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萍 王荣国 孙 建

解读鬼子小说中的死亡意识

吴 萍 王荣国 孙 建

鬼子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他的创作并没有局限在书写、翻新、演义“民族性”这一狭窄的圈子里。从他的籍贯这一点，我们可以称其为少数民族作家；但如果从他的创作方面来说，他超出了“少数民族”的范畴，用他的笔绘制出的是整个社会的图景。对于他自身来讲，也一直试图模糊他的少数民族的身份，为此，他在《艰难的行走》中曾经说过：“我的创作与我那民族本身……丝毫没有痕迹。”鬼子称自己为“第三种作家”，一种介于“现实主义冲击波”和“私人写作”之间的作家，这种姿态的选择是有原因的，那就是真实和人民。鬼子的自身经历让其与这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小说家的身份又让他超脱于二者之上，在谈论《被雨淋湿的河》写作突破的时候，鬼子是这样表述的：“它既不同于‘关于现实’的那些小说，也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写作’。《被雨淋湿的河》的故事是切入现实的，而语言的模式和背景，则保持了现代的叙事……”也许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追求，让鬼子的小说在对“死亡”的处理上，显示出了不同的特色。鬼子与余华、陈染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热衷于对死亡的描述，但细比较之下就会发现，鬼子笔下的死亡与其他两人完全不同，散发着独有的个性的魅力和光彩。

死亡与真实

死亡的意象深受先锋小说家们的青睐，用死亡的荒诞来表现现存的生存境遇的叛离、颠覆。可是在鬼子的笔下，死亡是一种真实的死亡，不带有荒诞的色彩。是从现存境遇中提炼出来的残忍和冷酷，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真实。因此在死亡的表述上，鬼子表现出了与先锋小说家截然不同的套路，他的死亡有因有果，符合社会现实，不存在荒诞不经的弊病。例如，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被雨淋湿的河》中涉及好多人的死，陈村的死，晓雷的死，但是这并没有像先锋小说那样让我们阅读的同时感到阴森恐怖甚至不可思议，换句话说，鬼子不是为了死亡而去写死亡，他更为关注的是为何会死亡，死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正如鬼子自己说的：“在小说里，我力求写得不动声色却惊心动魄，用一个接一个满是热血和热泪的故事让读者受到心灵上的震动，引起他们的思索。”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讲，鬼子抓住了要领，他用“真实”来打动读者。鬼子的小说是现实的，鬼子小说中的死亡也是现实的，他自己认为“主人公必须是平民百姓，小说的故事一定要与现实的血、现实的泪、现实的生存、现实的灵魂等直接有关。”鬼子早期的小说也带有先锋的性质，毕竟作为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免不了对新形式的好奇，但是从《农村弟弟》（1996年第6期《钟山》发表，1997年第2期《小说选刊》转载）就开始转向了，离先锋越来越远，开始追求一种老百姓也能读懂的真实。因此他作品中的死亡与真实有缘，而与荒诞无关。

死亡与拯救

鬼子一直在用他敏锐的洞察力来剥露这个社会的真实，让我们来认清周围的一切，却没有给我们提供解决的方法。他只告诉我们是什么，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鬼子是聪明的，他看透了这个社会的同时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没有去冒充拯救的英雄，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用死亡来完成拯救，这似乎让人听起来就感到荒唐。鬼子从来都是避免用一种躲避死亡的方式来完成对人物的拯救，即使这样来做，拯救的也只是肉体，而深层的原因没有解决会变本加厉地困扰着人物和作者。例如，《贫民张大嘴的性生活》中的张大嘴是一个没钱没貌的男人，但是他对女人同样有些生理上的需求，可是现实的状况不允许他造次，为了满足自己，他就试图用扑克牌游戏来完成自己的性幻想，可是总不能如他的愿，始终不能和他喜欢的女人排在一起，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送那个女人回家，她喝醉了酒并且让他给她把衣服脱下来，女人的肉体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心里，当他拿着女人给他的一瓶酒回家后，又不停地纠缠于自己的性幻想，这次不同的是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让两张牌能排在一起，而是把两张牌撕开交叉在一起完成了意念中的性交过程。但是第二天，人们发现李大嘴死了，可是谁又能知道这背后的原因呢？这也许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件小事，而鬼子却选择了死亡的结局，那一副被他翻了有5000遍的扑克牌，最终只有两张真正地属于他，梅花9和方块3，最后的一夜，当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她老婆说的那样脱了都一样的时候，他更加眩晕。 在醉酒中，他撕开了两张牌，让他们交叉，完成了梦想中的那一刻，而他在更加沉醉中不再醒来。 他幻想，因为他穷，可是有的时候连幻想都不能如他所愿。这也就是鬼子让他死去的原因。死亡，成了鬼子完成人物拯救的最好方式。

