飞絮，照花斜阳。’后段：‘湘云人散，楚兰魂伤。’风、飞、花、斜，云、人、兰、魂，并用双声叠韵字，是声律极细处。”[2]正是在阅读和校勘梅溪词时，况周颐对其字、韵有深入的体会，才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于创作中。况周颐门人赵尊岳称：“先生初为词，以颖悟好为侧艳语，遂把臂南宋竹山、梅溪之林。”[7]亦道出况周颐对梅溪词的崇尚。另外，从况周颐词学观念的转变中，也可看出校勘对创作的影响。况周颐受端木埰、王鹏运等的影响，逐渐对其词学思想和创作进行修正，曾自云：“戊子（1888）入都后，获睹古今名作，复就正子畴、鹤巢、幼遐三前辈，寝馈其间者五年始决。”[2]“己丑（1889）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为斠雠，余自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而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2]从“睹古今名作”、“所刻宋元人词为斠雠，余自得窥词学门径”之语，及其词体格的改变，都可看出校勘对况周颐创作的影响。

朱祖谋是四十岁才弃诗为词的，引导其走上填词之路的是王鹏运。朱祖谋云：“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1896），重至京师，王幼霞给事时举词社，强邀同作。”[5]而他对词籍的校勘则始于1899年，与王鹏运同校《梦窗词》。他历时三十余年，四校《梦窗词》，成为词学史上对《梦窗词》用力最勤、体会最深的人。朱祖谋的词，以学梦窗而闻名，他的词集《彊村语业》中公开标明“和梦窗”的词作就有《解连环·秋感，和梦窗》等15首。王鹏运《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跋》云：“自世之人知学梦窗，知尊梦窗，皆所谓但学兰亭面者。六百年来真得髓者，非公更有谁耶？”认为朱祖谋才是真正承传梦窗衣钵的人。胡先骕也说：“盖梦窗胸襟自有过人处，非枉抛心力作词人者比，而百世下，但知其琢句之工，但知学其面目，故终碌碌。独彊村侍郎为能知之，为能学之，得其潜气内转之秘，而尽去其饾饤滞晦之知，遂为一世宗工矣！”[8]在晚清“梦窗热”盛极一时的词坛背景下，朱祖谋能深得梦窗精髓的原因，除了兴趣爱好，恐怕与其反复校勘《梦窗词》不无关系。朱祖谋又曾校《东坡乐府》，晚年有意以东坡词挽救《梦窗词》之失。张尔田在《龙榆生忍寒词序》中云：“侍郎（朱祖谋）词晚年颇取法于苏。”龙榆生在《答张孟劬先生》中亦云：“彊丈之翼四明（吴文英），能入能出。晚岁于坡公，尤为笃嗜。”这些都说明了词籍校勘对填词的影响。如果不是在校勘中对梦窗词与东坡词了然于胸，朱祖谋在创作过程中不可能有意无意受到他们的影响。

在校勘中对某种词风的扬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校勘对创作的影响。比如，郑文焯在校勘《梦窗词》的过程中注意到梦窗的不足，所以其词不学梦窗。他在《梦窗词跋》中云：“词意固宜清空，而举典尤忌冷僻。梦窗词高隽处固足矫一时放浪通脱之弊，而晦涩终不免焉。”[9]正是因为对梦窗词缺点的清醒认识，郑文焯才能在晚清“梦窗热”的大潮之中不随波逐流。

结 语

创作实践是词籍校勘的前提和基础，晚清四大家以其词人的特殊身份从事词籍校勘，为词籍校勘之风的兴起和词籍校勘之学的精进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词籍校勘对词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定时期的校勘对同期的创作会产生促进作用；在校勘词籍中对校勘对象的深入研究也对词人词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创作与校勘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词学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1]黄墨谷.《词林翰藻》残璧遗珠[A].词学(第七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11.

[2]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3]顾廷龙.艺风堂友朋书札(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57.

[4]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46.

[7]赵尊岳.蕙风词史[A].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J].民智书局,1934.

[8]胡先骕.评朱古微彊村乐府[J].学衡,1922,(10).

[9]郑文焯.郑文焯手批梦窗词[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4335.

李惠玲（1973— ），女，广西桂平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词和地域文学。

作者简介：

项目基金：广西教育厅高等学校一般项目，项目编号为201203YB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