死亡与苦难

自古至今，凡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乐意去关注底层小人物的悲苦，这也形成了写作的传统，如杜甫、鲁迅等。作为一个擅长书写苦难的作家，鬼子也没有走出这一传统，他继承了下来，并浓化在他的作品中。因此很多人都认同鬼子是“写苦难的高手”。[1]对苦难的书写是鬼子的自我选择，他说过“也许是老天有眼，让我发现了文坛竟然给我这个乡下的写作者留下了一块空地，就是关于对当下苦难的书写”。[2]鬼子出生在贫困的西部农村，他生命的开始即苦难的开始，生命轨迹中布满着苦难的脚印，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让他对苦难有了个性的理解，他在解剖人物苦难的同时投注的是巨大的人性关怀。生存是残酷的，鬼子作品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苦难者，他们要生存，可命运却被别人操纵着。《被雨淋湿的河》中的陈村是一个典型的苦难者的形象，他委屈求全，忍气吞声，同时也扮演着压制反抗的角色，可是最后的结局呢？不管是求全者还是反抗者都以死亡告终。陈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生存，可是命运、社会回报他的是无法生存。再如《农村弟弟》中的父亲，《谁开的门》里的胡子等，这些人物的命运一次次地撞击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无法忘却苦难。鬼子曾经说过“我利用我所写的一些关于苦难的故事，来表达我对人的生存的一种理解……我觉得苦难这个命题也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生存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苦难的生存。我认为，不管我们的社会怎么进步，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好，但是苦难永远伴随人类”。在鬼子的意识里，生存是苦难的开始，而死亡是苦难的结束，也是欲望的结束。按照这个规则，鬼子给我们提供了结束苦难的方法，就是“死亡”。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死亡与苦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死亡与宿命

鬼子小说中的死者，面对死亡是无助的，他们没有能力反抗，也没有权利选择。我们似乎能看到他们垂死挣扎时可怜巴巴的眼神，此时我们多希望有一点点的转机帮助他们摆脱死亡。可鬼子是冷酷的，他没有给作品中的人物设置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是站在他们的背后冷冷地说，这就是命。“这就是命”，当我们面对无法改变，无法逃脱时，常常会这样对自己说。“命”是万能的上帝或老天爷为你设定的一条无法改变无法选择的人生轨迹。“宿命”成了鬼子小说中对死亡解释的一个理由。命是如此，又有谁能违抗呢？鬼子把宿命意识和死亡意识纠缠在一起，让整个故事、人物的命运走向了必然的冷酷。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鬼子并不是想宣扬什么唯心主义，而是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明白在现实面前，弱小的个体只能认命。现实的残忍、冷酷是个体生命无法扭转的。

鬼子笔下的死亡，不同于西方存在主义对死的剖析，也不同于先锋派那种极富颠覆性的死亡，他笔下的死亡具有民间意识，是其平民化记忆在作品中的延伸，而民间意识总带有某种宿命的因子。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走进意外》中的李条，他在抓奖小姐的刺激下，拿着身上仅有的三块钱去摸奖，而让人无法料到的是，他竟然中了大奖。此次抓奖活动是为残疾人募捐而设立的，当李条要把大奖拿走的时候，活动组织的主任心里很不痛快，他和李条协商。主任说，就当你为我们残疾人做一回好事吧。李条回答，你为残疾人做好事你有工资，我没有。此时的李条只想要他的奖，心中根本没有为残疾人做好事的意识，所以李条是自私的。后来李条用这笔意外之财满足了自己的各个方面的欲望，但偏偏上天弄人，最后李条在一场意外中成了残疾人，而此时身上只剩下三块钱，李条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没有同情残疾人，作者为了惩罚他，或者说是命运为了惩罚他，让他最后也成了残疾人，完成了一场宿命的轮回。这篇小说比较独特，他没有直接刻画人物肉体的死亡，而只是让他残了一条腿，对于李条来讲，虽然肉体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却死了。死亡的气息一直弥漫在作品中，细细研读会发现，鬼子想要展现的是欲望对人性的冲击，在欲望面前，人性溃败了，李条的残腿就是欲望的牺牲品。作者似乎是通过李条的命运在为我们讲述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宿命论。

死亡与反叛

正如上面所说，鬼子笔下的死亡与拯救无关，但却表现了对各种价值、规则的反叛。洪治纲曾说过：“它体现的是鬼子对生存意义的全面怀疑，对违背基本价值准则、充满多种欲望的存在秩序的反感。”[3]鬼子小说中随处可见人物对现实、生存的不满，积攒起来的不满以“反叛”的形式爆发了出来。具有代表性的是《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他不愿意读书，可父亲偏送他去学校，为了反抗，他选择了不辞而别；他杀死了采石场的老板，就因为这个老板心太黑，克扣工钱，刁难工人；在另一份工作中，他又顶撞老板，因为这是一个不把工人当人，动不动就让工人给他下跪的老板；他与教育局作对，因为教育局拖欠老师工资，而那些老师们却都忍气吞声。从中可以看出，晓雷这一段不短不长的人生一直以“反叛”的姿态呈现着。而正是这种“反叛”最后招致杀身之祸。

《被雨淋湿的河》中，作者让同一个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极具社会代表性，读完之后会发现作者试图借晓雷的遭遇暴露社会问题。在这些黑暗、龌龊的社会现实面前，晓雷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勇往直前，抗争、反叛，但结果却被人迫害，最终落得个死亡的结局，这是英雄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作者无情地告诉我们，在残忍冷酷的社会问题面前单靠一个人的抗争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这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所以，晓雷的反叛带有绝望式的宿命色彩，让我们在为晓雷的一生感到悲哀、悲愤的同时，免不了去思考自己此时生存的这个空间。对于鬼子来说，他的一生何尝不是一直在“反叛”着。陈思和在读《被雨淋湿的河》时这样说道：“被作家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大胆揭露和批判精神所感动”[4]，又说“认定了这是近年来青年作家里很少见的具有现实震撼力的作品”[5]。鬼子把种种的“揭露、批判、震撼”都通过“死亡”表现得淋漓尽致。

鬼子善于在短篇和中篇中制造死亡事件，使死亡浓缩在极短的时间内，具有舞台戏剧效果。鬼子从来没有浪费笔墨去刻画一个死亡过程，而通常是简单明了地告诉你，谁死了，或谁即将死去。有的死亡建构了故事的框架，有表示原因的，如《苏通之死》；有表示结果的，如《农村弟弟》中一撮毛的死；而有的只是点缀，如《疯女孩》中，女孩妈妈的死，作者在末尾添上这一笔，只为刻画人物形象，告诉读者疯女孩并不疯，比任何人都清醒，连“我”这样一个知名的医生都被蒙住了。对苦难的刻骨铭心，对死亡的情有独钟，让小说具有了像其名字一样的魅力，一个与死亡很接近的名字。鬼子的小说是具有蛊惑力的，在一种冷静的叙述中紧紧抓住的是读者的心。

参考文献：

[1]鬼子.鬼子的“鬼话”[J].东方丛刊,2004,(4).

[2]鬼子.叙述阳光下的苦难[J].莽原,2004,(5):250.

[3]洪治纲.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A].遭遇深夜[M].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1:235.

[4][5]陈思和.不可一世论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吴 萍，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空军勤务学院飞行保障指挥系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

王荣国，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空军勤务学院飞行保障指挥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孙 建，男，山东济南人，空军勤务学院基础部助教；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作者简介：